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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瀛台落日(7-2)

    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  ※ ※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
    暗中虽有布置,而表面上,岑春煊声色不动,打点行装,准备上任,饯行的宴会,一直排到两个月以后。而在这两个月之中,京里不断有消息来,说奕劻七十整寿,收礼收了上百万银子,光是段芝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为整顿东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朱家宝是云南人,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谕,以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这在岑春煊亦不感觉意外,因他早就听说,办铁路发了财的朱宝奎,辇金入京,走庆王的门路,不日即将大用,如今政以贿成,由段芝贵、朱宝奎两个的新命证实了。
    而就在这一天接到瞿鸿玑的一通辗转递交的密电,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经周全,便按照预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轮西行,到了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
    这个电报到了军机处,奕劻心里不免嘀咕。他在想,目前四川相当平静,并没有什么土匪闹事亟待剿抚的情事,拒绝岑春煊入觐的请求,似乎难于措词,倒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那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玑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
    “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复,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五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玑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玑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督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的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呢?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么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刮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今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那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
    “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已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噎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大家,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
    万想不到,竟没有人会感动!”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贪且庸,身为元辅,已然如此,如何还能责备他人?”
    慈禧太后一愣,感觉中从未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一时竟无从置答,定定神才想起有一句该问:“你说庆王贪,有什么证据?”
    此一问在岑春煊意料之中,随即答说:“纳贿之事,唯恐不密,授受之间,双方都不肯落下凭证的。不过,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本来是粤海关的书办,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两百多万银子,奏参革职拿办。那时庆王正管外务部,周犯出使,就是他保的,这不是受了贿,是什么?”
    这重公案,慈禧太后是记得的,也想起李莲英为他辩解的话,随即说道:“奕劻人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来作为辩解?”岑春煊简截了当地说:“此人不去,纪纲无从整顿。”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姑且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居多,有什么人能接他的手,你倒不妨保荐。”
    这话颇出岑春煊意外,不过他也很机警,从来君臣召对,往往在一两句话上判荣辱。此是何等大事,万万不可孟浪!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这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是早就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尽管从实回奏。”
    见此光景,岑春煊心知时机成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臣自上海动身时,想到应奏的事极多,而牵涉庆王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进京面陈。如今虽蒙皇太后、皇上详细询问,还觉得未尽所怀,马上又要远赴四川,不知陛见何日。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四川路又远,来去又不便,怎么得想个法子,把你调在近处,我们君臣才常有见面的机会。”
    听得这一说,岑春煊连连碰头,“蒙皇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以臣私心,实在想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恶狗。”
    如此自譬,真是近乎愚忠了!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岑春煊,你的话说得太重了!”她说:“我们母子西巡的时候,如不是有你照料,那有今天?我常跟皇上说,总别忘了岑春煊!说实话,我久已拿你当亲人看待。近几年你在外面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京来。我这个意思,你应该知道。”
    “是!”岑春煊答说:“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无别?不过譬如种树,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树的根本,是在政府。倘或根本上让人把土挖松了,枝叶再好,经不起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都倒了,枝叶再好有何用处?臣想留在京里,就是想替皇太后、皇上在根本上下点工夫。”
    “你说得不错!”慈禧太后下了决心,“好在四川现在安静了,我亦希望你在京里办事。明天就有旨意,你先下去吧。”
    第二天果然有了上谕,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原任尚书张百熙二月间出缺,由瞿鸿玑的安排,派林绍年署理,此时让出来亦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奕劻大起戒心,但看岑春煊正红得发紫,料知反对不掉,反而很热烈地表示赞成,而且一回到军机处,立即派人持着他的名片,到广西会馆去报信道喜。
    可是岑春煊却不领这个情,谢恩的折子未上,先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只碰头,不称谢,开口说道:“本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营,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军机处,才能当上邮传部侍郎。
    如果该员在部,臣实在羞与为伍。”
    慈禧太后大为诧异。她当然知道,岑春煊所说的“军机处”,其实只是指庆王奕劻,因为朱宝奎出于奕劻的保荐,同时也相信岑春煊所言不虚。朱宝奎能跻身卿贰,她亦听人说过。造沪宁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先借三百二十五万镑,工程未半,经费花得光光,只好续借六十五万镑。借款的合约,比那一条铁路都来得苛刻。最吃亏的是,借款合约一成立,便须设立总管理处,委员共五名,中、英各二,但总工程师为当然委员,以二对三,中国变成少数,大权全落英国之手。此事由盛宣怀创议,亦由盛宣怀经手,而从中奔走牵线的就是朱宝奎,岑春煊说他“勾结外人,吞没巨款”,事原不假。
    “朱宝奎真有劣绩,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躆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
    原来有这样的内幕!慈禧太后想起岑春煊前几天对奕劻的攻击,毫不迟疑他用朱笔评了两个字:“彻查”!同时将原折从“以一万二千金”至“以为庆王奕劻寿礼”这一段文字旁边,密密加点,表示彻查者何事。
    这是头一天晚上看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名为“早事”,向例由领班大臣先看。但瞿鸿玑久在军机处“当家”,可以不顾此例,看到赵启霖这个折子,微微一笑,声色不动地静等庆王奕劻到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得信息,是由李莲英传来的。慈禧太后这天起身,神色颇为不愉,李莲英从她口风中得知其事,悄悄告诉了大格格——荣寿公主。她跟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从未期望慈禧太后会成为“女中尧舜”的宋朝宣仁太后,可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女皇帝武则天,他们只把她看成当了几十年的家,至今仍非她才能约束一大家子人的一位老太太,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辛苦了一辈子,至今年过七十,犹须事事操心,那还不该让她过几年舒服日子?
    因此,大格格与李莲英在宫中上下联络,务求安静,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气,如今眼看要起大风波,当然得赶紧想法子平息。因此,大格格同意李莲英的主意,把这个消息托内务府大臣世续转告奕劻,让他自己早自为计。
    奕劻当然震动了!一面托徐世昌与那桐料理其事,一面赶进宫去,在轿子里心问口、口问心地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因为如此,到得军机处,看到了赵启霖的奏折,还能够保持平静。“子玖!”他说,“既有朱笔‘彻查’,我应该回避,这件事就拜托足下主持了,今天我已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声明。”
    瞿鸿玑没有想到他竟有这样子的沉着,神色肃穆地想了一会答说:“王爷的处境,确实很尴尬,有话我可以代奏。”
    “我没有什么话,只请皇太后、皇上简派大员彻查。”
    “王爷看派什么人好?”
    “这,”奕劻摇摇头说:“我不便表示意见。”
    “那么,”瞿鸿玑又问:“上头如果问到段芝贵,该怎么答奏?”
    奕劻将原奏又拿起来看了一回,方始答说:“段芝贵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日俄战争那两年,陪北洋的日本顾问,到火线去过好几次,关外的情形很熟,跟日本人也有交情。”
    略停一下,奕劻再说:“徐菊人跟我商量,说这新设督抚,日本跟俄国一定处处跟中国为难,将来的纠纷必多,交涉也很难办,总得人地相宜才好。奉天借重唐少川,就是为此,黑龙江派了段芝贵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人参了,我亦不能再说什么,请旨办理就是。”
    “是了!请旨办理。”
    ※  ※ ※
    “这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太后问。
    “据庆亲王说,是有功之人。”瞿鸿玑将奕劻的话说了一遍,加上自己的意见:“但如进用不以其道,怕从此开了幸进之门,关系不浅。”
    “你说进用不以其道,是说段芝贵真的行了贿?”
    “不是!臣不敢这么说。”瞿鸿玑答说:“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亦没有送引见,就派任巡抚,过去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太后说:“道员放缺,都要先引见,如今居然有我跟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不叫人奇怪?既然如此,应该先撤他的藩司。”
    “是!”瞿鸿玑问道:“朱笔‘彻查’,照规矩,至少简派一位亲王,一位大学士,请皇太后、皇上的旨意。”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下吩咐:“派醇亲王跟孙家鼐好了。”
    瞿鸿玑承旨退了出来,就在乾清宫西面,专为军机休息用的板屋中,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一道是:“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王竹林借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实,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写完又检点了一番,正要装匣递上时,太监来宣召,指定只要瞿鸿玑独对。原来慈禧太后心细,想起段芝贵既已无庸署黑龙江巡抚,遗缺便应另觅替人,要问的便是这件事。
    瞿鸿玑当然也曾想到这一点。本意要问一问徐世昌,另外照规制开列“一正两陪”的名单,听候朱笔圈定。如今慈禧太后既已问到,不能无以为答,同时也觉得这正是为自己增添声威的好机会,所以略想一想,便即答说:“江西藩司程德全,曾任吉林滨江道,资历相当,人地相宜,可否请旨简派?”
    “程德全?”慈禧太后问道:“是四川人吗?”
    “是,他是四川云阳人。”
    “什么出身?”
    “记得是廪生出身,他久任外官,很能实心任事。”瞿鸿玑紧接着说:“他当滨江道,正是日俄战争的那两年,日本追俄国军队,打算开炮,程德全怕伤了百姓,拿身子挡住炮口不让开,日本军只好依他。”
    “这样说起来,真是个好官。难得!难得!”慈禧太后赞叹不绝地:“就派他去。”
    于是又补了一道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上谕,随即发了下来。奕劻一看段芝贵的处分,冷笑说道:“还好,不是解任听勘。”
    话一出口,不免失悔,何必有此为段芝贵不平的语气?好得瞿鸿玑不在面前,牢骚也大可不必再发,当下起身就走,赶回府找那桐跟徐世昌去商量。
    ※  ※ ※
    “不会有什么风波,王爷请放心!”那桐安慰地说:“燮老中正和平,醇王决不会有意见,事情不难办,只是王爷的面子上难看了一点。”
    “这时候还管面子不面子!”奕劻问道:“孙燮臣那里,是不是该招呼一下?”
    “是!我跟菊人商量过了,他去最好!”
    “对了,菊人辛苦一趟吧。你去比较不落痕迹。拜托!拜托!”
    “王爷言重了。”徐世昌说:“原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如何说法,先得跟王爷请示。”
    这有点故意作难的意味,奕劻不免尴尬。照道理说,既然有求于人,便当开诚相待,然而纳贿十万之巨,说来自觉汗颜。因而讷讷然地把张老脸涨得通红。
    见此光景,那桐替他解围,“菊人,”他说:“君子可欺其以方。”
    这意思是在孙燮臣——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面前,来个概不承认。不过徐世昌不会那么傻,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已经想好了说法,孙家鼐问起案情,只回他一个“不知其事”就是。
    “还有件事呢,唉!”奕劻重重地叹气:“这个畜生,替我惹多少祸!”
    “畜生”当然是骂载振,“还有件事”便是载振纳宠那件风流公案。那桐答说:“这更不必王爷费心,把人送走就没事了。”
    “喔,”奕劻问道:“回天津?”
    “是!”
    “可是……”
    “王爷,”那桐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会有妥当的安排,足能遮人耳目。”
    “那好!实在费心了。”奕劻不胜伤感地说:“七十之年,遭此奇辱,想想这口气真咽不下。琴轩,你看着好了,京里只怕从此要多事了。”
    “也不尽然!”那桐毫不在乎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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