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点上，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建议我们像对付阿富汗一样对付伊拉克。“9·11”事件之前，这个由萨达姆·侯赛因控制的残忍独裁政权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这个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恐怖主义，给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家庭发放抚恤金。萨达姆的军队经常向在联合国禁飞区巡逻的美英飞行员开火。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伊拉克一直无视联合国要求它证明已销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
唐·拉姆斯菲尔德说：“对付伊拉克是我们反恐议程中的重要事项。”
科林谨慎地反对这一建议。“现在就打击伊拉克会被认为是转移视线，”他说，“我们会失去联合国、伊斯兰世界和北约的支持。如果我们真的要对付伊拉克，那也要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但是并非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直接理由打击他们。”
乔治·特内特表示赞同。“现在不能打，打了就是做错事，”他说，“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基地组织。”
迪克·切尼明白萨达姆·侯赛因的威胁，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要处理这件事。“但现在不是应对伊拉克的好时候，”他说，“我们会丧失时机。现在，是让人们在美国和坏家伙们之中做选择的时候了。”
我很喜欢这种火花四溅的争论，听到整个讨论过程和各种不同意见能让我理清思路。我没想在当时就做决定，那要放到第二天来做。
9月16日，周日，是用来深思熟虑的一天。劳拉和我去戴维营美丽的常绿教堂（Evergreen Chapel）做礼拜。这座教堂从里根的任期开始修建，在父亲的任期竣工，它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个特殊的地方，这里举行的第一场婚礼双方，是我的妹妹多萝和她的好丈夫鲍比·科赫（Bobby Koch）。
“9·11”事件后第一个周日的上午10点，夏末的阳光穿过安静的树林，照进教堂。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全体人员和家属同我们一起做礼拜，还有前一天会后留下来的国家安全小组成员们。
蒙上帝保佑，戴维营有一位好牧师，鲍勃·威廉姆斯（Bob Williams）。他那天上午的布道既感人又慰藉心灵。他问了一些我们一直迷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啊，怎么会是这样？”
鲍勃说，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难以探知答案。“有时生活好像是充满矛盾、难以调和的迷宫，”他承认，“不过上帝的旨意将最终得胜，知道这些能让我们好受一点。”他引用了圣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的一段话：“祈祷吧，因为上帝决定着一切；奋斗吧，因为我们也决定着一切。”
祷告结束，劳拉和我乘坐海军一号飞回华盛顿。那天下午，我做出了总统任期中有决定性意义的决策：我们选择向恐怖主义发动进攻，第一个战场就是阿富汗。
我的决策违背了美国过去20年来的政策。1983年，黎巴嫩真主党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驻地和驻黎巴嫩大使馆，从那之后，里根总统就撤回了我们的军队。1993年，索马里恐怖主义军阀击落美国黑鹰直升机，克林顿总统也撤回了我们的军队。1998年，基地组织炸弹袭击了我们在东非的两个使馆，这让克林顿总统决定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设施发动巡航导弹打击。虽然那些训练营基本上被废弃了，但是这种远距离攻击没什么效果。当基地组织在也门海域制造了“科尔”号军舰爆炸案，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回应。
我的前任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做出以上决定的。现在基地组织在美国本土杀害了近3000人，这证明，恐怖主义者把我们的缺乏有效反应当做了软弱的标志，甚至当做在邀请自己策划更厚颜无耻的袭击。从基地组织经常发出的信息来看，我们的妥协和撤退，用本·拉登的话来说，证明美国是“纸老虎”，美国人“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被赶跑”。
“9·11”事件之后，我决心改变这种印象。我决定采用谢尔顿将军提出的三种方案中最有攻击性的一个。巡航导弹和载人轰炸机只是我们所有反制行动的一部分，它们还远远不够。在人口密度很低的训练营上空扔下价值连城的炸弹，并不能摧垮塔利班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也不能摧垮基地组织的避难所。这种行为只能让恐怖分子更加相信，用不着付出什么代价，他们就可以袭击我们。这次，我们要派出地面部队，然后一直把军队留在阿富汗，直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被赶跑，一个自由的社会慢慢出现。
除非我得到萨达姆·侯赛因和“9·11”阴谋有联系的可靠证据，否则我都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拉克问题。我希望来自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够让萨达姆切实履行他的外交义务。让他意识到我们严肃态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在阿富汗取得成功。
第二天上午，我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本次会议的目标是为反恐战争的第一波攻击分配任务，”我说，“今天就开始行动。”
“9·11”事件之后不久，可靠稳重的白宫发言人丹尼·哈斯特（Denny Hastert）曾经建议我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就像珍珠港事件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我赞赏这个提议，但是要等到我确实有意见要表达的时候再说。现在我有话要讲，我们把演说日期定在了9月20日。
我知道美国人有很多问题：谁在袭击我们？他们为何仇视我们？战争将会是什么样？公民们的一般期望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构成我这次演说的提纲。
我决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加入我的演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我前往国会山的几小时之前，托尼到达白宫用餐。我把他拉到贵宾楼层（State Floor）一个安静的角落，给他一份有关战争计划的最新信息，其中就有我关于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他重申，英国将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美国在20世纪战争中最亲密的盟友，在新世纪第一场战争中，仍然和我们站在一起。
马上就要发表演说的时候，托尼说：“你看上去连最起码的紧张感都没有，乔治，你难道不需要一点时间独处吗？”在他提到之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不需要独处。为了做出谨慎的决策，我已经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不过，我依然感激朋友们的陪伴。
国会的气氛跟9月14日的国家大教堂曾经的气氛大不一样，这里混杂着躁动、愤怒和轻蔑。我后来才知道，有8200多万人在电视机前收看了演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次总统演说。
“在正常的情况下，总统来到这里，是向美国人民报告国家的发展情况，”我这样开始演说，“今晚，没有任何这样做的必要了，所有美国人民都已看清形势。……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美国是坚强的。”
我就那些问题和答案一一解释：恐怖分子的特征，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即将开始的新一种战争。“我们的回应将远远不止迅速反击和相互孤立进攻，”我说道，“美国人不应该指望只发生一场战斗，而是一场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和我们见识过的都完全不同。它将包含从电视上能看到的戏剧般的攻势，以及隐秘的、即使成功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地下行动。……世界各地的所有国家，现在都要做出抉择：是与美国为友还是与恐怖分子为伍。”
我对塔利班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必须交出所有窝藏的恐怖分子，不然就和恐怖分子一起接受被毁灭的命运。”我们不奢望塔利班的领导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声明，但是向全世界暴露他们的妄自尊大，将增加我们发动军事进攻的合理性。当我做最后总结的时候，我说：
（在）我们的悲痛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时机。……为了这项事业，我们将用自己的努力和信心联合全世界。我们永不疲倦，我们永不犹豫，我们也绝不会失败。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者几年中，生活会恢复平静。我们将回归自己的生活和日常琐事，若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即使曾有过的伤痛也会被时间慢慢抚平，但是我们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会铭记，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人身上发生了那些事情。我们将会铭记新闻传来的瞬间，我们都在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有些人记住的会是一场大火，或者一段救援故事。有些人则会记住那些已经逝去的音容笑貌。
而我将记住这个：一枚警察徽章，它属于一名牺牲在世贸中心救援行动中的警察乔治·霍华德。徽章是他的母亲阿琳交给我的，她把徽章当做儿子留下的值得骄傲的纪念品。它能够提醒我，许多生命业已远离，而我们的事业尚未完成。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国家的创伤，和制造这些创伤的人。我将永不屈服，永不倦怠，为了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在这场就要开始的斗争中，我将永不怜悯。
之后的那天，9月21日，我专注于制订战争计划。作为三军总司令考虑军事问题，是我不曾经历过的。军官们装饰着功勋徽章和绶带的军服清楚地显示了，他们在军事领域的专长要比我高超得多。
7个月之前，劳拉和我在白宫为军方领导和家眷举行了一次宴会。我希望打破拘谨，从个人角度认识这些陆海空将军们，这样一来，他们在给我中肯建议的时候就会更自然，我在征询他们意见时也能更舒服些。
汤米·弗兰克斯将军是我见到的将军们之一，他偕同妻子凯茜来到白宫。汤米胸前挂满勋章，包括许多铜星勋章和越南带回来的紫心勋章。作为一名上将，他执掌着中央战区司令部（Central Command），横跨从非洲之角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阿富汗。
“将军，我听说你从得克萨斯的米德兰来。”我说。
“是的，总统先生，我是那里的人。”他一边用西得克萨斯特有的慢吞吞语调说着，一边泛起温暖的笑容。
“我还听说你和劳拉是高中同学呢。”我又补充。
“当然，长官。我比她早一年毕业，”他回答，“不过别担心，总统先生，我可从没跟她约会过。”
我大声笑起来，跟你的新总司令说这种事，实在太有趣了。我有预感，我和汤米的合作将会一帆风顺。
汤米说得很明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充斥着麻烦：偏远、地形崎岖，又很原始。它的北部，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和土库曼等民族的故乡；南部则由普什图人（Pashtuns）占多数地位。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阿富汗持续着。而且，除了他们的不同之处，所有阿富汗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会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人。19世纪，他们赶走了英国人，20世纪，他们又赶走了苏联人，即使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能征服阿富汗。阿富汗因为这些历史赢得了一个不祥的绰号：帝国的坟墓。
汤米的作战计划，后来的代号是“持久自由”行动，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要将特种部队和中情局小队联合起来扫清通路，以便常规部队后续跟进。第二阶段，我们要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目标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然后空投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给阿富汗人民带去帮助。第三阶段，美军和其他盟友的地面部队要一起进入这个国家，搜捕残余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最后，我们要让这个国家恢复稳定，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社会。
我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确保整个作战计划从战略角度上看，是全面且一致的--这份计划就是推翻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避难所，帮助建立一个民选政府。我问了汤米许多问题：我们需要多少部队？现成的基地有多少？调动所有人需要多长时间？他认为将会面临何种级别的敌方抵抗？
我并未试着去做后勤保障和战术指挥的具体决定。我的直觉告诉我，要相信军方领导人的判断。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我只是个新来的总司令。我还记得一张照片，那是在越战中，林登·约翰逊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仔细观察地图，挑出常规轰炸中需要摧毁的目标。他们种种细致决定带来的影响，贯穿着整个指挥体系。当我在飞行学校的时候，我的一位参加过越战的老师曾抱怨说，空军条条框框实在太多，结果敌人们都能准确预测我方飞机的飞行路线。他自己把原因归咎于“那帮政客非要来烦我们不可”。
汤米需要帮助的，是得到阿富汗邻国的支持。没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后勤方面的合作，我们就无法把部队派到阿富汗。我不认识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不过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仍然保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认识弗拉基米尔·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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