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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清宫外史上(15-3)

    “是啊!我亦奇怪。走!看他去。”
    盛昱家园林清幽雅致,牡丹尤负盛名,阳春三月,正当盛放。主人风雅好客,年年此时,排日作文酒之会,至于三五知好,对花引觞,更几乎日日如此。然而这一天却是例外,盛昱短衣负手,低头疾步,偶而拈花,却不是微笑而是长吁。
    在门前却又是一番光景,热闹与清冷大异其趣。朱谕一传,震动大小衙门。同治四年恭王被谴,不足与此事件相比,拿辛酉年杀肃顺一事来相提并论,对政局的影响差相仿佛,而予人的突兀之感,只多不少,因为肃顺将有大祸,事先有明显的迹象,而军机全班尽撤,连军机大臣自己都如在梦中。
    因此,大家探索真相的兴趣,也格外浓厚。而唯一的线索,只是盛昱一奏。他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见得他的笔厉害,一方面也可以想见他如何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清流建言,多蒙荣宠,现成的两个例子:张之洞以詹事府五品的左庶子,十五个月的工夫,由升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而超擢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张佩纶则更由右庶一跃而署理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以后又派为总署大臣。如今盛昱也是位列清班的左庶子,以彼例此,将被大用是可预见之事,这个将爇的“冷灶”,不可不烧。再有些人是专为要打听他的折子中说了些什么话,这不仅出于对朝政的兴趣,而且也关碍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因为可超而知的是,他既能劾罢全班军机,自然曾痛论朝局,其中必定列举许多腐败的例证,如果为他的笔尖儿扫着,便得早筹避祸之计。就因为这些缘故,访客络绎不绝,而门上奉命,一概挡驾。当然,王仁东跟张华奎是例外,他们是不须通报的熟客,一看门前车马塞道,径自敲开花园边门,在建于假山顶上的月台,见着了盛昱。“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王仁东笑道:“高致真不可及!”
    “唉!”盛昱叹了口气,怔怔地望着来客,竟说不出话。
    见他是这样的神情,张华奎悄悄拉了拉王仁东的衣服,示意他说话谨慎。王仁东当然也看出盛昱的心境,不敢再出以轻松戏谑的态度,试探着问说:“折子始终没有发下来?”
    “就是不发不好!唉,”盛昱又叹口气,“我好悔!”
    这句话使得两位来客的心都往下一沉,听他的话,似乎是说他们俩害了朋友。王仁东性情比较褊急,当时便神色严重地说:“伯熙,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你悔些什么?”
    “我悔我太轻率。无形中受人利用。”
    “什么?”王仁东越发沉下脸来质问,“谁利用了呢?”
    见他声色俱厉的样子,盛昱一愣,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回想了想彼此的对答,不由得哑然失笑:“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不会利用我,我也不会为你们所利用。”
    这是很凶的一个软钉子,藐视之意,十分明显,但因话答话,没有什么不对,张华奎深怕彼此的话,越说越僵,赶紧从中解释。
    “大哥,”他一直用这样亲热而尊敬的称呼叫盛昱,”旭庄完全是爱朋友的一番意思。这样的至交,即使有什么事要请大哥主持公道,亦一定明白相求,如何说得到‘利用’二字?
    所以旭庄气急了。”
    “原是如此!”盛昱为了表示待友的诚意,招招手说:“两位请随我来。”
    到了他那间插架琳琅,四壁图书,布置得极讲究的书斋中,盛昱从红木书桌的抽斗中,取出“折底”来给王仁东看。是张华奎的原稿经过删改的,一看事由,只涂掉了三个字,原文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李鸿藻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涂掉了李鸿藻这个名字,便变成劾及全班了。
    然而通篇大旨,还是以劾李鸿藻为主,谈到恭王的只有一句话,说用潘鼎新、张凯嵩,“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是说恭王鉴于李鸿藻轻信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之失,而不敢起用新人,以为用潘、张是“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
    “这也不算苛责。”王仁东诧异,“何以恭王会获以重谴?”
    “就是这话罗!”盛昱使劲挥舞着手说,“现在我才想通,上头跟这个,”他做了个七的手势,“早就打算去恭王了。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优礼,怎么样也说不出不要恭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一语之微也算是抓住了题目。你们想想,我不是受人利用了?”
    “原来如此!”王仁东才知自己误会得不识高低,既感安慰,亦觉自惭,勉强笑道:“这倒是我拿我自己看得太高了!”
    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由张华奎道破了藏在每人心中的一个疑问:“醇王会不会进军机呢?”
    “谁知道?”盛昱紧接着用很有力的声调说:“倘有其事,我一定上折子力争。”
    “不知道这趟会不会有人替恭王讲话?”
    这一问,使得盛昱深感兴趣。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免失望,恭王遭遇严谴,头一次同治四年,是惇、醇两王仗义执言,第二次同治十三年,是文祥全力斡旋,两次回天,只因为都是“闹家务”,第二次近乎儿戏,所以易于排解。而这一次看起来是兄弟争权,但题目上争的是国事,争的是公是公非,没有人敢说慈禧太后的决定不当,要求收回成命,否则就是干预大政,僭妄太甚。
    这样想着,便不住摇头:“不会的!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好讲话。”
    “解铃系铃,只怕大哥倒是例外。”张华奎试探着说。
    盛昱心中一动,倏然举目,看着王仁东问道:“你以为此举如何?”
    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算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鋆、李鸿藻、景廉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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