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萧本是由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 ※ ※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
“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正德外记状元娘子买命荆轲红顶商人胡雪岩明末四公子恩怨江湖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大将曹彬缇萦董小宛大浪淘沙李鸿章吕不韦清官册、假官真做草莽英雄慈禧全传明朝的皇帝乾隆韵事清朝的皇帝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 ※ ※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
“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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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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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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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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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