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发现我容忍了这种发飙后，我们随即把话题转向了侵权改革法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最高罚款额度是意见主要分歧所在。我希望把最高额度设在50万美元，但是布洛克希望设在100万美元。戴维告诉我如果可以在这项立法上获得共识，“一揽子改革计划”中的另外五项侵权法案的进程也将随之加快。他建议我们两方各退一步：法案的门槛设在75万美元怎么样？无疑这会改善侵权法律体系。我同意了。
戴维打电话把这个私下协定告诉了布洛克。这次电话的谈话时间很短，但最后希伯里还是把电话递给了我。“布什州长，”布洛克用正式的语气说道，“您将成为一位超级棒的州长。祝您晚安。”
1996年，劳拉在州长官邸为我开了一场惊喜晚会，庆祝我的50岁生日。米德兰、休斯敦和达拉斯的家人和朋友，安多弗、耶鲁和哈佛的同学，还有包括布洛克和拉尼在内的奥斯汀政界同行，悉数被她邀请而来。劳拉不是唯一在那天给我惊喜的人。太阳下山后，祝酒开始了。布洛克来到麦克风前，微笑着说道：“生日快乐，你这个超级棒的州长。”然后他接着说：“布什州长，您将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
布洛克的预言让我大吃一惊。我当州长的时间才不过18个月，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期还未结束，我甚至还没去思考1998年的连任问题，但是布洛克却提出了2000年的总统大选。我没有把他的话太当真，因为布洛克总是善用激将法，但是他的话却让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0年前，我在布罗德莫度假胜地庆祝自己40岁生日，当时我喝得烂醉如泥。如今我在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官邸草坪上庆祝50岁生日，有人把我当成下一任总统一样向我祝酒。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10年啊。
与此同时，一场真正的总统竞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是一名“二战”英雄，享有骄人的立法业绩。我非常仰慕多尔议员。我认为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总统，我也为他在得克萨斯的竞选造势助一臂之力。但是我担心我们党还没有认识到1992年政治世代更替的教训：一旦选民选出了一个生于“婴儿潮”时代的总统，他们不大可能回头推选一个上一代的人。最后，多尔拿下了得克萨斯，但是克林顿总统获得了连任。
进入1998年，我对自己的政绩感到信心满满。我成功实现了自己在第一次州长竞选时列出的四项重点工作目标。我们也实施了得州历史上幅度最大的减税政策，简化了爱心家庭收养孩子的政策。许多法律的通过都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支持。布洛克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里一直都是民主党候选人的拥护者，但是他却对我的连任公开表示支持，为此我感到万分荣幸。我也有一点惊讶，因为布洛克是我一个竞争对手的孩子的教父。
我决心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我全身心地投入竞选。在选举之夜，我收到了超过68%的选票，包括49%的拉美裔，27%的非洲裔，还有70%的无党派人士。我是得州唯一一位获得连任四年的州长。
那晚，我也在关注另外一场投票。杰布成功当选佛罗里达州的州长。1999年1月，我前往佛州出席他的就职典礼，我们成了第一对同时担任美国州长的亲兄弟。上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大约25年前，当时尼尔森和文·洛克菲勒同时担任美国州长。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那是一个美妙的时刻。这也是我们考虑未来的时候了。在我脑子里，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竞选总统这个决定是逐渐形成的。许多人敦促我去竞选，有些人说这样是为了国家，其他人说因为他们希望我为荣誉而战。我经常听到同样的说法：“你可以赢得竞选，你能够成为总统。”大家对我充满信心，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的决定不会取决于其他人是否认为我可以获胜。毕竟，以前所有人都说我永远都不可能打败安·理查兹。关键的问题在于我是否感觉到参选总统的召唤。
这个问题让我深思良久，我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总统竞选活动的规模和复杂性超乎寻常，所以哪怕你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会参选，你都必须尽早做好计划。我授权卡尔帮我开始准备文件，网罗善于筹款和开展草根政治活动的人才。一旦这个过程启动，它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10月，我告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布劳德（David Broder）：“我感到自己像一条汹涌奔腾的河流上的一个瓶塞。”第二个月，我获得连任，这种激流变得愈发凶猛。
我决意不能就那么被湍流卷进去。如果我加入选战，我希望自己有正确的理由。我说不清自己具体何时作出参选决定的，但有那么几个时刻，我的想法十分清晰。有一刻发生在连任州长的就职典礼时。在典礼举行的那天早上，我们在奥斯汀市中心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我和劳拉邀请了达拉斯好友马克·克雷格（Mark Craig）牧师来做讲道。
在就职典礼上，我努力地想集中注意力，但却做不到。当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我近来一直在是否竞选总统的这个问题上纠结。
她说：“乔治，不要多想了。下定决心，勇敢前进。”这个建议好，但在当时却没有多大的帮助。
之后马克·克雷格的布道让我豁然开朗。在他的讲道中，他谈到了《出埃及记》，上帝召唤摩西回埃及拯救他的同胞。摩西的第一反应是充满怀疑：“我是什么人，竞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在书中，他给自己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他的生活并不美满，他不确定以色列人是否肯听从他，他甚至不善言辞。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耳熟。
马克说上帝确信摩西有力量执行神的旨意。然后马克召唤会友一起行动起来。他断言美国渴望道德领袖。“像摩西一样，”他最后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
我不禁思考这是否就是我苦苦寻求的答案。没有神秘之音在我耳边低语，只有马克·克雷格高调的得克萨斯口音从讲道坛上传来。然后母亲在教堂长凳的另一端把身体向前微倾，让我能看到她并用口型告诉我：“他在说你呢。”
礼拜结束之后，我觉得焕然一新。压力消散殆尽，我感到了心灵的平静。
我和劳拉就总统竞选的问题讨论了18个月之久。我跟她谈到了各种利弊，希望征求她的意见。她并不劝我放弃竞选，也不试图引导我参与竞选。她只是耐心地听我权衡利弊，然后提出她的看法。我认为她一直都觉得我最终会选择参选。正如她所说，我来自政治世家。她的目的就是确保我最后的决定是出于正确的理由，而非他人怂恿下的盲目行动。
如果她反对，她就会如实告诉我，我也就不会竞选了。虽然她担心我当总统后会承受巨大压力，但是她和我都对美国充满了希望，她也对我的领导力抱有信心。一天夜里，她冲着我微笑，说：“我要与你并肩作战。”
更为难的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儿。芭芭拉和詹娜当时才17岁，她们性格不羁，这让我不由得想到她们的父亲。一开始，她们让我不要参加竞选，有时候是开玩笑地说，有时候是认真地说，但通常都是声嘶力竭地叫嚷。她们最喜欢说的话就是：“爸爸，你会输掉的。你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厉害。”有时候她们会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生活？”
作为一个父亲，这些话听起来很苛刻刺耳。我不知道我们的女儿是否真的认为我会输掉选举，但是我确信她们不愿失去她们的私人空间。一天晚上，我让詹娜出来和我一起在州长官邸的后门廊那坐着。那天，在美好的得克萨斯的夜色里，我们两人坐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我对她说：“我知道你认为我竞选总统会毁掉你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我和你的母亲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像我们把你和芭芭拉养大，也希望你们能有自己的生活一样。”
她说她从来没有从那个角度思考过。她渴望实现极致的生活价值，这种理念也自始至终吸引着我。她显得很淡定。但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她和芭芭拉懂我了。
10年之后再回首，我们的女儿们很感激我担任总统给她们带来的机会。她们和我们一起去各国访问，会见诸如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非洲首位女领袖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等杰出人物，了解政府公共服务。其实，与假设当初选择继续留在得州相比，我和劳拉在任总统期间与女儿们见面的机会多了。
我们最喜欢与女儿们待的地方之一就是戴维营。2007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和劳拉邀请了詹娜和她的男友亨利·黑格来戴维营。黑格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优秀年轻小伙子，他们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结识。在周五的晚餐上，亨利提到他想在第二天找我谈话。“我3点钟在总统机舱内等你。”我说。
亨利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准备。“总统先生，我深爱着您的女儿。”他说。然后开始发表一段感人的演讲。听了几分钟，我打断了他的话。“亨利，我的答案是可以，你得到了我的允许，”我说，“那我们现在去找劳拉。”但是他的面部表情却是在说，“等等，我准备的要点还没有讲完呢！”
劳拉和我一样兴奋万分。亨利也非常聪明地请求芭芭拉的同意。几周之后，在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他向詹娜求婚。2008年5月，他们在克劳福德的农场里举行了婚礼。我们把一座用得克萨斯石灰石雕成的圣坛摆放在湖畔，我们家庭的好友、休斯敦牧师可毕扬·考德威尔（Kirbyjon Caldwell）在圣坛前面主持了日落仪式。新娘魅力逼人，劳拉和芭芭拉容光焕发。挽着我们的宝贝詹娜走向红地毯的尽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执政8年后，我们的家庭不仅变得更坚强了，规模也变得更大了。
1999年6月，当我在艾奥瓦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后，我和劳拉去了趟缅因州探望父母。我向他们报告了竞选的最新进展。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在草坪上。我们身后是壮观的大西洋，我们的前方是一大群摄影师。母亲一语惊人。她看着媒体记者，问道：“1992年的时候你们都跑哪里去了？”
我开怀大笑。我对这位了不起的女性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生命中如此多的美好时光都是她带给我的。我转向父亲，我的思绪回到了孩提时代，当年翻看相册里他的照片的那一幕幕又在脑海里重现。与那些老照片一样，他的脸庞也显苍老了，但他依旧精神矍铄。我对媒体说出了我今生的最大感悟：作为乔治和芭芭拉·布什之子本身就是我的最大财富。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多么奇妙的旅程。7年前，父亲的最后一次竞选以失败告终。如今，我骄傲地站在他的身旁，期待着成为美国第43任总统。
当我回到得克萨斯，我的第一站是鲍勃和简·布洛克的家。过度操劳让他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鲍勃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皮肤渐渐失去光泽。他卧床不起，戴着氧气面罩。我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他摘下面罩，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本《新闻周刊》。我是那期的封面人物。
“你这张照片怎么没有微笑呢？”他说。我笑了。这就是典型的布洛克。
然后他让我吃了一惊。“州长，”他说道，“你愿意在我的葬礼上为我致悼词吗？”
他把氧气面罩重新推回原位，闭上了双眼。我跟他讲到了我的艾奥瓦之行以及在烧烤宴会上的参选演讲。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在我们共同走过了非同寻常的竞选之路后，我那不大可能成为朋友的朋友和我自己都将继续前进。
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是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14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实际上是西方国际金融财团及其控制下的跨国公司的政策协调机构。--译者注
唐?埃文斯（Don Evans）是我的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乔·奧尼尔（Joe O'Neil）主管财务，罗伯特?麦克莱斯基（Robert McCleskey）处理账目。
在购买球队过程中，我特别感谢专员彼得·尤伯罗思、美国联盟主席彼比?布朗和芝加哥白袜队的杰里?莱因斯多夫给予的帮助。
最后的比分是：读的书比分110∶95，页码比分40347∶37343，页面大小比分为2275297∶2032083。
该团队由我的朋友吉姆·弗朗西斯任主席；唐?埃文斯任财务总监；卡尔?罗夫任顶级战略家；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律师麦克·马洪作为政策指导；前得州校董会官员玛格丽特?拉蒙塔涅任政治指导；得州大学最近的毕业生丹·巴特利特所在的通讯组，以及毕业于斯达康的勤奋学生伊斯雷尔?埃尔南德斯任旅行助理，伊斯雷尔的工作大大减轻了我和劳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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