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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清宫外史下(9-1)

    十二月十五,正当一场大雪以后,半夜里禁城之中起火,地点是在太和殿前的太和门。
    太和门九楹三门,一水环萦,上跨石梁五道,就是金水河与金水桥。门内东西庑各三十二楹,回廊相接,除了体仁阁与宏义阁以外,便是内务府的银库、衣库、缎库、皮库、茶库及武备院贮藏毡毯鞍甲之处。起火就在茶库,很快地延烧到了太和门西的贞顺门。
    大内有灾,百官都须奔救,一时九城车马,破雪而来。外城的“水火会”,一批接一批,鸣锣而至。门外虽有现成的金水河,但为坚冰所封,费了好大的劲,才凿开一尺厚的冰,而河底的水只有数寸,毫不得力,只有坐视烈焰飞腾,由西而东,烧到太和门,再烧到昭德门。重檐高耸,石栏缭折的太和门,四面是火,只听哔哔剥剥地爆响不断,眼看着画栋雕梁,霎时间都化为灰烬,急得内务府大臣福锟,只不断地顿足大喊:“断火路,断火路!”
    于是救火的护军,找到工匠,冒着炽烈的火势拆掉昭德门东的两间屋子。屋子大梁凌空而坠,伤了十几个人,不过火势终于不致漫延了。在场的王公大臣,相顾喘息,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就这时有两乘轿子,飞奔而至,轿前有“顶马”开路。到太和门前,轿子停下,一先一后出来两个人,须眉皆白,前面是恭王,后面是宝鋆。
    所有的王公大臣,一齐上前迎接,恭王摇头叹息:“惊心动魄,奈何,奈何?”
    “这场火来得太不巧了!”宝鋆接口说道,“一开年就是大婚盛典,天子正衙的太和门,烧成这个样子,太难看了。”
    这一说提醒了大家,相顾忧急,竟忘了还在救火,谈起如何从速修复太和门的善后事宜?这样的大工,光是勘估议价、鸠工集材就非数月不办,如今只有四十天的工夫,看来纵有鬼斧神工,亦难如愿。
    ※  ※ ※
    外廷计无所出,深宫更为系念。慈禧太后从半夜里惊醒以后,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得报火路已断,不至于再蔓延,方始松了口气。
    这是件太糟心的事。唯一的安慰是,听说王公大臣,包括恭王及所有请假不上朝的大员,无不亲到火场救灾,能急君父之难,都算是有良心的。其次是内外城的“水火会”、步军统领衙门、神机营、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的兵丁差役,亦很出力。慈禧太后特别传旨,发内帑犒赏,兵丁伕役,每人二两,受伤的每人十两。因此,皇太后仁慈的颂扬,倒是传遍了太和门内外。
    其次就要查问起火的原因了。这场火起得很奇怪,值班的护军,在贞庆门东值宿之处烤火,半夜里,星星一火,窜入柱子的蛀孔中。太和门重修在康熙三十四年,将近两百年的木柱,不但风燥无比,而且柱中也蛀得空了,所以一点火星,酿成大患。先是闷在柱子中烧,等到发觉,已无法灌救。当然,典守者不得辞其咎,值班的章京及护军,拿交刑部严办,不在话下。
    但是,就拿失职的护军砍脑袋,亦无补于这一场火所带来的损失与烦恼。慈禧太后也跟外廷的王公大臣一样,着急的是大婚期近,如何能将太和门赶快修起来?纵不能尽复旧观,至少也要将火灾的遗迹掩饰得不刺眼才好。
    善于窥探意旨的李莲英,无须慈禧太后开口,就先已想到她必以此为忧,早就问过立山,得到了相当满意的答复,随即奏报:“老佛爷别为这个心烦。到时候准有照式照样的一座太和门。”
    “你又胡说了。”慈禧太后嗔道:“简直就是说梦话。”
    “奴才那敢撒谎?老佛爷倒想想,去年上西陵,一路的行宫,都修得四白落地,跟新的一样,那不都是赶出来的吗?”
    “啊!”慈禧太后想起来了,“是找裱糊匠搭一座太和门?”
    “是!奴才说呢,那里有瞒得过老佛爷的事?”李莲英说,“这要找搭棚匠、裱糊匠、扎彩匠,他们有法子,能搭出一座太和门来。”
    “行吗?”慈禧太后还有些疑惑。
    “行!”李莲英斩钉截铁地答道:“奴才问过立山了,他说一定行!这是多大的事,他没有把握就敢说满话了?老佛爷等着瞧吧,到了大喜的日子,准有一座看不出假来的太和门。”
    是这样斩钉截铁的答复,慈禧太后不能不信。不过这也只是消灭了她心头重重忧虑的若干分之一,更大更多的烦恼,即将接二连三地到来。她一想起来就揪心,真怕去触动这方面的思绪,然而她到底是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深知躲避不了的烦恼,只有昂起头来硬顶,所以咬一咬牙,决定自己先作打算。
    打算未定以前,先要有一番了解,“外头有什么话?”她问李莲英,“你总听到了,别瞒我!”
    李莲英也跟慈禧太后同样地烦恼,同样地担心,所不同的是,他多一分希冀之心,总觉得慈禧太后必能从容应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此时看到她是有担当的态度,心头先已感到安慰。
    不过,回奏的措词,却须谨慎,既不宜隐瞒真相,也不宜添枝加叶,免得激怒了慈禧太后。有此理解,说话就慢了,“总怨这场火不巧!”他说,“人心本来就有点儿浮动,这场火一起,好象更有话说了。”
    “说什么?”慈禧太后问:“说我不该在颐和园装电灯,西苑不该修铁路?”
    “西苑修铁路,他们倒不敢管,天津到通州的铁路,都说不该修。”李莲英说,“有句话,怕老佛爷听了生气,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你说好了!”
    “说这场火是,是天怒。”
    慈禧太后明白,这是半句话,原来那句话,必是由人怨激起天怒,太和门之灾,是天意示警。这句话听来当然刺耳,可是也无须生气。
    “还有呢?”
    “还有……,”李莲英觉得有句话瞒不得,“说是这两年花费太多了。”
    慈禧太后默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修三海、修颐和园、大婚,再加上兴办海军,花费是忒多了一些,如今重修太和门,又得几十万银子,看来非得收敛不可了。
    不过,可怪的是李莲英居然也这样说,虽是转述他人的话,却不妨看作他自己亦有此想法。这倒不能不问一问:“你说呢?是不是多了一点儿?”
    李莲英原是一种试探。两大工程,加上总司大婚传办事件这个差使,他也“搂”得很不少了。盈满之惧,时刻萦心,此时特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意思,果然有收敛之想,也是惜福之道。只不防她有此反问,倒觉得难以回答。
    这时候不容他犹豫,更不能惹恼慈禧太后,唯有先作违心之论,“其实也不能算多。”他说,“只为几件大事搁在一起办,就显得花的钱多了。”
    这两句话在慈禧太后觉得很实在,“说得不错。”她毫不考虑地表示,“先缓一缓吧!等缓过气来再说。”
    “是!”李莲英答道:“老佛爷圣明。”
    “你说给立山,看颐和园未完的工程,有什么可以暂缓的?让他写个说帖来我看。”慈禧太后又问:“皇帝呢?你听他说了什么没有?”
    皇帝只说过一句话。“早就知道要出事!”此外便只是两副面孔,在慈禧太后面前,勉强装出豁达的神情,背转身立刻就是阴沉抑郁的脸色,而且不断地吁气,仿佛撑胸塞腹,有数不清、理不完的积郁似的。
    那另一副面孔,慈禧太后看不到,而李莲英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并且还严厉告诫他所管得到的太监,包括“二总管”崔玉贵在内,不准到“老佛爷”面前搬弄口舌,否则重责不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宫中从“东佛爷”暴崩以后,便是“西佛爷”唯我独尊的局面。维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安静。倘或无事生非,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搞得鸡犬不宁,那不仅是极傻之事,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就因为他是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也跟荣寿公主一样,无形中处处卫护着皇帝,这时当然不肯说实话。但如说皇帝一无表示,慈禧太后也未必会信。皇帝亲政在即,每天批阅章奏,要拿出办法来禀命而行,然则对当前这一连串拂逆,岂能默无一言?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奴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管的事儿太多。”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子。”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子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道:“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子,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慰的神情,好半天,才点点头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处。”
    ※  ※ ※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
    “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
    “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臣则臣。纵如所言,我辈能谨守臣道,善尽辅佐,让皇上能畅行大志,这才算是全了君臣一伦。”
    “说得是!”松溎看着孙家鼐说:我辈亦唯有以此上慰圣心了。”
    ※  ※ ※
    一开了年,局势外弛内张。从表面上看,大婚费用一千多万,带来了很兴旺的市面,诸工百作,直接间接都沾着光,无不笑逐颜开。加以这年本是己丑会试正科,各省举子为了顺便瞻仰大婚盛典,多提早在年内到京。又因为明年还有恩科,如果本年场中不利,不妨留在京里用功,免得往返跋涉,所以都带足了盘缠,而且大都怀着得乐且乐,先敞开来花一花再说的念头,使得客栈酒楼、戏园妓馆,买卖更盛,纸醉金迷,好一片升平气象。
    暗地里却有许多令有心人不安的情势存在。正象新扎制的太和门那样,俨然画栋雕梁,几乎可以乱真,而外强中干,内里朽木烂纸一团糟。一个月以前,反对修建津通铁路的十几道奏折,都为海军衙门压了下来,一班看得透、想得深的清刚耿直之士,便计议着要用釜底抽薪的治本之计。
    其中最认真的就是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他是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的翰林,由编修转御史,风骨棱棱,是清流中的后起之秀。他对于醇王一系,千方百计攻击恭王,以及创立海军衙门,侵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职权,形成政出多门的混乱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凡是醇王及海军衙门的敝政,如变相卖官鬻爵的“海军报效”等等,无不大肆抨击。
    反对津通铁路的修建,屠仁守的态度极其坚决。这个把月以来,他一直在盘算,此事是李鸿章所主张,而恃醇王为护符。不去醇王,不能攻李鸿章,所以釜底抽薪之道,即在攻掉醇王。
    就在这时候,海军衙门与军机处奉旨妥议群臣奏请停办津通铁路一案,有了初步结果。由醇王与礼王世铎联衔复奏的折子,洋洋数千言,将言官、翰林、部院大臣所上的七个折子,驳得体无完肤,最后的结论是:“言者之论铁路,乃云:‘即使利多弊少,亦当立予停止。’此臣等所甚不解也。现当大婚,归政举行在即,礼仪繁重,诸赖慈虑亲裁。臣等以本分应办之事,若然局外浮议,屡事牴牾,哓哓不已,以致重烦披阅,实非下悃所安,而关系军国要务,又不敢为众咻牵制,遽萌退诿之志。惟有将臣等所见所闻,确切可查之事,据实胪陈,伏乞圣鉴。至于事关创办,本属不厌求详,然局外浮议,恒多失实。查防务以沿江沿海最为吃紧,各该将军督抚,利害躬亲,讲求切实,可否将臣等此奏,并廷臣各原奏,发交各该将军督抚,按切时势,各抒所见,再行详议以闻。届时仰禀圣慈,折衷定议,尤为审慎周妥。”
    这一复奏,对反对之词,用“哓哓不已”、“众咻”、“局外浮议”的字样,措词很不客气,而懿旨却认为“所陈各节,辩驳精神,敷陈剀切;其于条陈各折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袒护之意,十分明显。当然也接纳了醇王的建议,分饬沿海沿江各省督抚“迅速复奏,用备采择”。
    “明发上谕”一经传市,促成了屠仁守的决心,一共拟了三个奏折,去跟盛昱商酌。他的第一个折子上说:“归政伊迩,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披览,然后施行。”
    盛昱骇然,“梅君,”他掩纸问道:“这是请皇太后当太上皇,比垂帘的权宜之举,更进一层。倘或见听,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自然考虑过,深切考虑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醇王把持朝政,不如请皇太后当太上皇。”
    “此话怎讲?”
    “试看妥议铁路一折,明明里应外合的把持之局已应,归政之后,醇王若有陈述,可以单衔共奏,径达深宫,这是挟太后以令皇帝。而下面呢,礼王唯命是听,只看这个折子,醇、礼两王复奏,而军机承旨拟上谕,完全照醇王的意思行事。如今虽交各省督抚妥议具奏,又有谁不敢仰承鼻息,而独持异议?皇太后、军机、督抚,都在醇王利用摆布之下,皇上将来的处境如何?不问可知!”
    “见得是,见得是!”盛昱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不让皇太后偏听。”
    “正是!”屠仁守答道:“虽然归政,皇上仁孝,有大事自然仍旧禀命而行,而皇太后将来的见闻,一定不如目前,凡事都听了醇王的先入之言,其弊何可胜言?皇太后毕竟是女中丈夫,精明强干,能广访博闻,圣衷自有权衡。无论如何比庸愔的醇王隐在幕后,把持朝政要好得太多。”
    不过,这个奏折,其实只是一个引子,倘或采纳,屠仁守便等于建了拥立的大功,慈禧太后当然另眼相看。退一步说,至少可以证明他的话说对了路,赓续建言,便有力量了。
    于是他要上第二个折子,也就是屠仁守全力以赴,力求实现的主张:醇王以皇帝本生父之尊,决不宜再与闻政事。然后还有第三个折子,继王先谦、朱一新之后,专攻李莲英。
    盛昱觉得他的步骤定得不错,大为赞成,而且作了承诺,只要第一个折子有了效验,上第二个折子时,他必定助以一臂。即令自己不便出面,亦必邀约些人,同声响应,壮大声势。
    ※  ※ ※
    各衙门正月二十一开印,屠仁守抢先递了他的第一个折子。送达御前,皇帝困惑之至,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来想去,不敢擅作主张,亲手封入黄匣,派太监立刻送到储秀宫。
    一看是屠仁守的职衔,慈禧太后先就有反感,他奏谏省兴作、节游观的折子,已经不少,“留中”以后,专门存贮在一处,打算找个机会,跟他算总帐。所以看到折面,以为又是那一套专会扫兴的不中听的话,那知竟不是这么回事!这一下,使得她的困惑比皇帝更深。
    “看来倒是忠心耿耿?”慈禧太后自语着,弄不清屠仁守是好意还是恶意?
    如果是好意,此人不象是肯作这种主张的人,如果是恶意,他的作用何在?慈禧太后不相信屠仁守是好意,只往坏处去想,终于自以为想明白了。
    “可恶!”她拍着桌子生气,“居然敢这样来试我!”
    于是她派人将皇帝找了来,问道:“你见了这个折子没有?”
    “看过了。”皇帝答道:“屠仁守所奏,原是正办。”
    慈禧太后心里在想,皇帝莫非是违心之论?当然,这不便问他,只冷笑着说:“难道连你都不知道我的苦心?出尔反尔,让天下后世,把我看成怎么样的人?”
    这话责备得很重,皇帝十分惶恐,低着头不敢作声。
    “这件事关系甚重。”慈禧太后断然决然地说:“屠仁守该罚。”
    “他,”皇帝为屠仁守乞情,“他的奏折一向言过其实。皇额娘不理他吧!”
    “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理?如果不理,仿佛显得他的话说得有道理似的。以前的折子,或者言过其实,不理他也就算了,这一次可不行!”慈禧太后又说,“你也得替我表白、表白我的苦心。”
    这话说得更重了,皇帝唯有连连应声:“儿子听吩咐。”
    “且先见了军机再说。”
    召见军机,发下原折,礼王世铎茫然不知所措。孙毓汶在这些事上面最机警,心知其中必有缘故,所以格外注意慈禧太后的态度。
    “垂帘本来是万不得已的事,我早就想把这副千斤重担卸下来了。”慈禧太后激动的情绪,渐趋平静,所以语气变得相当缓和,但却十分坚定,“到今天还有人不明白我的苦心,这该怎么说?”
    “垂帘跟高宗纯皇帝的训政不同。”世铎答道:“屠仁守拿这两件事搁在一块来议论,是错了。”
    “大错特错!”慈禧太后说道:“这两年的言路上,还算安分,如今屠仁守胡言乱语,这个例子开不得!我不愿意处分言官,可是这件事关系太大,要交部!”
    慈禧太后问道:“皇帝,你说呢?”
    皇帝站起身来,答应一声:“是!”然后吩咐世铎:“你们禀承懿旨去拟上谕来看。”
    于是世铎示意孙毓汶先退出殿去,向“达拉密”述旨拟稿。慈禧太后便提到两度垂帘以来,种种惊疑危难的事件,如何苦心应付,最后很郑重地宣示:“二十多年当中,很有些人出了力,他们是为国家,可也是帮了我的忙。如今我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对帮过我忙的人,该有个交代。皇帝,你说是不是?”
    “是!”皇帝建议:“可以开单子,请懿旨褒奖。”
    “说得不错!世铎,你们开单子来看。第一个是醇亲王。”
    “是。”
    “恭亲王实在也出过力。”慈禧太后说,“从咸丰十一年冬天到现在的军机大臣,都开上去。现任的在前,以前的在后。
    还有僧格林沁。”
    “是!”世铎问道:“王公贝勒,是不是另开一张单子?”
    “要有功的才开。王公贝勒,等皇帝大婚以后,另外加恩。”
    于是世铎回到军机处,与同僚商议着,一共开了九张单子,最少的三张都只有一个人,一张上面是醇王;另一张上面是头品顶戴赏花翎的总税务司赫德;再有一张是僧王。此外六张是:现任及前任军机大臣;现任及前任军机章京;各国驻京使臣;殉难的将帅及一二品大员;现任各省封疆大吏;以及下世的大学士、督抚、将帅。总数不下三百人之多,生者加官晋爵,颁赐珍物,逝者赐祭一坛,或建专祠。覃恩普施,泽及枯骨。
    在这些恩旨的对照之下,屠仁守所得到的,“为逞臆妄言,乱紊成法者戒”,“开去御史,交部议处,原折着掷还”的处分,格外显得令人瞩目。所以在第二天一早,当他捧着被“掷还”的原折出宫门时,已有好些慰问的人在守候着了。
    这一慰问,都是泛泛其词,大家只觉得他向有耿直的名声,不愧铁面御史的美称,而上折言事,招致严谴,应该寄以同情。但细细考究,竟不知因何而应慰问?劝皇太后学太上皇,不是一件好事,值得慰问吗?当然不值,而且反应该说他咎由自取。只是以屠仁守的为人,决不肯阿附依违,或者有意搏击,象张之洞、张佩纶当年那样,建言的作用在猎官。因此,交情比较深的朋友,便要率直相问:何故出此?
    屠仁守被逼不过,同时觉得所谋不成,开去御史职务,就不能再上折建言,等于事过境迁,谈谈不妨。因而将其中的原委曲折,细细诉诸于几位至交之前。并一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
    那知道底蕴还是泄漏了,有人将屠仁守的秘密,悄悄告诉了新升任刑部尚书的孙毓汶。他想起前一天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时,曾表示屠仁守虽然妄言乱政,却不失为台谏中的贤者,看样子老太后有回心转意的模样,对屠仁守的观感果真有了改变,却是一种隐忧。
    因此,孙毓汶特地去见醇王,屏人密谈,决定下辣手将屠仁守逐出京城。不过此案由吏部主办,目前还不能运用军机的职权干预,只有静候“交部议处”的复奏到达,再作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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