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恩应趋宫门，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对他的“盛名”自然有损。一段的清议，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与翁同龢、瞿鸿玑的被逐，相提并论。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击，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疴，要重得多，但无不宠辱不惊，从容以处，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相形之下，见得读书人的尊贵，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也是涵养功深，远非袁世凯所及。
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不自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 ※ ※
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言重，言重！”严修跟杨度不约而同地说。
“还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为报。自两宫升遐以来，不过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经伤透心了！我真担心，不知此别还能重见与否？”说着，袁世凯的眼圈发红，真的动了生死离别的哀感。
杨度却很注意他“伤透了心”这句话，便即问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挤？”
“排挤虽不见得，但其言不用，而且处处走绝路的样子，南皮如何不伤心？”袁世凯探手入怀，取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两位看，有诗为证。”
诗是一首七绝，题目叫做《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第三句四个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好诗！”杨度赞叹着：“由宋太祖贯穿到祥兴帝，还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绝更是唯我独尊。”
严修却不作声端然肃坐，面色凝重异常，张之洞已经预见到大清朝的气数将终，严修的感觉中，不由得浮起亡国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陆，皆为南人，辛苦追随，所为何来？”杨度又发议论：“若谓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南皮牢骚满腹，固是就诗论诗的看法，然而与其谓之为牢骚，倒不如说他有深忧，唯恐为文陆。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无奈处今之势，大清朝欲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穷，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陆秀夫，而实为南皮所万不甘心者！”
袁世凯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却不知虞允文出将入相二十年，又曾持节开府，置“翘材馆”延四方贤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与张之洞志趣相类。
严修当然深知，觉得杨度说张之洞不甘为文陆，想做虞允文，颇能道着张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点头：“晢子此论极精！”
杨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严修问道：“范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渊，何以自处？”
虽是假设，严修却很认真，面容庄肃地想了一会答说：
“我自知弗能为文陆。能如王伯厚于愿足矣！”
因为这是“言志”，袁世凯当然也很注意，便即问道：
“王伯厚何许人也？”
“就是做《困学纪闻》的王应麟。”杨度答说。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问应麟的意见，应麟看了卷子说，‘此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及至拆弥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应麟当礼部尚书，上疏不报，辞官回乡，很著了些书。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时候。”
明了了王应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严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节的忠臣，但也不会出山做官，归隐故里，著述为业。以严修的学行看，能如王应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其言笃实，袁世凯不由得赞一句：“范孙真是君子人！”
这时杨度已有几分酒意，谈兴益豪，便向袁世凯说道：“宫保如何？其实宫保很够虞允文的资格，将来也许还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想了一下，很谨慎地回答：“我不指望有那一天！
如果要我做虞允文，必是只剩下半壁江山了！”
“我看落日虞渊是近了！照目前亲贵排满、满人排汉的情形看来，能不能拖到九年宪政实现之日，大成疑问。万一不幸而言中，宫保，恐怕不容你啸傲苏门。请问，那时不做虞允文又做什么人？”
喝了酒的杨度，颇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袁世凯史事不熟，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自况，只好微笑不答。
“其实，宫保，我在想，如果把宋朝倒过头来，倒有个人很可以取法。”
“谁啊？”
“赵匡胤！”
此言一出，袁世凯大吃一惊，急忙摇着手说：“晢子醉了，晢子醉了！”
严修冷眼旁观，心里为那班少年亲贵在悲哀！杨度已在想做赵普，要夺他“孤儿寡妇”的江山了，“载”字辈的那些王公，还当自己是生在雍正、乾隆年间。岂非天下至愚之人？“开饭吧！”袁世凯深怕杨度再发狂言，落入严修耳中，诸多不便，所以设法打岔，没话找话地说：“旅途之中，简慢之至。”
“不必客气。”严修说了这一句，告个方便，由听差领着到车厢一端去如厕。
“晢子，你没有醉吧？”袁世凯惴惴然地问。
“宫保怕我喝醉，我就不喝。”杨度将瓶塞使劲一拍，藏酒入怀。
这证明他神智非常清楚，袁世凯便即低声说道：“晢子，我很失悔，在京里的时候，应该常常向你请教。从今以后，务请勿弃，我打算让大小儿给老兄递个门生帖子。”
“万万不可！”杨度受宠若惊，乱摇着双手，“万万当不起！”
袁世凯很想逼杨度说一句，跟袁克定换帖称兄道弟的话，只是杨度不喜欢这一套，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凯无奈，只好拱拱手说：“我总觉得大小儿该跟老兄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回京以后，务必多指点指点大小儿！”说着从腰间解下一方汉玉刚印，递给杨度：“临歧无以为赠，聊且将意。晢子，交同金玉之坚！”
“宫保这么说，杨度不敢不领，亦不敢言谢！”他用双手将那方汉玉接了过来，随即系在带上。
※ ※ ※
袁世凯离京不久，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免职，这是意料中事，封印以后，监察御史谢远涵参劾邮传部尚书陈璧，也是意料中事。
这个折子参得很凶。案由是“虚糜国帑，徇私纳贿”，文内条举劣迹，有订借洋款，秘密分润；开设粮行，公行贿赂等等。当然也牵涉到“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不过，他不甚担心，因为要讲办铁路营私舞弊，盛宣怀的把柄都在他手里。同时，他全力交涉，从比国收回京汉路的路权，朝廷虽无一字之褒，可是连载泽亦不能不承认他此举有功于国，盛宣怀想信此机会攻掉他，在他看来，未必能够如愿。
类此参案，自然是派大员查办；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孙家鼐，再一个是那桐。孙家鼐已经不大管事，主持查案的是那桐，而那桐只要有人送钱上门，不管来路如何，他都敢收，自喻为“失节的寡妇”，“偷汉子”已经不在乎了。因此，梁士诒益发不愁，把他手下的大将关冕钧、关赓麟、叶恭绰找了来，有一番话交代。
“两宫升遐，八音遏密，年下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不如请同事们加加班，额外另送津贴。一方面帮了公家的忙，一方面既省了年下的花费，另外又有收入，是个难得积钱的机会，劝大家不妨买点铁路股票。”
两关一叶，如言照办，所以邮传部铁路这一部门的收支帐目，不待钦差派员来查，就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于国丧未满百日，梓宫暂安在宫内，因而平时肩摩毂击的大栅栏、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静异常。至于贴春联、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样，自亦一概不许。九城寂寂，近乎凄凉了。
然而关起门来，合家团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鱼胡同那宅，来辞岁的络绎不绝，到得黄昏，关照门上，再有来客，一律挡驾，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请。
这班客在名士笔下，称为“小友”，全是戏班子里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们邀了来，不是为了串戏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国丧，戏班子立刻就得辍演，伶人生计，大受威胁。那桐借吃年饭为名，请来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压岁钱。当然，名气有高下，交情有深浅，红包也就有大小，从四百两到四十两不等，跟包一律四两银子一个。
到得十点多钟，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正在客厅中缠着那桐，要他以维持市面为名，设法破例开禁，准戏班子提早开锣时，门上来报：“邮传部梁大人来了！”
已关照了有客一律挡驾，门下居然敢违命通报，自然是已得了一个大人的门包之故。那桐在这上面最精明不过，也最厚道不过，为了让门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个门包，便点点头说：“请进来！”
“大年三十，财神驾到！”王瑶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对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财神来了，你们可别错过机会！回头好好放眼光出来。”
在一旁伺候的听差，听这一说，随即悄悄地去准备。这样的场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摇摊，便搭好桌子，增添灯火，备好两副赌具待命。
这时梁士诒已经到了厅上，布袍布鞋，手上拿着木盒，一见有这些名伶在座，似乎颇感意外，但仍从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礼，也跟大家都招呼过了，方始将那木盒子扬扬说道：“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给中堂带了来，留着待客。”
他既不说打开来尝尝，也未亲手奉上主人，却将这盒封缄甚固的名贵雪茄，顺手递给了那宅的听差，这一来，那桐当然懂了。
“我不抽这玩意，洵贝勒最爱好雪茄。”那桐吩咐听差，“你好好收在我书房里，我要送人的。”
“是！”听差奉命唯谨地，捧着那盒雪茄往里边而去。
“今年这个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着那班伶人说：
“就苦了他们。”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不过有中堂在，他们也苦不到那里去。”
“中堂不如财神！燕孙，”那桐笑道：“你来放赈吧？”
“这，”梁士诒做出稍有畏缩的样子，“不要紧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么？”说着，王瑶卿来拉梁士诒。
那桐与梁士诒都到了小客厅里，就一张红木桌子面对坐下，做主人的说：“自然财神做上风，玩什么？”
“请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们看呢？”那桐看着左右问：“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摊给你们打？”
“摇摊得要有人开配。”唱小生的程继先说：“番摊数棋子儿更麻烦，倒不如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诒说：“请把筹码递给我。”
那宅的筹码很讲究。他处的筹码，都是长条子牙筹，唯独他家的象牙筹码，圆如洋钱，中间打个洞，可以贯穿在铜签子上，边缘镂出回文的寿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贵，五百两一个，依次是红色一百，黄色五十，绿色十两。梁士诒理齐了四叠筹码在桌上，余下的交主人保管。
“来！每位一个。”他拿起八个金色筹码，往外一撇。
“来吧！别客气。”那桐做“散财童子”，将筹码一个一个塞到“小友”手里。
“还有六千银子，”梁士诒指着筹码说：“让你们赢净了为止。”
“听见了没有？”那桐将筹码交给王瑶卿：“归你管库，你可仔细，兑啊、找啊的，别弄错了。”
于是梁士诒卷起衣袖推庄，手气平稳，玩了有个把钟头，突然手气转坏，连赔了三把，只剩下两千银子，而下风却越赌越泼，金色筹码都出现在赌注上了。
“慢点！庄家只有两千银子。”那桐说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还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赌一注？”梁士诒看着那桐说：“风险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赌一注。”那桐将自己的赌注收回，成了庄家的临时股东。
打骰子分牌，上门两点，天门八点，下门么四配人牌，红通通一片，却只得三点，有人就说：“‘单双’的牌，凶多吉少了！”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不可，因而自问资格够直督之任的，无不大肆活动，尤其是山东巡抚袁树勋，据说派他的儿子带四十万银子进京在钻门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杨士骧病势突变，终于不治。丧事由杨士琦主持，灵前悬一副杨士骧自挽的对联：“平生喜读游侠传；到死不识绮罗香”吊客无不诧为奇谈。杨夫人奇妒，杨士骧生平仅纳一妾，而且是杨太太陪嫁的丫头，亦竟不容。杨士骧一谈起来神情抑郁，道是自作挽联，就是灵前所挂的这一副。有人以为堂堂封疆，作此不庄之语，殊属“不成事体”，杨士琦却有辩解，说是“如兄之志”。
杨士骧一死，直督出缺，上谕调两江总督端方继任，颇令人困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御史胡思敬参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两广总督张人骏查复，不想反倒调为疆臣首领的直督！
这一来自然有一番大调动，张人骏调两江；袁树勋终于升官，补了张人骏空下来的缺；山东巡抚则由庆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暂为署理，但因直隶内部的情势甚为严重，除了李德顺一案外，前两任还有绝大的亏空。袁世凯离任时亏空公款六七百万，要求杨士骧弥补，为保他由东抚调升的主要条件之一。无奈杨士骧无此手段，兼以资望不足，京中大老一个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书来求差的，无不应酬，以致冗员充斥。加以迎来送往，应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为袁世凯补漏，反倒又亏了三四百万下去，总计不下千万之多，非派大员，无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辞出京时，摄政王载沣即以查办李德顺及清查袁、杨亏空两事，定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务。
乞女董小宛清朝的皇帝明末四公子玉垒浮云临邛卓家任公与刁间三春争及初春景大浪淘沙李鸿章乾隆韵事正德外记明朝的皇帝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风尘三侠(高阳)荆轲清官册、假官真做红顶商人胡雪岩吕不韦八大胡同柏台故事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不自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 ※ ※
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言重，言重！”严修跟杨度不约而同地说。
“还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为报。自两宫升遐以来，不过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经伤透心了！我真担心，不知此别还能重见与否？”说着，袁世凯的眼圈发红，真的动了生死离别的哀感。
杨度却很注意他“伤透了心”这句话，便即问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挤？”
“排挤虽不见得，但其言不用，而且处处走绝路的样子，南皮如何不伤心？”袁世凯探手入怀，取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两位看，有诗为证。”
诗是一首七绝，题目叫做《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第三句四个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好诗！”杨度赞叹着：“由宋太祖贯穿到祥兴帝，还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绝更是唯我独尊。”
严修却不作声端然肃坐，面色凝重异常，张之洞已经预见到大清朝的气数将终，严修的感觉中，不由得浮起亡国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陆，皆为南人，辛苦追随，所为何来？”杨度又发议论：“若谓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南皮牢骚满腹，固是就诗论诗的看法，然而与其谓之为牢骚，倒不如说他有深忧，唯恐为文陆。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无奈处今之势，大清朝欲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穷，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陆秀夫，而实为南皮所万不甘心者！”
袁世凯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却不知虞允文出将入相二十年，又曾持节开府，置“翘材馆”延四方贤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与张之洞志趣相类。
严修当然深知，觉得杨度说张之洞不甘为文陆，想做虞允文，颇能道着张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点头：“晢子此论极精！”
杨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严修问道：“范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渊，何以自处？”
虽是假设，严修却很认真，面容庄肃地想了一会答说：
“我自知弗能为文陆。能如王伯厚于愿足矣！”
因为这是“言志”，袁世凯当然也很注意，便即问道：
“王伯厚何许人也？”
“就是做《困学纪闻》的王应麟。”杨度答说。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问应麟的意见，应麟看了卷子说，‘此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及至拆弥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应麟当礼部尚书，上疏不报，辞官回乡，很著了些书。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时候。”
明了了王应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严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节的忠臣，但也不会出山做官，归隐故里，著述为业。以严修的学行看，能如王应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其言笃实，袁世凯不由得赞一句：“范孙真是君子人！”
这时杨度已有几分酒意，谈兴益豪，便向袁世凯说道：“宫保如何？其实宫保很够虞允文的资格，将来也许还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想了一下，很谨慎地回答：“我不指望有那一天！
如果要我做虞允文，必是只剩下半壁江山了！”
“我看落日虞渊是近了！照目前亲贵排满、满人排汉的情形看来，能不能拖到九年宪政实现之日，大成疑问。万一不幸而言中，宫保，恐怕不容你啸傲苏门。请问，那时不做虞允文又做什么人？”
喝了酒的杨度，颇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袁世凯史事不熟，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自况，只好微笑不答。
“其实，宫保，我在想，如果把宋朝倒过头来，倒有个人很可以取法。”
“谁啊？”
“赵匡胤！”
此言一出，袁世凯大吃一惊，急忙摇着手说：“晢子醉了，晢子醉了！”
严修冷眼旁观，心里为那班少年亲贵在悲哀！杨度已在想做赵普，要夺他“孤儿寡妇”的江山了，“载”字辈的那些王公，还当自己是生在雍正、乾隆年间。岂非天下至愚之人？“开饭吧！”袁世凯深怕杨度再发狂言，落入严修耳中，诸多不便，所以设法打岔，没话找话地说：“旅途之中，简慢之至。”
“不必客气。”严修说了这一句，告个方便，由听差领着到车厢一端去如厕。
“晢子，你没有醉吧？”袁世凯惴惴然地问。
“宫保怕我喝醉，我就不喝。”杨度将瓶塞使劲一拍，藏酒入怀。
这证明他神智非常清楚，袁世凯便即低声说道：“晢子，我很失悔，在京里的时候，应该常常向你请教。从今以后，务请勿弃，我打算让大小儿给老兄递个门生帖子。”
“万万不可！”杨度受宠若惊，乱摇着双手，“万万当不起！”
袁世凯很想逼杨度说一句，跟袁克定换帖称兄道弟的话，只是杨度不喜欢这一套，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凯无奈，只好拱拱手说：“我总觉得大小儿该跟老兄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回京以后，务必多指点指点大小儿！”说着从腰间解下一方汉玉刚印，递给杨度：“临歧无以为赠，聊且将意。晢子，交同金玉之坚！”
“宫保这么说，杨度不敢不领，亦不敢言谢！”他用双手将那方汉玉接了过来，随即系在带上。
※ ※ ※
袁世凯离京不久，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免职，这是意料中事，封印以后，监察御史谢远涵参劾邮传部尚书陈璧，也是意料中事。
这个折子参得很凶。案由是“虚糜国帑，徇私纳贿”，文内条举劣迹，有订借洋款，秘密分润；开设粮行，公行贿赂等等。当然也牵涉到“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不过，他不甚担心，因为要讲办铁路营私舞弊，盛宣怀的把柄都在他手里。同时，他全力交涉，从比国收回京汉路的路权，朝廷虽无一字之褒，可是连载泽亦不能不承认他此举有功于国，盛宣怀想信此机会攻掉他，在他看来，未必能够如愿。
类此参案，自然是派大员查办；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孙家鼐，再一个是那桐。孙家鼐已经不大管事，主持查案的是那桐，而那桐只要有人送钱上门，不管来路如何，他都敢收，自喻为“失节的寡妇”，“偷汉子”已经不在乎了。因此，梁士诒益发不愁，把他手下的大将关冕钧、关赓麟、叶恭绰找了来，有一番话交代。
“两宫升遐，八音遏密，年下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不如请同事们加加班，额外另送津贴。一方面帮了公家的忙，一方面既省了年下的花费，另外又有收入，是个难得积钱的机会，劝大家不妨买点铁路股票。”
两关一叶，如言照办，所以邮传部铁路这一部门的收支帐目，不待钦差派员来查，就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于国丧未满百日，梓宫暂安在宫内，因而平时肩摩毂击的大栅栏、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静异常。至于贴春联、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样，自亦一概不许。九城寂寂，近乎凄凉了。
然而关起门来，合家团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鱼胡同那宅，来辞岁的络绎不绝，到得黄昏，关照门上，再有来客，一律挡驾，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请。
这班客在名士笔下，称为“小友”，全是戏班子里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们邀了来，不是为了串戏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国丧，戏班子立刻就得辍演，伶人生计，大受威胁。那桐借吃年饭为名，请来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压岁钱。当然，名气有高下，交情有深浅，红包也就有大小，从四百两到四十两不等，跟包一律四两银子一个。
到得十点多钟，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正在客厅中缠着那桐，要他以维持市面为名，设法破例开禁，准戏班子提早开锣时，门上来报：“邮传部梁大人来了！”
已关照了有客一律挡驾，门下居然敢违命通报，自然是已得了一个大人的门包之故。那桐在这上面最精明不过，也最厚道不过，为了让门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个门包，便点点头说：“请进来！”
“大年三十，财神驾到！”王瑶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对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财神来了，你们可别错过机会！回头好好放眼光出来。”
在一旁伺候的听差，听这一说，随即悄悄地去准备。这样的场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摇摊，便搭好桌子，增添灯火，备好两副赌具待命。
这时梁士诒已经到了厅上，布袍布鞋，手上拿着木盒，一见有这些名伶在座，似乎颇感意外，但仍从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礼，也跟大家都招呼过了，方始将那木盒子扬扬说道：“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给中堂带了来，留着待客。”
他既不说打开来尝尝，也未亲手奉上主人，却将这盒封缄甚固的名贵雪茄，顺手递给了那宅的听差，这一来，那桐当然懂了。
“我不抽这玩意，洵贝勒最爱好雪茄。”那桐吩咐听差，“你好好收在我书房里，我要送人的。”
“是！”听差奉命唯谨地，捧着那盒雪茄往里边而去。
“今年这个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着那班伶人说：
“就苦了他们。”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不过有中堂在，他们也苦不到那里去。”
“中堂不如财神！燕孙，”那桐笑道：“你来放赈吧？”
“这，”梁士诒做出稍有畏缩的样子，“不要紧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么？”说着，王瑶卿来拉梁士诒。
那桐与梁士诒都到了小客厅里，就一张红木桌子面对坐下，做主人的说：“自然财神做上风，玩什么？”
“请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们看呢？”那桐看着左右问：“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摊给你们打？”
“摇摊得要有人开配。”唱小生的程继先说：“番摊数棋子儿更麻烦，倒不如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诒说：“请把筹码递给我。”
那宅的筹码很讲究。他处的筹码，都是长条子牙筹，唯独他家的象牙筹码，圆如洋钱，中间打个洞，可以贯穿在铜签子上，边缘镂出回文的寿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贵，五百两一个，依次是红色一百，黄色五十，绿色十两。梁士诒理齐了四叠筹码在桌上，余下的交主人保管。
“来！每位一个。”他拿起八个金色筹码，往外一撇。
“来吧！别客气。”那桐做“散财童子”，将筹码一个一个塞到“小友”手里。
“还有六千银子，”梁士诒指着筹码说：“让你们赢净了为止。”
“听见了没有？”那桐将筹码交给王瑶卿：“归你管库，你可仔细，兑啊、找啊的，别弄错了。”
于是梁士诒卷起衣袖推庄，手气平稳，玩了有个把钟头，突然手气转坏，连赔了三把，只剩下两千银子，而下风却越赌越泼，金色筹码都出现在赌注上了。
“慢点！庄家只有两千银子。”那桐说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还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赌一注？”梁士诒看着那桐说：“风险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赌一注。”那桐将自己的赌注收回，成了庄家的临时股东。
打骰子分牌，上门两点，天门八点，下门么四配人牌，红通通一片，却只得三点，有人就说：“‘单双’的牌，凶多吉少了！”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不可，因而自问资格够直督之任的，无不大肆活动，尤其是山东巡抚袁树勋，据说派他的儿子带四十万银子进京在钻门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杨士骧病势突变，终于不治。丧事由杨士琦主持，灵前悬一副杨士骧自挽的对联：“平生喜读游侠传；到死不识绮罗香”吊客无不诧为奇谈。杨夫人奇妒，杨士骧生平仅纳一妾，而且是杨太太陪嫁的丫头，亦竟不容。杨士骧一谈起来神情抑郁，道是自作挽联，就是灵前所挂的这一副。有人以为堂堂封疆，作此不庄之语，殊属“不成事体”，杨士琦却有辩解，说是“如兄之志”。
杨士骧一死，直督出缺，上谕调两江总督端方继任，颇令人困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御史胡思敬参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两广总督张人骏查复，不想反倒调为疆臣首领的直督！
这一来自然有一番大调动，张人骏调两江；袁树勋终于升官，补了张人骏空下来的缺；山东巡抚则由庆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暂为署理，但因直隶内部的情势甚为严重，除了李德顺一案外，前两任还有绝大的亏空。袁世凯离任时亏空公款六七百万，要求杨士骧弥补，为保他由东抚调升的主要条件之一。无奈杨士骧无此手段，兼以资望不足，京中大老一个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书来求差的，无不应酬，以致冗员充斥。加以迎来送往，应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为袁世凯补漏，反倒又亏了三四百万下去，总计不下千万之多，非派大员，无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辞出京时，摄政王载沣即以查办李德顺及清查袁、杨亏空两事，定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