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我想要了解一下事态的最新进展以及第二天的应对计划。我和他们说，没有人会主动寻求或预计到这一使命的到来，但美国要应对这一挑战。我说道：“自由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特工们带我们又穿过了一道门。“
……
嘶……”的声音再次出现。我们穿过最后一个走廊，绕过那些在门外的人员，进入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
9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民用飞机均被禁飞，装甲车在华盛顿路面上巡视，五角大楼的一侧已经彻底被毁坏，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双子塔已经不复存在。在我总统任期内，本计划将重心放在国内，现在已经转为战争。这种转变证明了命运的无常，一个总统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有时根本无法预测。
整个美国的心态动摇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防毒面具和瓶装水，有人逃离城市，赶往农村，因为他们担心城市里的建筑再次成为袭击目标。那些在摩天大厦里工作的人们不敢再回去工作。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很多人都不愿搭乘飞机。人们似乎都觉得还会有一次袭击。
敌人未曾露面，但美国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如何让国家镇定下来。我靠的是直觉和自身的背景。在得克萨斯西部所培养的乐观让我在此刻怀有信心。偶尔，我会说话率直一些。比如我会说，对于本·拉登，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周围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白宫的团队表现镇定，是我灵感的源泉。劳拉在后方不断地支持我，奉献着她的爱。我的弟弟马文和妹妹多萝两人也都住在华盛顿地区，他俩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我的家人让我感到安慰，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
我同样也从信仰和历史中汲取力量。通过阅读《圣经》，我寻找到了慰藉，亚伯拉罕·林肯称《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很钦佩林肯在道德上心如明镜，坚如磐石。他曾说过：“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验证，胜者为王。”反恐战争亦是如此。
被袭之后，我随即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第二，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进入了一场新型的战争当中；第三，帮助受害地区恢复元气，确保恐怖分子无法成功打击我们的经济，分裂我们的社会。
9月12日，我照常在早上7点左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那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众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回电话，他们都纷纷致电表示慰问。我第一个电话回给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首先对我说，他当时“完全震惊”了，并且他会“百分之百”站在美国这一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声音非常坚定。我与布莱尔之间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而这次对话使我们本已非常紧密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之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布莱尔从未动摇。
每一个致电的国家领导人都表示了支持。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言简意赅：“我们与你们同在。”这一承诺确实得以兑现。劫机之后，很多美国飞机绕道飞行，造成数千名美国乘客滯留加拿大，但加拿大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说他“哭得像个孩子，无法自已”，并承诺与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均承诺将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小泉纯一郎，珍珠港事件中袭击美国的国家的首相，称“9·11”事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更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攻击”。北约成立52年来，联盟成员国首次投票启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即是袭击所有国家。
反恐战争中，志愿者联盟正在形成，并且在当时，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进来。
回完电话后，我听了中情局的简报，并且在内阁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乔治·特内特确认本·拉登对此事负责。拦截下的情报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东部正在相互庆祝。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首都，没有传统战场上的军队。击败敌人需要举全国之力，无论是搜集情报，冻结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还是部署军队，均是如此。
这次会议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媒体发言。我已经准备好将昨晚推迟宣布的消息公开。“昨天，针对我国的这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袭击已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我说道，“这是战争行为。”
半小时后，我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我列出两大隐忧。一是自满，当然，在“9·11”痛楚仍然清晰的现在，这很难想象，但我知道，人们早晚会逐渐忘却。作为民众选举出的领袖，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威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第二个隐忧是对阿拉伯裔和信奉穆斯林的美国人的歧视。我已经听说有报道称，有人开始对貌似中东地区来的人进行口头骚扰。这让我想起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美国有过这方面不光彩的历史。“一战”期间，人们有反德情绪。极端情况下，有些德裔美国人还被监禁。“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支持将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诺曼·峰田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只有10岁。那天在内阁室中见到他，这就很好地提醒了我：政府有责任保持冷静，而且公开反对歧视。我计划访问一座清真寺，以传达这一信息。
国会议员们也非常团结，决心共同保卫国家。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施勒提出一条警告。他认为我应当谨慎使用“战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很强烈的暗示。我了解到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但我不认同他的观点。如果恐怖主义网络组织了四起连环袭击，并发誓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这还不算战争行为的话，那这算什么？违反外交礼仪？
在最后发言的几个人中，其中一个是罗伯特·伯德，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当时已经83岁高龄。他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结束以及无数其他的挑战。他犀利的言语激励了在场的所有人，“除去好莱坞和电视剧里的情节，”他说道，“现实中也有一群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信仰上帝……无敌之师随时听你调遣。”
9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两地距离很近。五角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到撞击地点走了走，并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在那里，我见到的最后一批人是验尸人员。乔·哈京带着他们走了过来。在执行完这一最令人伤心的任务后，他们一身尘土。我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是他们使得这份工作变得高尚。
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下定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对这次袭击，我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要让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
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通话。我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之后，我突然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我接受，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
通话后，我同意回答几个媒体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涉及航空系统安全，本·拉登的下落，以及我在国会中提出了什么要求。现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问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在祈祷什么，心中又在想着什么？”
在此前的两天，我都设法在公开场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问题让我压抑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一直在想着特德·奥尔森极度忧伤的声音，想着验尸人员精疲力竭的工作场景，想着无辜死去的孩子，以及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人。我心中积聚的哀伤一瞬间爆发。我眼含泪水，几度哽咽。我停下来，人们飞快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很快，我恢复了平静，把手放在坚毅书桌上，身体前倾。“我现在想的不是自己。我想的是那些家庭，那些孩子。我是个有爱心的人，但我同时肩负重任，我要履行自己肩上的责任。”
之后，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有个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他的妻子、医生、劳拉和我--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让我备受鼓舞。
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击，感谢上帝。
“9·11”事件中约有3000名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害了。我觉得全国应当共同悼念他们，所以我将周五（9月14日）定为全国祈祷和纪念日（National Day of Prayerand Remembrance）。我知道9月14日将会是痛苦且伤感的一天，但我没想到那一天会让我颇受启发。
早上7点刚过，安迪·卡德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我做国家安全简报。中情局相信在美国还有更多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想用生物、化学和核武器袭击美国。如果说有什么行为能制造出比“9·11”更加残忍的结果的话，那么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恐怖袭击显然可以。
我让联邦调查局局长鲍伯·穆勒和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给我介绍一下对劫机者的调查状况。鲍伯告诉我，他们已经查出了大多数恐怖分子，了解到他们何时进入美国的，之前身在何处以及他们如何实施此次袭击的。这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调查，但这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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