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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清宫外史上(19-2)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尽。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
    “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隆。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刘铭传峻然拒绝,第一次攻台之战,不了了之。奏报到京,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
    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红毛城”上的五尊旧炮,毫不管用,等于无险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
    驻淡水的英国领事,得到消息,提出坚决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无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响英国的商务。
    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当反复争辩,不得要领时,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照原定的计划,沉下几条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孤拔卷土重来,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国兵舰十一艘,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亲自率领,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两点钟,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展开激战。章高元接到报告,率领两百多人赴援,法军不敌,因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这时的刘铭传,正在基隆炮台督战。相持不下之际,谍探来报,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刘铭传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帅,”曹志忠疑惑地问:“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
    “不要紧!”刘铭传说,“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
    林朝栋是彰化巨族,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饷助军,授职游击,留福建补用。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积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諡刚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
    林朝栋以骑都尉的世职,捐了个郎中,在原籍做绅士,平日急公好义,深得地方爱戴。中法交涉破裂,战火将起,林朝栋招募了五百人,自备两个月的粮饷,去见刘铭传,愿意防守一方。刘铭传自然嘉许,立刻拨给军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为他的防区。此时又负起扼守狮球岭,严防基隆弃守以后的法军南侵的重任。
    当然,刘铭传弃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没有兵舰,炮台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舰炮轰,徒然挨打,兵打光了,基隆还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后,法舰不能深入,炮轰的威胁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军登陆,则正好迎头痛击。第三、是因为南北洋对援台一事,或者不甚起劲,或者口中喊得起劲,并无实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严旨督饬,后援方始会来。这最后一层用意,孙开华等人,自然是无法了解的。
    回到沪尾,重新部署防务。以孙开华专守淡水炮台,章高元和刘铭传的侄孙刘朝枯分布沿海一带,此外还有士勇一营计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间,这一营士勇是李彤恩招募来的。刘铭传奉旨防台,朝命准许自行募勇,增强防务,刘铭传便委派候补道充任洋务委员的李彤恩,专司其事。
    李彤恩办事很实在,贴出布告以后,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镇,只见应募的小伙子,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便也下手帮忙。百忙中一眼瞥见一个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肤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间带着点娘娘腔。定睛细望,想起来了,是唱歌仔戏的小旦张阿火。
    “阿火!”李彤恩问道:“你来干什么?”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来投军。”
    “投军!你开什么玩笑?”李彤恩说,“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装,自然就会跟他们拚命。”
    李彤恩大为惊异,想不到演惯佳期密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不尽闺中哀怨的张阿火,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再跟李大人说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闹着好玩的。说到打仗,我是头一回。不过,我想法国人也不会比野猪再凶吧!”
    “喔!我懂了,你喜欢打猎?”
    “是!”阿火手一指,“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见十来个精壮少年,口嚼槟榔,嘻开一张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发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从咸丰初年以来,招募乡勇,都遵循曾国藩的成法,而曾国藩又师戚继光的遗规,务取一双泥巴腿的乡农。此辈假以时日,可以练成一支经得起败仗的劲旅,但诚朴有余,机变不足,训练起来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们救急。这些猎户,年轻力壮,又会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阵,岂不大妙?
    于是李彤恩欣然问道:“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从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张阿火答道,“他们听说我要来投军,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却又正色告诫:“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这么说。不过他们还是愿意来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条命。”
    “肯玩命还怕什么?”李彤恩察言观色,对张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张阿火必是讲义气,重然诺,为一方的侠少,因而便又问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来?”
    “千把人总喊得到。”
    “都是猎户?”
    “也有打渔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听你的话?”
    “都是我的弟兄。没有什么事讲不通的。”
    他虽是不矜不伐的神态,李彤恩却到底还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说:“你去招五百人来。要个个管用,这五百人就归你统带,我先给你请一张‘五品军功’的奖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张阿火问,“招五百人容易,从山上下来,得有住的地方……。”
    “这你放心。我点了人数,马上发号衣、发饷,自然也要拨地方给你安顿。”
    张阿火欣然应诺,当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诺,来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猎户,带着土枪下山,直奔台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们进城。张阿火倒也很讲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单身去见李彤恩复命。
    李彤恩细问究竟,听说都来自基隆、淡水之间的山中,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为胜人一筹。等到出城亲自编点,益发觉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锐之师,所以逐一抚慰,异常殷勤。张阿火和他的弟兄们便益发起劲了。
    “阿火!”李彤恩说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象你这样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将来报到朝廷,不大好听。”
    “那就请李大人给我改一个。”
    李彤恩想了一下说:“改名李成好了。姓张就是张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张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识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全。总之张阿火是非常珍惜这个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觉得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张李成约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余,喜孜孜地去报告刘铭传。
    刘铭传正在苦恼。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见到李彤恩,正好发一发牢骚。这也难怪他,驻扎台南的台湾道刘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与李鸿章的关系,尽人皆知,左李不和,势如水火,因而刘璈对巡抚衔的长官刘铭传,并不买帐,四十营防军倒有三十一营摆在彰化以南,自加节制,对北面的粮饷接济,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台北府岌岌可危,长官向部属求援,而刘璈居然置之不理,刘铭传如何能不气恼?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过六百人,连以前调到的,总计亦只一千三百人,章营只有两百余人。怎么得了?”
    当然,还有孙开华、曹志忠两军,不过孙曹是湘军,而且出身霆军,尹漋河之役,鲍超与刘铭传失和,因而霆军与铭军一向是死对头。现在刘铭传对待孙、曹二人,虽然刻意交欢,但内疚于心,总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这两个人。
    李彤恩当然知道他的心病,实实在在是心病,孙、曹二人对于当年的嫌怨,已经淡忘,曾经在李彤恩面面有过表示,此时正好用来劝慰刘铭传。
    “省帅怎么不提孙曹两位?”李彤恩故意这样问说。
    “老兄不是明知故问?”刘铭传苦笑着答说,“他们两位总算捧我的场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谈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祸福相共,省帅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气了。”
    “那里?老兄这番责备,我可不认。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适得其反。孙曹两位,都以为省帅原是推诚相与,但太客气了,反让他们有见外之感。”李彤恩说,“我看省帅还是脱略虚文,该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刘铭传惊喜地问,“他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省帅面面瞎说?”
    刘铭传决定接纳李彤恩的建议,唤一名亲兵,去请孙开华、曹志忠来议事。相见携手,特致亲切,加以李彤恩从中穿针引线,极力拉拢,十几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涣然冰释。
    然后商定了诱敌之计,各自返回防区,准备迎敌。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国兵舰开炮大轰,不下数百发之多,然后法国陆战队八百人,在炮火硝烟掩护之下,分乘小艇,强行登陆,目的是想占领炮台。
    首当其冲的是孙开华的三营,中右两营在前,后营接应,短兵相接,各尽全力。孙开华所部吃亏的是枪械不如法军精良,看看有抵挡不住之势,而午潮初涨,却又有后援的法军,继续涌到。
    于是埋伏在后山的张李成一营出动了。五百人分成两队,第一队两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发赤身,口喷大嚼槟榔而生的红沫,到达炮台前面临水的斜坡上,一字排开,卧倒在长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搁在右膝盖上,揸开脚趾,枪管就搁在当中,静静等待。
    后援的法军,乘潮上坡,端着枪直往上冲。张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离够了,朝天放了一枪,这是“号炮”,二百五十支枪应声而发,法军立刻就倒了几十。未倒的不知弹从何发?相顾错愕之间,草丛间又来了一排枪,打死了好几十。
    这一下,法军不能不后退了。然而还有伏兵,张李成的另外一队,两翼包抄,直逼面前。法军抢艇退去,其时正当落潮,小艇胶着在沙滩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孙开华的部下,见此光景,士气大振,奋勇肉搏,冲动了法军的阵脚。孙开华身先士卒,阵斩法国军官一名,夺旗踏阵,终于将法国兵驱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率领兵舰在观战,在山上,有英国商民用望远镜在了望。这一仗打得不坏,法军伤亡惨重,还被俘了十四人,英国人大为喝采。
    但是十四名战俘为孙开华下令枭首,亦为英国商民所亲眼目睹,认为中国军队违反万国公法,提出抗议。刘铭传当然置之不理,飞章奏捷,盛道孙开华的战功,请求破格奖赏。
    提到张李成,只有一句话:“领队袭之”,但保奖却不没其功:“五品军功张李成,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并加都司衔”。
    十二天以后,孤拔布告封港,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只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这一来,商货断绝,文报不通,台湾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无一不缺。当然,各国的商务亦大受影响,尤其是英商的贸易停顿,损失最重。
    朝廷得报,大为焦急,但亦只有以严旨命令南北洋选派铁甲快船,多带兵勇器械,星夜驰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铁甲船五只,何敢闯关?就算敢闯,这些小船上也载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鸿章决定趁此机会,逼一逼朝廷,回心转意,重新谈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设他法,解此危困”之类的话,旁敲侧击。
    因此,刘铭传由厦门转发的电报,到达北洋,转给总理衙门时,李鸿章往往加以增删,张大其词。台湾海口不过封锁了两天,他就这样电报:
    “顷刘提督初三由厦门转电,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无信,富绅多举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余,无器械不受约束,不能御敌,徒索饷闹事。土匪四起,疫疠不止,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如十日外无电到,北不保。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现在洋火药已缺,食盐无来,百姓扰乱,饷路亦阻,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请转电总署。”
    李鸿章转发了这个电报,自道亦为“痛哭流涕”。其实电文中他加上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假话,既然法国封锁,“富绅多举家逃走”又往那里去逃?刘铭传自己说过,在官绅中“有可用者,无不广致礼罗”,所以除林朝栋自成一军,扼守狮球岭以外,台北板桥的林维源捐饷二十万两;新竹绅士林汝梅招募练勇二百人,自筹两个月的粮饷,协守海口;基隆与台北接壤之处,由武举人王廷理、周玉谦捐款募勇三百人,据险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饷的也很多,绝少举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过由前线逃到后方,由法国所占据的基隆逃到台北。
    当然,希望谈和的,不止于李鸿章,在台湾有贸易利害关系的各国,亦希望中法罢兵议和。特别是英国,因为台茶不能出口,约会驻英公使曾纪泽,打算出面调解。
    英国调处的条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国履行天津条约,劝请法国不索赔偿,撤出台湾海口。这些条款,对中国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总理大臣都不敢答应。结果提出对案八条,要修改天津条约;要在镇南关外设官;要法国不用保护越南的名义;要法军退出基隆,……最后一条是:“中国不索赔款,如法有不允之条,应先赔偿中国损失。”
    这是南辕北辙,自然谈不拢。同时法国又向作调人的英国提出条件:中国完全履行天津条约,法军占据台北,直到中国允赔兵费,方始退出。这当然更谈不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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