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宦海升沉，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不堪回首，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
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动，却等于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殁，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唯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未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玑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 ※ ※
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日，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想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致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 ※ ※
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 ※ ※
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劻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看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柏台故事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董小宛乞女慈禧全传吕不韦风尘三侠三春争及初春景八大胡同乾隆韵事状元娘子荆轲李娃清末四公子粉墨春秋汪精卫风尘三侠(高阳)明末四公子红顶商人胡雪岩玉垒浮云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动，却等于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殁，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唯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未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玑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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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日，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想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致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 ※ ※
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 ※ ※
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劻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看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