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远”姓言，名敦源，是孔门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孙，世居常熟。言敦源从小随父宦游直隶，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亦颇受翁同龢的赏识，无奈才气虽高，场运不佳，以监生的身分，六试北闱不第。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为了巴结翁同龢，多方设法接近，便将言敦源罗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条结交“常熟相国”的通路，谁知成了徐世昌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 ※ ※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 ※ ※
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 ※ ※
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 ※ ※
“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
乞女正德外记恩怨江湖汉宫名媛王昭君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三春争及初春景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临邛卓家粉墨春秋汪精卫丁香花风尘三侠李娃八大胡同艳闻秘事玉垒浮云红顶商人胡雪岩吕不韦李鸿章大将曹彬乾隆韵事草莽英雄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 ※ ※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 ※ ※
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 ※ ※
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 ※ ※
“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