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我想也不会。”她自语似地说：“德国跟法国不和，自然不能替他们高兴。”
李莲英听在耳朵里，摸到一点门径了，原来“佛爷”问各国使馆可曾升旗，是要打听各国使馆可是为法国高兴？这当然跟越南打仗有关。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开朗过，此时更见沉重，不能惹她生气。因而特地告诫所有能在慈禧太后说得上话的太监宫女，格外小心，问到外头的情形，不可多话，更不可瞎说。
其实，最后的告诫是过虑，慈禧太后连跟李莲英都懒得说话，她心里只不断默念着盛昱的话：“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
这样想着，已快上轿出宫了，忽又改了主意，转脸对李莲英说道：“先到养心殿！”
这自然是要召见军机，苏拉飞快地传旨叫起。军机上四大臣微觉诧异。这天因为恭王奉旨到东陵普祥峪为孝贞太后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传谕军机，不必见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只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说了什么？”宝鋆猜测着说，“此君好久没有说话了，听说今天的折子是他亲自来递的，而且还在朝房里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不管了，上去再说。”
等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开口便问：“北洋有电报没有？”
“没有。”
“有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脸也绷得极紧，“边疆处处多事，督抚都是一样，无非空话搪塞。钱花得不少，左手来，右手去，户部库里空的时候居多，谈了几年的海防，效用在那里？”她的两把儿头上的黄丝穗子，尽自晃荡，“我好些日子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觉了！一想起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儿见祖宗？”
最后那句话，比一巴掌打在人脸上还厉害，从宝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头，局促得抬不起脸来。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收场？战也不是，和也不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一天一天混了过去。怎么得了？”
“奴才等奉职无状。”汗流浃背的宝鋆很吃力地答奏，“虽说内外的难处很多，总归军机难逃失职之咎。奴才等实在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多少年来积习难返了。”慈禧太后欲语不语地，终于叹口气说：“你们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个个神色都不自然。口中不言，心里却都惊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后这番严厉的责备，到底因何而发？
“盛伯熙的折子下来了没有？”宝鋆忽然问起，将军机章京找了来问。
“没有。”
“言路上还有谁的折子？”
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
明末四公子汉宫名媛王昭君任公与刁间临邛卓家三春争及初春景清末四公子乞女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玉垒浮云状元娘子清朝的皇帝红顶商人胡雪岩缇萦乾隆韵事八大胡同艳闻秘事买命恩怨江湖大将曹彬八大胡同慈禧全传李莲英听在耳朵里，摸到一点门径了，原来“佛爷”问各国使馆可曾升旗，是要打听各国使馆可是为法国高兴？这当然跟越南打仗有关。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开朗过，此时更见沉重，不能惹她生气。因而特地告诫所有能在慈禧太后说得上话的太监宫女，格外小心，问到外头的情形，不可多话，更不可瞎说。
其实，最后的告诫是过虑，慈禧太后连跟李莲英都懒得说话，她心里只不断默念着盛昱的话：“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
这样想着，已快上轿出宫了，忽又改了主意，转脸对李莲英说道：“先到养心殿！”
这自然是要召见军机，苏拉飞快地传旨叫起。军机上四大臣微觉诧异。这天因为恭王奉旨到东陵普祥峪为孝贞太后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传谕军机，不必见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只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说了什么？”宝鋆猜测着说，“此君好久没有说话了，听说今天的折子是他亲自来递的，而且还在朝房里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不管了，上去再说。”
等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开口便问：“北洋有电报没有？”
“没有。”
“有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脸也绷得极紧，“边疆处处多事，督抚都是一样，无非空话搪塞。钱花得不少，左手来，右手去，户部库里空的时候居多，谈了几年的海防，效用在那里？”她的两把儿头上的黄丝穗子，尽自晃荡，“我好些日子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觉了！一想起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儿见祖宗？”
最后那句话，比一巴掌打在人脸上还厉害，从宝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头，局促得抬不起脸来。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收场？战也不是，和也不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一天一天混了过去。怎么得了？”
“奴才等奉职无状。”汗流浃背的宝鋆很吃力地答奏，“虽说内外的难处很多，总归军机难逃失职之咎。奴才等实在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多少年来积习难返了。”慈禧太后欲语不语地，终于叹口气说：“你们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个个神色都不自然。口中不言，心里却都惊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后这番严厉的责备，到底因何而发？
“盛伯熙的折子下来了没有？”宝鋆忽然问起，将军机章京找了来问。
“没有。”
“言路上还有谁的折子？”
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