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干细胞 (3)

　　我还曾听到一些令我惊讶的观点。丹·卡拉汉博士是位很有思想的伦理学家，他主张妇女有权选择堕胎与否，但却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对他来说，选择堕胎将使当事人直接受益，而毁灭一个胚胎仅是为了科学研究虚无缥缈、尚不可及的目标，这两者之间有着道德层面的区别。作为世界最德高望重的外科医师之一，本杰明·卡森博士曾同我说过，干细胞研究的确有其价值，不过科学家们需要找寻毁灭胚胎之外的其他方式，例如从脐带血液中抽取干细胞。正好相反，奥林·哈奇和斯特罗姆·瑟蒙德，作为参议院中两位对堕胎最坚定的反对者，反而选择支持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联邦资助，因为在他们看来，拯救生命的利益胜过了毁灭胚胎付出的代价。

　　2001年7月，我拜访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宅邸位于风景秀美的夏宫冈多菲堡。身着华服的瑞士守卫护送我们穿过一连串房间，来到了会客区。约翰·保罗二世是在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之一。他历经纳粹和共产党对祖国波兰的执政的时期，是455年来头一位非意大利裔的教皇。在他“无所畏惧”的呼吁下，他召集起中东欧有良知的人，打破铁幕的阻隔与屏障。杰出的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后来写道：“1979年6月2日，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俯身亲吻脚下华沙机场的土地，自此便开始了波兰共产主义终结的进程。之后整个欧洲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时间前进到2001年，教皇的精力和锐气难以逃过时光的打磨，年迈的他开始衰老。这时的他行动迟缓，力气虚弱。然而他的那双眼睛依然神采奕奕，的确使人信服他体内那股蓬勃的精神。他缓缓带我、劳拉和我们的女儿芭芭拉来到阳台。从这儿俯瞰，能够一览阿尔巴诺湖的美景。随后我同他一起来到一间简易的会议室，并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便包括干细胞研究。他了解科学带来的希望--实际上教皇本人也受到帕金森综合征病痛的折磨。然而他仍然坚信，所有的生命，不管其形式为何，都应得到保护。在对原则的坚守上，他做出了表率。对此我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我向他阐述，天主教会对生命毫不动摇的支持是我们坚实的道德基础，借此，包括我在内的反堕胎政治家得以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同时对他表示，希望天主教会将会永远是守护人类尊严的中流砥柱。

　　约翰·保罗二世于2005年辞世。我同劳拉、我父亲，还有克林顿总统飞赴罗马，共同参加了葬礼。美国总统参加教皇的葬礼，并且还有两位前美国总统到场，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我们一赶到葬礼现场，便立刻前去瞻仰吊唁教皇的遗体。当我们跪在圣坛前为教皇的遗体祈祷时，劳拉转身对我说：“现在是祈祷奇迹发生的时候了。”顿时，我心中感到一股未曾预料的涌动。我想到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彼得·詹宁斯，并为他作了祈祷。

　　那是一场感人至深的葬礼弥撒。圣彼得广场上的人群高声呼喊，放声歌唱，手举条幅，纪念教皇的一生。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主持了布道，11天后，他被推选为教皇本笃十六世。布道后，一群教会人员将已故约翰·保罗二世的灵柩抬上楼，来到圣彼得大教堂的大会堂。在进门那一刻，他们转过身来面对着人群，最后一次托起灵柩。就在这时，云散日出，朴素的木质棺材上洒满了阳光。

　　在聆听各方观点，并仔细考虑几个月后，对于干细胞研究的决策基本敲定。7月10日同利昂·卡思的对话最终对我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利昂是芝加哥大学颇有名望的医师和哲学教授。他所涉猎的领域范围极广，包括进化生物学、文学和《圣经》学。在这些领域他都有论著和教学经历。在我眼里他博学多才，知识丰富。

　　我告诉利昂，我对这个决策已经纠结很久了。胚胎干细胞研究给人类带来的希望是巨大的。可是随之而来的也有棘手的道德难题。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一个政策能够坚守原则，在促进科学发展的同时保持对人类生命的尊重。

　　利昂以他的逻辑表示，胚胎，包括那些长期冷冻的胚胎在内，都有成为生命的可能，因此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他说：“对胚胎的使用必然导致人们的顾虑。我们至少应当表示出起码的尊重，不能单单出于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操控。我们处理的是孕育我们子孙后代的种子。”

　　我跟他谈到了我的一个想法：如果批准对干细胞研究的联邦拨款，但是将范围限制在现有的干细胞系中，会有什么后果呢？抽取现有已经毁灭了、无法挽回了的干细胞系的胚胎，允许科学家们对其加以利用，研究拯救他人生命的疗法，似乎是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但这样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如果支持对已毁灭胚胎的研究，允许联邦拨款，是否等同于默认鼓励毁灭更多的胚胎呢？

　　利昂认为依靠已毁灭胚胎的研究，允许联邦资助是合乎伦理的，然而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我必须重新阐明被触犯的道德原则，即人类生命的尊严。其次，我必须确保联邦资金不得用来毁灭更多的胚胎。他表示，只要我能够保证以上两点，那么这项政策就能够通过伦理道德的考验：“如果在已有的框架条件内进行联邦资助，就不会成为胚胎毁灭的共犯。”

　　同利昂的交谈帮助我理清了思路。我决定，政府应当批准对已毁灭胚胎的干细胞系研究的资助。与此同时，对不会引发道德争议的其他干细胞来源，我将要求国会加大联邦资助。我还将划清道德的界限：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不得用来支持为了医疗成果而毁灭生命的行为。同时，我还新成立了一个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由利昂·卡思牵头，其中囊括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而下一步，就是向美国人民告知这一决定。卡伦提议破例举行一次黄金时段的全国讲话。在黄金时段做讲话，通常是由于发生战事，总统作为总司令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而这次，我将作为教育总长发言。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干细胞研究于美国十分重要，然而对大部分民众又是一个深奥难懂的问题--正如1月份时，我也对此问题不甚了解。与真正做出决定相比，向民众解释我的决定也同样重要。

　　2001年8月9日，在得州克劳福德，我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做了演讲，这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尚属首次。讲话前夜，劳拉和我一同与杰伊、卡伦和其子罗伯特同进晚餐，在场的还有一个朋友，沃斯堡市的室内设计师肯·布雷森戈姆。用餐之前，我请杰伊进行祷告。他的祷告词思想颇为深刻。在祷告完后，我们仍低着头，等着他说“阿门”结束。我们保持低头姿势一段时间，杰伊告诉我们犹太教的祷告结束不一定都说“阿门”。这又是我原先所不知的，与我这段对干细胞研究的了解经历不谋而合。

　　我以一句“晚上好”开始了我的演讲。“十分感谢大家在今晚抽出几分钟时间，以便我们能一同讨论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难题，同时也是当代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我勾勒出了人们所面临的两难局面：“毋庸置疑，我们必须竭力研究，战胜病痛；但是对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这样的前沿科技，我们也必须对其引发的道德问题予以关注。有时就算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表明我们就有理由不择手段。”

　　我围绕着做出的决定，结束了演讲：

　　胚胎干细胞研究前景广阔，同时也存在潜在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我认为我们应当允许联邦资金支持现有的干细胞系研究。这些干细胞的胚胎来源已经遭到毁灭。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向我表示，对现有60个干细胞系的研究将很有希望带来治疗甚至治愈疾病上的突破。这样的决定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探索、挖掘干细胞研究的潜力，同时确保不会触犯道德的界限，避免将纳税收入用来支持或是鼓励进一步毁灭有生命可能的胚胎……为做出此决定，我进行了精心的考察。我祈祷，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演讲前好几周，我都感觉十分焦虑。我不断对自己的猜测予以质疑，一遍又一遍地考虑各种选择。而做出决定之后，我却感到了平静。我无法预知人们会做出何种反应。对此问题事先并没有在民众当中组织焦点小组进行访谈，或是投票。就像当时等待杰伊祷告结束的那一声“阿门”一样，我们静下心来，等待民众的反应。

　　对于我的干细胞决策，人们的反应很快涌来。很多政治家和活跃分子，不管对该问题持什么态度，都称赞我的政策合理明智，考虑周全。尽管有一些科学家和游说团体对这样的决定非常沮丧，还是有很多人士将史无前例的联邦资助看做对他们工作的支持。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主席亲自发布声明称：“针对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决定，我们为总统鼓掌叫好。”我曾在好友肯特·沃尔德里普的游说团体任董事，肯特是来自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一位橄榄球运动员，现在已经瘫痪。他曾向记者表示：“这项决定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切可能的研究便利，有的地方甚至还超额满足了研究需求。”

　　我所受到的那些批评来自“右翼”人士。一名保守党派的激进分子甚至将我的决定比做纳粹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人说：“我为总统感到羞耻。他做出了妥协，给我这一辈人树立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肢解、滥用，甚至毁灭。”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一位发言人还说：“对总统的政策，好像全国就我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可他很快就有了伴儿。反对者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刺耳难听。事后看来，金钱和政治这两个因素的结合、相互渗透，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大部分带头反对这项政策的人都是科学家。我的政策承诺提供一定量的联邦资助，而这却刺激了他们的胃口，开始张口要更多的资金。2002年春天，为了应对科学家们的不满，我同意批准在获得联邦拨款的实验室中，进行由私人资助的胚胎干细胞实验。虽然做出了重大让步，科学家们却仍不满意，并继续要求更多的资金。

　　继科学家之后，从各游说团体也传来了批评的声音。由于对新疗法的发明寄予厚望，这些团体都做出了不切实际的承诺。他们似乎相信，一旦限制用于研究的干细胞数量，将延迟研究进展，不利于获得突破性成果。他们请来满怀公益心的好莱坞明星，想发动情感攻势。另外他们还发现，在干细胞问题上对我的政策持反对意见，能够给他们筹得大笔资金。这样一来，那些原先支持我的团体也倒向了反对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