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
汉宫名媛王昭君三春争及初春景大浪淘沙李鸿章慈禧全传草莽英雄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风尘三侠明末四公子董小宛临邛卓家李鸿章乾隆韵事买命丁香花任公与刁间恩怨江湖缇萦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明朝的皇帝状元娘子“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