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
新的审讯技巧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祖巴耶达赫透露了大量有关基地组织架构和行动的信息。他还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拉姆齐·本·希布赫的藏身之处，该人是“9·11”袭击后勤方面的策划者。巴基斯坦警方在“9·11”事件发生一周年时抓到了他。
祖巴耶达赫后来告诉审讯人员为什么他又重新开始回答问题。根据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他在达到一定的忍耐限度之前，不得不对抗审讯。而水刑这一技巧让他到了忍耐的极限，他尽到了宗教义务，然后开始合作。他说：“你必须为所有的兄弟这么做。”
2003年3月1日，乔治·特内特讲述了一个特别适合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小说的间谍故事。通过审讯阿布·祖巴耶达赫和拉姆齐·本·希布赫获得的信息，再加上其他情报，我们锁定了一位高级别的基地组织领导人。中情局的一位勇敢的外国特工带领我们来到在巴基斯坦的一处公寓群中的一户。这名特工后来说道：“我想让这些扭曲我们的宗教信仰、滥杀无辜的疯子消失，远离我的孩子。”
巴基斯坦军队闯入房内，将目标人物拖了出来。那是杀害丹尼尔·珀尔并主使了“9·11”事件的基地组织头号行动官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能够将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之一拿下，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的轻松并没有持续多久。特工在搜查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房屋的院子时发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这后来被一位官员称为“母脉”。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很明显是在计划更多起袭击。看起来他不愿意给我们提供任何相关信息。“我会和你们对话的，”他说，“等我到了纽约，见了律师。”
乔治·特内特问我是否准许他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使用加强的审讯技巧，包括水刑。我想起和丹尼尔·珀尔的遗孀见面时的场景。当丹尼尔遇害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是个男孩。我想起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夺去了无辜家庭中2973人的性命。我还想起自己有责任保护国家免受另一起恐怖袭击。
我说：“当然准许！”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果然很不容易屈服。但当他屈服后，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透露了用炭疽病毒袭击美国目标的计划，并指出3名涉及基地组织生化武器项目的人员。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们抓到了在东南亚地区最危险的基地组织分支的头目，以及造成202人死亡的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的制造者--汉巴里。他还提供了一些细节，使得特工人员找到了汉巴里的弟弟。此人一直在训练基地组织成员，以在美国境内制造另一起袭击。这很可能是一起西海岸版本的“9·11”事件，由恐怖分子劫机撞向洛杉矶市的图书馆大楼。
多年之后，《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撰写关于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转变。文章的标题为“一名被关押者如何变成一项资产”，文章描述穆罕默德“好像很享受这样的机会，有时会花几个小时来讨论基地组织的内部工作以及该组织的计划、意识形态以及成员……有时他甚至会使用黑板”。他所提供的情报被证实对拯救美国人民的生命非常重要。而如果没有使用中情局的加强审讯计划，几乎不可能获得这些情报。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中，在我们所抓捕的数千名恐怖分子中，大概有100名恐怖分子接受了中情局的审讯。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用加强技巧进行审讯的。其中3人被施用水刑。由中情局审讯的恐怖分子所提供的信息，占到中情局所掌握的关于基地组织信息的一半以上。他们的审讯帮助粉碎了几起阴谋，比如袭击在国外的美国军事和外交设施，袭击伦敦希思罗机场和金丝雀码头，以及袭击在美国的多个目标。情报部门的专家告诉我说，如果没有中情局的这个计划，就还会发生又一起针对美国的袭击。
在我们实施了中情局的计划之后，我们向两党的少数立法者介绍了这个计划。那时，有些人担心我们对此计划的推进还不够。但多年之后，一旦威胁不再那么迫在眉睫，或是政治势头有所转变，很多立法者就开始猛烈地抨击这一计划。他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非法的虐囚行为。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曾向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法律顾问询问、评估这些审讯方法。他们向我保证说这些做法不构成虐囚行为。反对者们利用法律，声称我们的情报人员违反了法律，是自取其辱且大错特错的做法。
中情局的审讯计划挽救了大量生命。如果我们能再多抓几名可以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基地组织成员，我也同样会用这个计划审讯他们。
2004年3月10日清晨，迪克·切尼和安迪·卡德用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向我问早：《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将于该日结束之时终结。
“它怎么可能终结呢？”我问道，“它对于保卫国家至关重要。”从2001年10月我批准《恐怖分子监视计划》以来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那时，国家安全局利用此计划来发现恐怖分子的阴谋和藏身处的关键细节。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海登后来公开说道，该计划“成功发现并阻止了在美国境内的袭击”。而他做出的专业判断是，如果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实施这一计划，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些在美国境内参与“9·11”袭击的基地组织成员。
安迪解释了当时的状况。尽管从2001年起，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就经常推崇更新后的《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司法部对于该计划的一个方面提出了一项合法的反对。
“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问道。安迪和我一样心存怀疑。他告诉我说，他也是在前一天晚上才听说这项反对意见。法律团队一定认为不需要总统的参与就能解决这一分歧。我告诉安迪要和阿什克罗夫特以及白宫法律顾问阿尔伯托·冈萨雷斯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要飞往克利夫兰市，发表一个和贸易政策相关的讲话。
返回之后，我向安迪询问了一下情况。我们进展寥寥。司法部坚持表示反对。而我的律师团队也不妥协。他们坚信这个计划是合法的。
我问道：“阿什克罗夫特他人在哪呢？”
安迪回答道：“他在医院。”
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闻。我打电话给约翰，得知他刚刚做了个紧急的胆囊手术，正在恢复中。我告诉他说，我派安迪和阿尔伯托去和他商谈一件紧急的事情。他们带着重新授权《恐怖分子监视计划》的行政命令，开车到了医院。他们回来之后，告诉我说阿什克罗夫特并没有签署这份命令。要使这一计划继续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司法部的反对意见。我并不想这么做，但是别无他法。我是基于作为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签署行政命令，使《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得以延续。
我上床休息时仍感到恼火，我觉得这其中还有我不知道的情况。我打算找出其中的隐情。
“总统先生，我们遇到了大问题。”3月12日一早，我刚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安迪这样对我说。“吉姆·科米是代理司法部长，由于您要延续《恐怖分子监视计划》，他打算辞职。还有一批司法部的官员也要这么做。”
我大吃一惊。没有人告诉我说，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副手科米已经在阿什克罗夫特手术期间接过了他的职责。如果我知道了这个情况，我是决不会派安迪和阿尔伯托到约翰所住的病房跑一趟的。
早上听完联邦调查局简报之后，我要求单独和科米谈话，而他是以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角色和我进行对话的。我们没有谈很久，但我知道他作为一名检察官在纽约有着卓越的记录。我首先解释了自己有义务为保卫国家尽我所能。我觉得《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解释说，他对于这一计划有问题的部分感到担忧。我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到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个问题。”
他看上去非常震惊。“总统先生，”他说，“您的手下已经知道这个情况有几周的时间了。”这回他又让我大吃一惊。他不是唯一一个打算辞职的人。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穆勒也是其中一人。我即将看到当代总统史上最大规模的辞职，而我们当时正在一场战争中。
我把鲍勃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在过去的两年半中，我对他已经非常了解。他是个善良而正派的人，曾经是普林斯顿的曲棍球球星，并在海军服役过，他还领导过在旧金山的美国检察长办公室。他并没有犹豫，和科米的意见保持一致。如果我要推翻司法部的反对意见，继续推进这一计划，他说他就不会再在我的政府中任职。
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而且要快。白宫内的一些人认为我应该坚持宪法第二条赋予我的权力，并承受人员辞职的损失。另外一些人劝我接受司法部的反对意见，调整计划，保持政府的完整。
我愿意维护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的权力，但不能付出任何代价。我想起1973年10月发生的星期六大屠杀，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解雇了水门事件的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并导致司法部长和司法部副部长辞职。我并不想要重演这样的历史性危机。如果说从法律原则的角度上我是正确的，但我的政府发生内讧，我们反恐战争中的关键计划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暴露在媒体的狂轰乱炸当中，我也不会感到很满意。
我决定调整该计划中司法部门认为有问题的部分，来缓解他们的担忧，但仍然坚持延续《恐怖分子监视计划》。科米和穆勒放弃了以辞职相威胁的打算。监视计划得以继续发挥作用，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能度过这次危机，我感到一阵轻松。但是此事终究还是发生了，我感到心有余悸。我很明确地告诉我的顾问们，我再也不想像这样被打个措手不及。我并不怀疑任何人有不良企图。对于每位在白宫工作的人员来说，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总统的时间安排，以及在什么时间把政策分歧报告给总统。监视计划引发的对峙就是一个错误评估的例子。在之后的几年中，分歧仍然频频发生，但此类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就是优秀的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撰写的哈里·杜鲁门总统的传记。我佩服杜鲁门坚强、有原则、有战略的眼光。“我觉得要担负起月亮、星星乃至所有星球上的责任。”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几个月前，他突然担任美国总统时说的。但是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男人知道如何做出艰难的决定并坚持到底。他做的都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不太在意批评者会怎么说。他在1953年离任时，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而现如今，他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康迪在担任国务卿之后给了我一本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传记。这两本书都让我想到杜鲁门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所做的决定是如何奠定了冷战胜利的基础，并塑造了我作为总统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杜鲁门缔结了北约同盟，于1947年签署了《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tiry Act），并由此成立了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防部，打了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并由此推动了韩国--这一民主盟国的崛起，他还承诺为所有抵抗共产主义者接管的国家提供援助，也就是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时期是我们所处的一个长期斗争的早期阶段。我们创造了一系列工具来应对威胁。我在第二个任期非常重视把这些工具转化为制度和法律，并能为我的继任者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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