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招抚红胡子的计划，其实早就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成为事实。
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 ※ ※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
※ ※ ※
对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袁世凯问得很详细，当然最关心的是战局的结果，究竟是日本胜，还是俄国占上风，或者不胜不败，归结于和局。
“陆军方面，大致日本胜的把握。”段芝贵说：“俄军反攻辽阳，死了四万人，损失很重。不过，日军亦是筋疲力竭了。如今两军隔一条浑河在休息，大局要看旅顺的俄军支持得住支持不住。”
“照你看呢？”
“很难说。旅顺的防御工事太好了，地险而兵精，日本第三军已经发动过三次总攻击，敢死队一波接一波，乃木希典的儿子在里面，可是徒劳无功。”
“喔，”袁世凯很注意地问：“乃木的儿子亦是敢死队？”
“是的。”
“结果呢？”
“当然阵亡了。”
袁世凯点点头，脸色沉毅，“照我看，乃木一定可以攻下旅顺。”他问：“如今日军距旅顺多远？”
“最接近旅顺的一个阵地，五、六里，现在正在攻老虎沟。
照日本人说，如果能把老虎沟攻下来，形势就会改变。”
听得这话，袁世凯起身去看悬在壁上的“旅顺要塞兵要图”，找到了老虎沟，看到下注“二○三高地”的字样，方始明白。
“是了！日军吃在仰攻，‘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若能占领二○三高地，对港湾成鸟瞰之势，俄军残余的军舰，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袁世凯停了一下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打旅顺，帮不上忙。”
“陆军方面呢？”
“也要看机会。反正攻沈阳，总有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袁世凯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凝神望着东三省的地图，好一会始开口：“我当初不主张中立，应该帮日本打俄国，如果听了我的话，现在情形就大不同了。”
“请……。”段芝贵说：“请大帅教导。”
“这跟赌钱一样，日本做庄家，我们搭多少股子在里头，现在就可以计算如何分红了。如今我们帮日本，好比赌场里的混混，看庄家手风顺，在旁边打打扇，递递毛巾把子，说两句凑趣的话。等庄家站起身来，随便抓一把钱给你吃红，还得跟他道声谢。若是合伙做庄家，当然坐下来细算赢帐，这情形大不同了。”
“是！听大帅的譬喻，完全明白了。”段芝贵又说：“前一阵，不是张香帅有个折子，主张西联英、东联日，似乎可以补救。”
“太晚了！没有用处。”袁世凯说：“只望日本打败了俄国，能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已是上上大吉。”
听得这话，段芝贵踏上两步，低声问道：“听说东三省要设总督，而且已经内定了，大帅，可有这话？”
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
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粉墨春秋汪精卫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柏台故事慈禧全传明末四公子八大胡同艳闻秘事大浪淘沙李鸿章李鸿章明朝的皇帝乞女汉宫名媛王昭君红顶商人胡雪岩状元娘子董小宛草莽英雄风尘三侠(高阳)三春争及初春景正德外记任公与刁间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 ※ ※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
※ ※ ※
对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袁世凯问得很详细，当然最关心的是战局的结果，究竟是日本胜，还是俄国占上风，或者不胜不败，归结于和局。
“陆军方面，大致日本胜的把握。”段芝贵说：“俄军反攻辽阳，死了四万人，损失很重。不过，日军亦是筋疲力竭了。如今两军隔一条浑河在休息，大局要看旅顺的俄军支持得住支持不住。”
“照你看呢？”
“很难说。旅顺的防御工事太好了，地险而兵精，日本第三军已经发动过三次总攻击，敢死队一波接一波，乃木希典的儿子在里面，可是徒劳无功。”
“喔，”袁世凯很注意地问：“乃木的儿子亦是敢死队？”
“是的。”
“结果呢？”
“当然阵亡了。”
袁世凯点点头，脸色沉毅，“照我看，乃木一定可以攻下旅顺。”他问：“如今日军距旅顺多远？”
“最接近旅顺的一个阵地，五、六里，现在正在攻老虎沟。
照日本人说，如果能把老虎沟攻下来，形势就会改变。”
听得这话，袁世凯起身去看悬在壁上的“旅顺要塞兵要图”，找到了老虎沟，看到下注“二○三高地”的字样，方始明白。
“是了！日军吃在仰攻，‘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若能占领二○三高地，对港湾成鸟瞰之势，俄军残余的军舰，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袁世凯停了一下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打旅顺，帮不上忙。”
“陆军方面呢？”
“也要看机会。反正攻沈阳，总有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袁世凯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凝神望着东三省的地图，好一会始开口：“我当初不主张中立，应该帮日本打俄国，如果听了我的话，现在情形就大不同了。”
“请……。”段芝贵说：“请大帅教导。”
“这跟赌钱一样，日本做庄家，我们搭多少股子在里头，现在就可以计算如何分红了。如今我们帮日本，好比赌场里的混混，看庄家手风顺，在旁边打打扇，递递毛巾把子，说两句凑趣的话。等庄家站起身来，随便抓一把钱给你吃红，还得跟他道声谢。若是合伙做庄家，当然坐下来细算赢帐，这情形大不同了。”
“是！听大帅的譬喻，完全明白了。”段芝贵又说：“前一阵，不是张香帅有个折子，主张西联英、东联日，似乎可以补救。”
“太晚了！没有用处。”袁世凯说：“只望日本打败了俄国，能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已是上上大吉。”
听得这话，段芝贵踏上两步，低声问道：“听说东三省要设总督，而且已经内定了，大帅，可有这话？”
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