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破晓之时，整个世界总能看到令人惊讶的一幕。全国范围内，阿富汗人彻夜排队等待投票。第一个开放的投票站外，一位19岁女孩排在队伍最前面。“我不能用言语解释我的感受，”她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权利在这次选举中参加投票。”
全国共有超过800万人参加了投票，达到符合投票年龄人口的80%。每个主要族群和宗教派别，还有数百万的女性参加了投票。为了满足如潮人流的投票需要，选举站甚至要加开两个小时。
一天早上，赖斯在密苏里州带给我这些消息，我刚刚在前一个晚上结束了同约翰·克里的辩论。我对这些结果感到满意，但并不惊讶。我认为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一种普世价值。历史证明，只要有机会，人民为了争取自由都愿意冒哪怕极大的风险。在一个小村庄里，一个牙齿掉光、缠着黑头巾的人说：“这是独立日，或者叫解放之日。是我们自己给这个国家带来安全与和平。”
计票结束，哈米德·卡尔扎伊成为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历史总能模糊人的记忆，但我将永远记住第一个选举日带给我的欣喜与自豪：阿富汗人民，在阴谋策划“9·11”事件的地方为自己的自由未来投出神圣的一票。
2005年9月，阿富汗人再次聚集到投票站，这次是为了选举出立法机关，超过2700位候选人竞争249个席位。将近700万人在塔利班的恐吓和抵制煽动之下参加了投票。新的国民议会中有68名女性，几乎包含了所有族群。
2005年12月，迪克·切尼代表美国参加了议员就职仪式。典礼由这个国家的前国王，91岁高龄的查希尔·沙阿（Zahirshah）的一段感人演说开始。“感谢真主，数十年混战之后，我能够参加今天这个让阿富汗迈向重建的仪式，”他说，“阿富汗人民必将成功！”
我跟他一样乐观。塔利班垮台4年后，这个国家选举出了总统和议会。但我意识到，选举只是个开始。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需要构建法律部门、安全部门、教育体系等政府机关，建立自由出版制度以及有活力的公民社会。阿富汗取得了能给人以希望的种种进步：大约500万儿童，包括150万女孩重返校园，经济以每年15%的平均水平增长，期待已久的喀布尔通往坎大哈的铁路已经开通，700万难民中的400万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表面上看，我们的确取得了成功。但是成就之下潜藏着麻烦。2005年6月，在高海拔山脉地区行动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遭到塔利班伏击。海军上尉迈克尔·墨菲在一块暴露地面上为他的3名受伤的海豹队员们呼叫救援。在遭到致命伤害之前，他一直坚持着保持通话，报告战友所在位置。特种部队的直升机赶来救出海豹队员们，可是塔利班武装分子击落了直升机。19名美国人丧生，那是阿富汗战争开始以来阵亡人数最多的一天，也是海豹突击队自从“二战”起最糟糕的一天。一级士官马库斯·勒特雷尔活了下来，在他的书《孤独的幸存者》（Lone Survivor）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两年后，我在白宫东翼追授海军上尉迈克尔·墨菲荣誉勋章，并交给他的父母。我们谈起他们的儿子，一个天分极高的运动员，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有一次为了保护一个残障儿童，他卷入了一场发生在校园操场上的打斗。追授仪式前我们见面时，他们给我一个刻着迈克尔名字、照片和军衔的士兵身份牌。整个仪式，我都把它挂在衬衫里。
来自部队的助手宣读追授词时，我看向在场参与者们。我发现了一队穿着缟素的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员们，这些在战场上坚强无比的男子汉现在泪流满面。后来我告诉丹尼尔和莫琳·墨菲夫妇，是挂在我心脏旁边迈克的纪念物让我足够坚强。
海豹队员们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是一连串麻烦的预兆。2005年和2006年，塔利班激进分子在与巴基斯坦交界的省份烧毁学校，杀害筑路工人和教师。2006年9月，一个塔利班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一位帕克蒂亚省政府官员位于加德兹的办公室附近将其暗杀。第二天，另外一个自杀式人弹袭击了官员的葬礼，6位前来哀悼的人员遇难。
我看到的中情局和军队简报中，有关塔利班影响力的恐怖内容越来越多。这种影响力在2006年9月我看到一系列颜色编码地图时被具体化。地图上的阿富汗，阴影越深的地方就有越多的袭击事件。2004年的地图只有少许阴影；2005年的地图在南部和东部有了颜色更深的区域；而2006年，整个东南地区全被黑色覆盖。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遥控炸弹袭击的数量就增加了1倍，武装袭击数量达到3倍，而自杀式炸弹袭击翻了两番还多。
看来我们必须调整战略。广受国际社会赞誉的多边合作重建模式正在经历挫折。这些国家之间协调性比较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项目上投入了足够的资源。德国主导的国家警察部队建立速度不断减慢；意大利改革司法系统的任务已经失败；以英国为首的缉毒行动在某些区域有显著效果，可毒品生产活动却在一些土地肥沃的南部省份激增，比如赫尔曼德省；阿富汗国民军在美国训练下得到了进步，但是为了避免给阿富汗政府增添不能长期保证的资金支出，我们只能把军队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规模。
多边军事行动也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每一个北约成员国都向阿富汗派遣了军队，一共有十几个国家的部队参与。但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军队能够采取什么行动，许多国家的议会施加了烦琐的限制--这被称为“作战限制措施”。很多部队不得进行夜间巡逻，或者不能卷入战斗。再加上各个国家的军队作战方式不尽相同--有些根本就不进行战斗--这一切带来的结果，就是全部行动变得混乱无力。
阿富汗政府对这些问题没给予什么有效帮助。虽然我喜欢并尊敬卡尔扎伊总统，但是这个政府腐败严重。很多地方军阀把应该上交给喀布尔的海关税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还有人甚至从毒品贸易中抽取提成。这导致阿富汗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很多阿富汗人转而依靠塔利班或者残忍的极端主义叛军军阀，比如贾拉鲁丁·哈卡尼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根据一份中情局情报，有一位阿富汗人称：“我不在乎谁上台，只要他们能带来一个安全的阿富汗就行。安全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让阿富汗落回极端分子手中，带来的风险实在太高了。我决定，美国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即使我们马上也要对伊拉克负起同样的责任。“该死，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我对国家安全小组说，“我们不能在阿富汗失败！”
2006年秋，我下令增兵，这样在未来两年内我们在阿富汗的军队将从21000人增加到31000人。我把这次将近50%的增兵叫做“悄悄的增兵”。为了帮助阿富汗政府扩大其控制地区和增强其有效性，我们也增加了1倍多资金投入用于重建。我们增多了省级重建队的数目，这个组织致力于将军事和文职人员汇聚起来，保证安全水平的提高，能相应地改善日常生活质量。我们扩大了阿富汗国民军的规模，加强了缉毒行动力度，沿巴基斯坦边境提高了情报工作水平。另外，我们派出了来自美国政府的文职专家，帮助阿富汗政府部门加强工作能力，减少腐败现象。
我敦促北约盟国们信守承诺，放弃对战士们所谓的“作战限制”命令，投入更多军事力量。许多国家的首脑给出了回应：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和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尤其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英勇战斗，付出了重大伤亡。有这样的盟友，美国是幸运的，我们敬佩他们，把他们的牺牲也当成自己的牺牲。
其他国家的首脑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说，这简直是发疯，他们的议会绝对不会同意这样做。阿富汗战争已经被全世界公认是必要和正义的。但是有些国家对自己派出的部队多加限制，我们的将军甚至抱怨说这些士兵只是在白占地方。北约现在分裂成了两部分，一些国家能够作战，剩下的则不想作战。
战略调整让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武装叛乱分子，但暴力事件仍在继续。这个麻烦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阿富汗，也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来自于伊拉克；这个麻烦来自巴基斯坦。
在我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巴基斯坦由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总统领导。“9·11”事件中他与美国站在一边，这让我很尊敬他。2002年，他举行了议会选举，所属党派也取得了胜利。他声称将用“开明温和”的做法取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并冒着很大风险同基地组织作战--恐怖分子曾至少4次试图暗杀他。
推翻阿富汗旧政府几个月后，我告诉穆沙拉夫，那些逃窜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人员很是困扰自己。他们逃往了巴基斯坦一些政府力量薄弱的部落省区，那里经常被拿来和“狂野西部”做对比。我对他说：“我非常希望能派出特种部队，跨过边境清剿那些地区的恐怖分子。”
他说，把美军送到巴基斯坦进行战斗会被认为是侵犯巴主权的行为，很有可能引起暴乱，他的政府会因此下台，那么极端主义分子就会夺取国家权力，包括其核武库。
如果这样，我说，那么他的军队就要亲自完成这个任务了。几年来，我们之间的协议一直很有效果。巴基斯坦军队逮捕了数百名恐怖分子，包括像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祖巴耶、阿布·法拉杰·阿勒|利比这样的基地组织头目。穆沙拉夫还逮捕了广受尊敬的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卡迪尔·汗，理由是后者在黑市销售巴核武计划中的组成部分。就像穆沙拉夫经常提醒我那样，巴基斯坦军队在对付极端主义分子的行动中付出了高昂代价，超过1400人在反恐战争中丧生。
作为对巴基斯坦与我们合作的回报，我们取消了制裁，将其列为我们的主要非北约盟友，并帮助提供反恐行动的资金。我们还在国会努力通过了一项3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对巴基斯坦的商品和服务开放更多市场。
穆沙拉夫能否履行所有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有些问题源自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纠结心态。在我们的每一次对话中，穆沙拉夫几乎都要提到印度的不法行为。“9·11”事件之后4天，他告诉我，印度人“正把我们和恐怖分子画上等号，试图影响你的决定”。这种态度导致巴基斯坦把大部分的资源用在了对印度的战争准备上。巴基斯坦军队在为同邻国进行常规战争，而不是为了在传统部落区域与恐怖主义战斗而训练。打击极端主义分子只排在第二位。
这还导致巴基斯坦追击塔利班时的攻击性远远不及他们对基地组织的进攻。有些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的人员，试图和塔利班头目保持紧密联系；有些人想自保，防止美国放弃阿富汗之后，印度在这一地区重新获得影响力。不管是什么原因，逃离阿富汗的塔利班残余人员都已经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或者一些像白沙瓦、奎达这样的大城市藏匿起来。2005年和2006年，这些“避难所”加剧了叛乱活动的兴起。
2006年3月，我来到伊斯兰堡拜访穆沙拉夫总统。这次会面是印度之后的一站，我和曼莫汉·辛格总理刚刚签署了一项为两国核能合作扫清障碍的协议。这项协议，是我们一系列旨在改善世界上最古老国度与最大的民主国家间关系的行动高潮。我信任印度，这里是约1亿人口的故乡，是许多有良好教育水平的中产阶级的故乡，它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核能协议是历史性的进步，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新角色。
核能协议自然引起了巴基斯坦的关注。我们的大使瑞安·克罗克（Ryan Crocker），一位能力非凡的资深外交官，强烈建议我们应当在伊斯兰堡停留一晚以示尊重。自从37年前的理查德·尼克松，再没有总统这样做过。特勤局对此非常紧张，尤其是在我们到达前一天，美国驻卡拉奇领事馆才发生过爆炸事件。但是姿态问题一直是外交领域的重要部分，我想表现出我很重视两国的关系。伪装车队从机场前往大使馆，车中基本空无一人。我的礼宾官唐·恩塞纳特代替我坐在总统加长车中，劳拉和我则秘密乘坐黑鹰直升机离开。
与严格的安全防范设施不同，穆沙拉夫总统为我安排了一次轻松愉快的访问，他和妻子赛赫巴在巴基斯坦版本的“白宫”（总统府）中盛情招待我们。我们见到了去年10月巴基斯坦北部大地震的幸存者，那次地震造成了73000多人死亡。美国捐助了5亿美元作为救灾款项，我们的奇努克直升机被当地人称为“仁慈天使”。这件事的经验让我更加坚信：最有效的外交形式之一，是向全世界显示美国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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