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纷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印刷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主事，”他说：
“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复，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 ※ ※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致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须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陈。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
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位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须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的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改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弢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弢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借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弢，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是好好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礼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达赖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那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扎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争，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借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的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话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
恩怨江湖风尘三侠(高阳)买命三春争及初春景董小宛明末四公子草莽英雄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八大胡同清末四公子清朝的皇帝李鸿章荆轲红顶商人胡雪岩大浪淘沙李鸿章乞女丁香花乾隆韵事临邛卓家大将曹彬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纷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印刷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主事，”他说：
“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复，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 ※ ※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致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须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陈。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
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位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须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的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改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弢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弢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借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弢，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是好好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礼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达赖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那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扎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争，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借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的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话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