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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清宫外史下(4-1)

    果然,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醇王,面谕铁路停办。醇王亦宛转上言,代为乞恩,保全老臣的体面。慈禧太后本有向李鸿章示惠之意,自然乐从。
    因此,尽管有人颂扬皇太后圣明,面谕醇王停办铁路,李鸿章由于军机否认此说,所以照常备妥图说,送请军机处呈递御前。接着便发了廷寄,说李鸿章建议“试办阿城至临清铁路为南北大道枢纽,阿城临清二处,各造仓廒数所,以备储米候运等语,所陈系为运粮起见,不无可采。”以下就用孙毓汶的见解,近黄河一带的铁路,是否会被大水冲刷,不可不预为筹计,责成崧骏、陈士杰及河道总督成孚,派人详细勘查,据实复奏。最后特别告诫:“其建设仓康及转运应办事宜,着按照所陈各节,悉心会商,妥为筹议,一并迅速奏闻。”
    这道上谕还算切实,李鸿章相当满意。复奏如何,自然影响成败,而陈士杰虽不和睦,所好的是掌握关键的崧骏,未调漕督以前是直隶藩司,平日书信往来,称之为“弟”,是这样不同泛泛的关系,李鸿章便有把握,崧骏一定会附和其议,力赞其成。
    ※  ※ ※
    同一天还有一道紧要上谕,就是设立海军衙门,为预先所计议的,特派醇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
    在醇王总理之下,有两会办、两帮办,满汉各半。会办是奕劻与李鸿章,帮办是正行旗汉军都统善庆与还在伦敦、尚未交卸出使大臣职务的兵部右侍郎曾纪泽。懿旨中又特别宣示:北洋精练海军一支,着李鸿章专司其事。
    上谕一下,李鸿章第一件事是呈递谢恩折子,同时也要预备召见。这就必得跟醇王先见一次面,估量慈禧太后可能会问到的话,商量应该如何回答。那知他未到适园,醇王先就送了信来,说这天上午,慈禧太后召见军机,曾提到驻德使馆有人来信,指控李凤苞订船的弊端,迫不得已,只有由总理衙门将王咏霓的来信,送交军机呈递。同时又面奉懿旨:
    下一天召见李鸿章。
    接到这个信息,李鸿章暗暗心惊。不想小小刑部主事的一封私函,竟会上达天听,倘或因此惹起风波,阴沟里翻了船,才是丢人的大笑话。
    所幸的是,王咏霓的原信,张荫桓已觅来一个抄本,找出来细细参详,还有可以辩解之处,比较放心了。不过为了表示问心无愧,要出以泰然,醇王那里,反倒不便再去,免得他疑心自己为此事去探听口气。因而只写了一封回信,提到李凤苞之事,说他亦非常诧异,如果真有弊端,李凤苞就是辜恩溺职,应该严办。
    ※  ※ ※
    到了宫里,才知道内奏事处已传懿旨:李鸿章与醇王一起召见。两人匆匆见面,谈不到几句话,已经“叫起”了。
    进殿先看慈禧太后的脸色,黄纱屏掩映之下,不甚分明,只听得慈禧太后微微咳嗽,声音发哑而低,李鸿章凝神静听,连大气都不敢喘,真有屏营战兢之感。
    “办海军是一件大事。”慈禧太后闲闲发端:“史书上说的‘楼船’,那能跟现在的铁甲船比?将来等船从外洋到了,你们都该上去看一看才好。”
    “是!”醇王答说:“船一到,臣就会同李鸿章去看。”
    “这倒也不必忙在一时,总先要操演纯熟了,才有个看头。
    这三条铁甲船,派谁管带?”
    这下该李鸿章回答了:“原有副将刘步蟾他们二十多个人,派到德国,一面照料造船工程,一面学习驾驶、修理。这一次帮同德国兵弁,驾驶回国,等他们到了大沽口,臣要详细考查,再禀知醇亲王,请旨派定管带。”
    “德国兵弁把船开到,自然要回国。咱们自己的人,接得下来,接不下来呢?”
    “一时自然接不下。臣跟醇亲王已经商量过,酌留德国兵弁三两年,把他们的本事都学会了,再送他们回国。”
    “可以。”慈禧太后拈起御案上的一封信,扬了一下:“有人说,镇远的工料不及定远,造价反而贵了。这是怎么说?”
    “镇远铁甲厚薄,一切布置,都跟定远一样,不同的是,定远水线之下,都是钢面铁甲,镇远的水线之下,参用铁甲。这因为当时外洋钢价,突然大涨,不能不变通办理。当时奏明有案的。”
    “济远呢?”慈禧太后将信往外一移,“这个王咏霓来的信,你们看看!”
    于是醇王先看,看完不作声,将信随手递给李鸿章,他假意看了一遍,恭恭敬敬地将原信缴呈御案,方始不慌不忙地分辩。
    “王咏霓是亲眼目睹,臣还没有见过济远,不知道王咏霓的话,说得对不对?不过,他说济远不能跟定远、镇远一起回国,似乎言过其实,如今济远已经跟定远、镇远一起东来了。”
    “我也觉得他的话,不免过分,可是也有说得有理的。”
    “是!”李鸿章答道:“济远是一条快船,当时是仿英国的新样子定造的,因为是头一回,有些地方不大合适,臣亦早已写信给曾纪泽,托他跟许景澄商量,新订的两条船,尽力修改图样。总之,好的地方,务必留着,不好的地方,务必改掉。”
    “原该如此。不过,如今既有这么许多毛病,只怕枝枝节节地改也改不好。七爷,你看,是不是打个电报给他们,那两条新船先缓一缓,等事情水落石出了以后再说?”
    “这,”醇王转脸,低声问道:“少荃你看呢?”
    李鸿章想说:“两条新船已经跟人家订了建造合同,付过定洋。如果缓造,要赔补人家的损失,太不合算。”这几句话已到口边,发觉不妥,就不肯出口了。
    “皇太后圣明,理当遵谕办理。”
    “那就这样办了。”醇王答说,“臣回头就发电。”
    “李凤苞这个人,”慈禧太后看着李鸿章问,“他是什么出身?”
    “他是江苏崇明的生员……。”
    李鸿章奏报李凤苞的简历:此人精于历算测绘之学,为以前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所赏识,替他捐了个道员,派在江南制造局当差。曾主办吴淞炮台,绘制地球全图,还译过许多声光化电之书,在洋务方面颇有劳绩。
    光绪元年丁日昌当福建巡抚,兼充船政大臣,特地调李凤苞为船政局总考工。以后遣派水师学生留学,由李凤苞充任监督,带领出洋。
    光绪四年继刘锡鸿为驻德国使臣,以迄于今。
    “李凤苞对造船,原是内行,而且在外洋多年,洞悉洋人本性。不过,臣与他本无渊源,只觉得他很干练,操守亦还可信。而况他是朝廷驻德的使臣,这几年既然向德国订造铁甲船,臣自然委托他经理。”
    这是李鸿章为自己开脱责任。慈禧太后懂他的意思,点头说道:“原不与你相干。将来等船到了,有没有象王咏霓所说的那些情弊,当然要切切实实查一查。你也不必回护他。”
    最后这句话颇见分量。李鸿章诚惶诚恐地答道:“臣不敢!”
    “七爷!”慈禧太后遂即吩咐:“你就传话给军机拟旨吧!你一个,李鸿章一个,”她想了一下又说:“再派奕劻。就是你们三个,会同去查。”
    这重公案,到此算是有了处理的办法。虽然面子上不甚好看,但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醇王与奕劻都可以讲得通。倘或交都察院或者兵部,甚至刑部查办,要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不容易了。
    “李鸿章!”慈禧太后谈到一件耿耿于怀的事,“蚕池口的天主教堂,那么高!西苑的动静,都在洋人眼里了。实在不大妥当。六月里,神机营找过一个英国人,他上了一个条陈,说有法子让他们迁走。这件事别人办不了,你得好好费心。”
    李鸿章在天津就听说过此事,料知责无旁贷,也约略思量过应付之道,此时自然毫不迟疑地应承:“皇太后请放心!
    臣尽力去办,办妥为止。”
    这个答复简捷痛快,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对醇王说道:“你就把那个条陈交给李鸿章吧!”
    ※  ※ ※
    等李鸿章回到贤良寺,总理衙门已将条陈送到。上条陈的英国人叫敦约翰,十年前曾由英国公使威妥玛介绍,与李鸿章见过一面。在他的印象中,此人谨慎能干,颇可信赖。因此,李鸿章对他的条陈,相当重视,急着要看。
    原本是英文,由北洋衙门的洋务委员伍廷芳,连夜赶译成中文。接着便将敦约翰约了来,当面商谈。
    “你为北堂所上的条陈,我已经看到了。今天要跟你细细请教。”
    等伍廷芳译述了李鸿章的话,敦约翰答道:“神机营有个姓恩的道员,是我的朋友,他来跟我说:北堂建在内城,邻近宫殿,大不相宜,能不能把这个教堂拆掉?我告诉他说,拆教堂这件事,亵渎宗教,是极大的忌讳,切不可鲁莽。他请我想办法,我考虑了好久,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可行,就是在京城里,另外找一处大小相称的地方,照北堂原来的规模,新造一所教堂,作为交换。恩道员就请我写一个书面文件,拿走了。”
    “原来如此!”李鸿章问道:“北堂现在由谁主持?”
    “是意大利人,名叫德理雅布,我也认识的。”
    “属于那个教会?”
    “属于法国的教会。”
    “拆北堂一事,跟德理雅布交涉,行不行?”
    “不行,不行!”敦约翰连连摇手:“以前的主持叫都乐布理斯,秉性和平,有勇有谋,跟他商量,或者可以成功。现在的这个德理雅布,是去年都乐布理斯去世以后,由宣化府调来的。此人胆小,没有主见,跟他商量,一定大为张皇,反而误事。”
    “那么,”李鸿章问:“跟法国公使商量呢?”
    “更加不可以。法国一定会从中作梗,无济于事。”敦约翰说,“这件事如果希望成功,只有派人到巴黎,与北堂所属教会的会长商量,得到他的许可,法国公使就不会再阻挠了。”
    敦约翰在条陈中,曾经自告奋勇,所以李鸿章问他:“如果请你去,你是英国人,怎么能办得通?”
    “我虽是英国人,但是我信奉天主教,以教友的资格,代表中国去交涉。”
    “如果请你代办,你这个交涉,预备怎么一个办法?”
    “第一,”敦约翰说,“要请中国政府给我一份委任书,作为凭证;第二,我到了巴黎,先要联络几位有声望的人士,请求他们协助;第三,见了法国天主教会的会长,我预备这样说……。”
    敦约翰的说词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一向受到优待保护。如上年中法失和,兵戎相见,而法国教士受中国政府保护,照常传教,并未驱逐出境。这种格外体恤的恩惠,不可忘记。
    北堂的建制过高,下窥宫廷,依照中国的习惯,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现在中国政府愿意另外拨给一方基地,并负担建筑新堂的费用,这是情理两得之举。如果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还可以特颁上谕:凡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只要安分守己,不犯法纪者,各省督抚一律保护,不准欺侮。
    “我想,”敦约翰说,“大致照这样的说法,应该可以征得同意。然后,我再转到罗马去见教皇,事无不成。现在唯一的顾虑是,法国天主教会会长,虽然同情中国的要求,但怕他不敢作主,要跟法国政府去报告。那一来就麻烦了。”
    “是啊!倘或如此,你又有什么应付的办法?”
    “或者可以请英国驻法公使出面斡旋,不然就请德璀琳协助,由他跟北堂主持、法国公使去关说。这只有见机行事,到那时候,我会从巴黎直接跟德璀琳密电商议。”
    德璀琳是德国人,现在是中国的客卿,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李鸿章知道敦约翰跟他有很深的交情,认为办法相当切实,决定接纳。
    “敦约翰先生,”李鸿章问道:“如果请你代办,往还要多少日子?”
    “总得五六个月。”
    “费用呢?”
    “旅费估计要五千银元。”
    李鸿章点点头表示同意。灵机一动,随又问道:“我中国遇有天主教传教案件,向来是跟法国交涉。如果你能见到教皇以及教廷外务部,那么日后如有传教案件,不经过法国,直接跟教廷打交道,可以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中国果真有这样的意思,教廷一定非常欢迎。”敦约翰说,“近来我听各地天主教士说,中国待教士相当厚道。可是传教案件,一经法国公使总理衙门交涉,往往节外生枝,插入其他事故,多方勒索,使得中国政府误会天主教士难以相处,这决不是教廷的本意。如果中国能派一位公使,常驻教廷,教廷亦派代表常驻中国,有事直接商谈,无须法国代为经手。”
    “这样做法,恐怕法国政府会不高兴。”李鸿章问,“你以为如何?”
    敦约翰又说,信天主教的中国百姓,所以要倚恃法国出面来保护,是因为中国政府视之为化外之民。如果朝廷有一通剀切的上谕,不得歧视教民,那么中国百姓受中国政府保护,乃是天经地义,何劳法国出面来替他们主张利益?至于教案有教廷代表可以交涉,法国更不能无端干预。所以只要中国自己有正当的态度,适宜的措施,实在不必顾虑法国政府的爱憎好恶。
    这番话在李鸿章听来不免暗叫一声“惭愧”,同时作了决定,乘此时机,委托敦约翰向教廷接洽建交之事。
    “你所要的盘川五千银元,可以照拨。不过给罗马教皇的信,只能隐括大意,不便说得太明白。“李鸿章又很郑重的叮嘱:“这一次托你去办这件事,务须秘密,千万不能张扬。请你随时小心,相机行事,不要辜负委任。如果事情办成功,我们当然另有酬谢。”
    “是的!我尽我的全力去办。”敦约翰说,“在我离开中国以后,旅途中的一切情形,随时会用密电报告。请爵士指定一个联络的人。”
    李鸿章略想一想问道:“德璀琳如何?”
    “很好!”敦约翰欣然答说:“我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
    李鸿章很高兴。事情的开头很顺利,就眼前来说,足可以向慈禧太后交代了。
    ※  ※ ※
    打点行装之际,有了一件喜事,安徽来了一个电报,李鸿章的次子经述,乡试榜发,高高得中。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本是他的侄子,经述才是亲生的,所以排行第二,其实应该算作长子,格外值得庆幸。
    不过李鸿章不愿招摇,所以凡有贺客,一律挡驾,只说未得确信,不承认有此喜事。就算乡榜侥幸,云路尚遥,也不敢承宠。
    只是这一来倒提醒了他,还有几个人,非去拜访不可,一个是潘祖荫,一个是翁同龢,一个是左都御史奎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童华,他们都是今年北闱乡试的考官,从八月初六入场,此刻方始出闱。
    依照这四个人住处远近拜访,最后到了翁同龢那里。客人向主人道劳,主人向客人道贺,然后客人又向主人道贺。因为这一科北闱乡试发榜,颇受人赞扬,许多名士秋风得意,包括所谓“北刘南张”在内。南张是南通的张謇,北刘是河北盐山籍的刘若曾,名下无虚,是这一科的解元。
    “闱中况味如何?”李鸿章不胜向往地说,“玉尺量才,只怕此生无分了。”
    翁同龢笑道:“多说中堂封侯拜相,独独不曾得过试差,是一大憾事!这不能不让我们后生夸耀了。”
    “是啊!枉为翰林,连个房考也不曾当过。”李鸿章忽然问道:“赫鹭宾熟不熟?”
    赫鹭宾就是英国人赫德,他的多字叫“罗勃”,嫌它不雅,所以取个谐音的号叫鹭宾。翁同龢跟他见过,但并不熟。
    “赫鹭宾问我一事,我竟无以为答。叔平,今天我倒要跟你请教。”
    “不敢当。”翁同龢赶紧推辞,“洋务方面,我一窍不通,无以仰赞高明。”
    “不是洋务,不是洋务。”李鸿章连连摇手,然后是哑然失笑的样子,“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赫鹭宾想替他儿子捐个监生,应北闱乡试,你看使得使不得?”
    “这真是匪夷所思!”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怎么应试?
    难道他那儿子还会做八股?”
    “当然!不然怎么下场?”
    “愈出愈奇了!”翁同龢想了一下说,“照此而言,自然是早就延请西席,授以制艺,有心让他的儿子,走我们的‘正途’?”
    “这也是他一片仰慕之诚。赫鹭宾虽是客卿,在我看,对我中华,倒比对他们本国还忠心些!”
    那有这回事?翁同龢在心里说。不过口虽不言,那种“目笑存之”的神态,在李鸿章看来也有些不大舒服。
    “其实也无足为奇。他虽是英国人,来华三十多年,一生事业,都出于我大清朝的培植……。”接着,李鸿章便叙赫德的经历给翁同龢听。
    赫德初到中国,是在咸丰四年,当宁波的领事。不久,调广州、调香港,在咸丰九年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正式列入中国的“缙绅录”。辛酉政变,恭王当国,所定的政策是借重英法,敉平叛乱,其间赫德献议斡旋,颇为出力,因而受到重用,代李泰国而署理总税务司。他亲赴长江通商各口岸,设置新关,相当干练。到了同治二年,李泰国正式去职,赫德真除,改驻上海。从此,中国的关务,由赫德一手主持。洋务特别是对外交涉方面,亦往往找赫德参与密勿,暗中奔走。尤其在李鸿章当了北洋大臣以后,中国的外交,可以说就在他们两个人手里。
    然而李鸿章却讳言这一层,只谈赫德的受恩深重,“他早就加了布政使衔,今年又赏了花翎和双龙宝星。因此,英国派他当驻华兼驻韩使臣,他坚辞不就。这无异自绝于英,而以我中国人自居,如今打算命子应试,更见得世世愿居中土。我想,鉴此一片忠忱,朝廷似乎没有不许他应试的道理。叔平,你的腹笥宽,想想看,前朝可有异族应试之例?”
    “这在唐朝不足为奇,宣宗朝的进士李彦昇,就是波斯人,所谓‘兼华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这跟赫鹭宾的情形,正复相似。不过,解额有一定,小赫如果应试,算‘南皿’、‘中皿’,还是‘北皿’?而且不论南北中,总是占了我们自己人的一个解额,只怕举子不肯答应。”翁同龢开玩笑地说:
    “除非另编‘洋皿’。”
    乡试录取的名额称为“解额”,而监生的试卷编为“皿”字号,以籍贯来分,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为“中皿”。小赫的籍贯那一省都不是,就那一省都不肯让他占额。所以翁同龢才有编“洋皿”字号的笑谈。
    李鸿章特地跟翁同龢谈这件事,原是探他口气,因为他管理国子监,为小赫捐纳监生,首先就要通过他这道关。如今听他口风,不但乡试解额,无可容纳“华心”的“夷人”,只怕捐监就会被驳。
    “中堂,”翁同龢又变了一本正经的神色,“你不妨劝劝赫某,打消此议。上年中法之战,仇洋的风气复起,即令朝廷怀柔远人,特许小赫应试,只怕闱中见此金发碧眼儿,会鸣鼓而攻!”
    “这倒也是应有的顾虑。承教,承教,心感之至。”李鸿章站起身来,“可惜,我来你在闱中,不能畅谈,等你出闱,我又要回任了。”
    “中堂那一天出京?”
    “总在五天之内。到时候我就不再来辞行了。”
    “我来送行。”
    “不敢当,不敢当!”李鸿章说,“明年春夏之交,总还要进一趟京。那时候我要好好赏鉴赏鉴你的收藏!”说着,他仿照馈赠恭王的办法,从靴页子里取出一个内盛二千两银票的仿古笺小信封递了过去,“想来你琉璃厂的帐,该得不少,不腼之仪,请赏我个脸。”
    翁同龢也收红包,不过是有选择的,象李鸿章这样的人,自然无须客气,“中堂厚赐,实在受之有愧。”他接了过来,顺手交给听差。
    ※  ※ ※
    李鸿章回任了,海军衙门也建立了,北堂拆迁又有李鸿章一肩担承,扩修三海可以大举动工了。
    这一番大工程,顶要紧的人有三个,一个是李莲英,一个是立山,一个是雷廷昌。
    雷廷昌虽然有个员外郎的衔头,却少为人知,但说起“样子雷”,或者“样式雷”,纵非如雷灌耳,知者可真也不少。
    “样子雷”在京城里已经七代,都当他家是土著,其实雷家是江西人,籍隶南康府建昌县。据说他家世系以周易六十四卦排行,乾元再周,到元朝已历百世。三十年为一世,算来雷家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可以媲美曲阜孔家。当然,这是难以稽考的一件事。
    确实可靠的是雷家迁居金陵以后的情形。有个做木匠的雷玉成避明末流寇之乱,与两子振声、振宙移家金陵石城。清兵入关,重修为李自成所烧毁的宫殿,雷振声的儿子雷发达,与他的堂兄发宣,应募入京,这就是“样子雷”发祥之始。
    康熙中叶重修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太和殿的正梁是拆明陵享堂的楠木梁柱充用。上梁之日,圣祖亲临行礼,那知吊起正梁一比,卯榫不符。两木相嵌,凸出的叫榫,俗称榫头;凹进的叫卯,俗称为窍。制作卯榫是木匠这一行的手艺中,最高的技术,显然的,这个木匠的手艺不到家,尺寸不符,以致格格不入。
    三大殿是天子正衙,上梁是一件极郑重的事,出了这样的纰漏,岂同小可?因此工部官员,震栗失色。
    结果是有个司官有应变的急智,知道雷发达手艺过人,便找了一套从九品的官服让他穿上,腰间掖一把斧头、一把凿子,猱升而上,一只手攀住梁木,一只手动凿子另开一窍。在天子注目,百官仰视之下,从容而迅捷地完了工,然后收起凿子,取出斧头,相准地位,使劲一击,手落榫合,工部官员才得透一口气。
    圣祖是一位极其通达人情的贤君,将前后经过都看在眼里,知道卯榫不合,不能怪工部官员,因为将就旧木料,难免不相符。而卯榫既合则完全是雷发达的本事,龙颜大悦,当面降旨,将雷发达授为工部营所的长班。当时便有四句歌谣,专记其事:“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
    雷发达活到七十岁才死,由他的长子金玉继业。雷金玉后来投充内务府包衣旗,做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以营造内廷的功劳,钦赐内务府七品官职,到雍正七年才死,死时已经七十多岁。
    在雷金玉死前三天,他又生了一个儿子。雷金玉娶过六个太太,最后这个少妻张氏所生的儿子名叫声澂,排行老五。声澂的四个哥哥,大概都无法继承父业,所以就决定南归,但张氏不肯随行,带着儿子住在京里。
    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虽是世袭之职,只以声澂尚在襁褓,所以为雷金玉的伙计所篡夺。于是张氏抱子投诉工部,到雷声澂成年,方始得以承袭。
    雷声澂成年,正是乾隆大兴土木之时,所以雷声澂与他的三个儿子,都受重用。长子名叫家玮,曾奉派查办外省行宫,高宗六次南巡,家玮无役不从,除了勘查行宫兴建的工程以外,圆明园仿照各地名胜修建,其间买地观察规划的任务,都落在雷家玮肩上,所以在京的日子少,在外的日子多。此外,他还查办过堤工、监务、私开官地等等分外的差使,已成高宗亲信的耳目。
    雷声澂的次子叫家玺,在乾隆末年,深为得宠,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各行宫的园庭工程,多由他承办,而且除营造以外,又承办宫中年例灯彩、焰火。乾隆八十万寿,点景楼台,争妍斗丽,盛极一时,亦出于雷家玺的手笔。
    雷声澂的小儿子叫家瑞,在嘉庆朝继父兄而主持样式房。在乾嘉两朝,雷氏弟兄三人,通力合作,家道大昌,“样子雷”奠定了不拔的基础。
    第五代的“样子雷”名叫雷景修,是二房雷家玺的第三个儿子,十六岁就随着父亲在样式房学习“世传差务”,为人勤劳谨慎。道光五年,雷家玺病故,雷家瑞亦已衰迈,雷景修因为差务繁重,唯恐失误,将掌案的名义,请伙计郭九承办,宁愿自居其下。这是明哲保身的办法,因为宣宗的节俭是出了名的,顶着掌案的名义,好处不多,祸患无穷。因此到了宣宗驾崩,雷景修便又出来争掌案了。
    要争当然不容易。这个差使归雷家世袭,固为事实,但当初让郭九出面承办,形同放弃,公家事务到底不同私人产业,取舍由心。因而一面要争,一面不让,相持不下。
    僵局的解消是由于正当此际,郭九一病而亡,才得顺理成章地“物归原主”。不过,雷景修争回样式房,恰在洪杨顺流东下,于金陵建号称国的时候,文宗虽好享乐,究竟不忍亦不便大兴土木。雷景修赋性勤劳,趁这差使不忙的几年,收集祖传的营造法式图稿和大大小小的“烫样”——用硬纸制作的宫殿模型,加上说明,编成目录,要用三间屋子,才能容纳得下。
    咸丰十年八月,圆明园被焚。当时最心疼的,恐怕除了文宗,就是雷景修了!雷家数代心血,化为乌有,而自康熙至乾嘉,一百年辛苦经营的中国第一名园,遭此浩劫,估量国家财力物力,再无重复旧观之望。因此,雷景修从世居的海淀,迁家到西直门内东观音寺。其时诸子都已长成,最能干的是老三雷思起,文宗的定陵,就由他主持兴建,工成赏官,是个盐大使的衔头。
    同治十三年重修圆明园,闹得天翻地覆,其实穆宗一半是为母受过。在慈禧太后亲自干预之下,雷思起与他的儿子廷昌,曾蒙召见五次,雷景修收集的图稿“烫样”,此时大得其用,“样子雷”的名声,再度传播入口。但随着“天子出天花”的穆宗驾崩,一切似都归于泡影,雷思起也就郁郁下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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