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 ※ ※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 ※ ※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 ※ ※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 ※ ※
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 ※ ※
“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
状元娘子乾隆韵事清末四公子缇萦大将曹彬慈禧全传风尘三侠汉宫名媛王昭君恩怨江湖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李娃红顶商人胡雪岩玉垒浮云草莽英雄任公与刁间丁香花李鸿章明末四公子三春争及初春景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 ※ ※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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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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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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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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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