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伊拉克 (4)

　　12月7日，截止日期来临，萨达姆提交了报告。我浏览了报告，把它作为一项关键测试。如果萨达姆实言相告，就证明他完全明白国际社会发出的信息；相反，他提供了一大堆明显无关紧要的文件，显然是为了欺骗我们。瑞典外交官汉斯·布利克斯，彬彬有礼的联合国核查小组负责人，后来说这份报告“字数众多，信息匮乏”。乔·利伯曼的话更为简洁，他说报告是“12000页，100磅假话”。

　　如果萨达姆继续其欺骗行径，给伊拉克施加压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自己提供一些证据。我要求乔治·特内特和他精干的副局长约翰·麦克拉夫林向我汇报一下，为证实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我们可以公开哪些情报。

　　圣诞节前几天，约翰带给我他们的第一份结果。这些情报没什么说服力，我想起曾收到的中情局简报，证明萨达姆拥有生化武器的情报评估，和9月中情局为我准备演讲提供的材料。“举证揭露萨达姆这方面，我们一定能做得更好。”我说。乔治·特内特表示同意。

　　“就跟扣篮似的，容易得很！”他说。

　　我信任他。近两年来，我一直阅读有关伊拉克情报的简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基本上是全球共识。我的前任相信这一点；国会大厦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相信这一点；德国、法国、英国、俄国、中国，再加上埃及的情报机构都相信这一点。就像德国驻美国大使，一位反战人士后来说的那样：“我想我们的政府都认为伊拉克生产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不得不假设他们仍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算或许担心中情局有什么弄错的地方，也是中情局可能低估萨达姆，就像海湾战争之前所发生的一样。

　　现在想想，毋庸置疑，我们所有人当时都应该对情报更用心些，重新审视我们的假设。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证据和逻辑都指向另外一个方向。如果萨达姆真的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问我自己，他到底为什么愿意把自己带到一场几乎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中去呢？

　　在任期中的每个圣诞节，劳拉和我都会邀请全家人在戴维营一起庆祝。我们很高兴能继承父母留下来的传统。我们珍惜这个能够同大家一起放松的机会：劳拉的母亲，芭芭拉和詹娜，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各自的家人们。我们特别喜欢观看戴维营教堂的儿童巡游，也喜欢同那里的军人家庭一起唱赞美诗。聚会的亮点之一，是每年一度的粉红大象礼物交换。我十几岁的侄女和侄子们没有从美国总统那里得到过新款苹果播放器，或者其他令孩子们觊觎的小玩意儿。多年前，我们就开始了以其他家庭成员的名义进行捐赠的传统。杰布和多萝向“乔治·H·W·布什”号捐书；马文和妻子玛格丽特以劳拉和我的名义，向戴维营教堂捐赠了圣餐杯；我们以父母的名义，向南缅因州医疗中心的多萝西·沃克·布什大楼（Dorothy Walker Bush Pavilion）赠送了礼物。

　　2002年庆祝圣诞节时，我和父亲谈到了伊拉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不想寻求父亲对重大问题的建议。他和我都明白，现在我比他有更好的消息渠道。我们的大多数对话，内容都是我向他再次保证我做的一切都很好，而他则向我表达对我的信心和爱。

　　我很想知道他对伊拉克问题的看法。我告诉父亲，我祈祷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同萨达姆的分歧，不过也在准备做出另外的选择。我曾像他一样试图走外交途径--来自布莱尔、霍华德、阿斯纳尔的坚定支持，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不确定态度，努力争取沙特人、约旦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中东地区人民的合作。

　　他同我一样希望外交手段奏效。“儿子，你知道战争有多艰难。你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他说，“但要是这家伙不遵守决议，你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新年过后几天，我给正在读大学的芭芭拉和詹娜写信。“我在尽力维持和平，避免战争，”我写道，“我希望这个伊拉克人会用和平方式解除他自己的武装，为此我们一直在对他施加压力，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和我们意见一致。”

　　2003年开始的时候，我的祈祷很明显不会成真了。1月27日，汉斯·布利克斯向联合国提交了正式报告。他的核查小组发现了萨达姆没有申报或销毁的弹头，这些弹头被认为装有剧毒的VX神经毒气，同时还发现了能够生产出芥子气的化学成分。另外，伊拉克政府公然阻挠核查进程。这个政权无视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阻止U-2飞机执行任务，在一个伊拉克核能官员家中藏匿了3000份文件。布利克斯说：“直到现在，伊拉克似乎还没有真正接受要求其裁军的决议。”

　　我能预见到会发生什么：萨达姆把自己应负的举证义务转嫁到我们身上。我提醒合作者们，联合国决议早就清楚地指出，萨达姆有举证义务。1月下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解释道：“球传到了伊拉克脚下……伊拉克现在需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得站出来用可能的一切方式证明自己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月下旬，托尼·布莱尔来到华盛顿参加一个战略会议。我们一致认为，萨达姆提交虚假报告，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我们有充分理由让“严重后果”发生。但是托尼还是想在联合国通过第二个决议，证明伊拉克“没有抓住给予它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还没得到必要的一切，”托尼说，“第二项决议将给我们军事和政治上的保护。”

　　我对重回联合国路线表示担忧。迪克、唐和赖斯都表示反对。科林告诉我，我们不需要再来一项决议，而且我们也不大可能得到它。不过既然托尼想要再通过一项决议，我们就应该试试。“在我看来，通过另一项决议是帮助我们盟友的最好办法。”我说。

　　再次得到决议支持的最好办法，是披露有关萨达姆的证据。我请求科林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作为一名因为不愿挑起战争而广受尊敬的外交家，他有较好的信誉度。我知道他会彻底、仔细地完成这项工作。2月上旬，科林在中情局花了四天四夜核对情报，以保证自己能对演讲中的每个字都满意。2月5日，他在安理会拿起了麦克风。

　　“伊拉克的具体行为，”他说，“说明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政权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按照国际社会的要求，解除自己的武装。事实上，伊拉克的具体行为显示出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政权是在掩饰他们生产更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图。”

　　科林的演讲内容翔实、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不考虑萨达姆无视武器核查人员的历史背景，从公开辩论的角度来看也是影响深远的。后来，科林演说中的很多细节会被认定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他的言辞反映了国内外情报部门的普遍观点。

　　“我们都是有道德的人。”科林的演说结束之后，雅克·希拉克对我说。“但在这件事上，我们的道德标准不同。”我礼貌地回应，但我心里想的是：一个残酷折磨甚至放毒气毒死自己人民的独裁者如果还有道德，那还能有谁没有道德？

　　3天后，希拉克站在摄像机前说：“近来发生的一切并不足以诉诸战争。”他，连同格哈德·施罗德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了一份反对提案的联合声明。这三个人所代表的国家都拥有安理会席位，通过第二份决议的希望渺茫。

　　托尼敦促我们积极进取。“现在是利益攸关的时刻，”2月19日他给我写信说，“从欧洲议会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法国是想做个重要决定：欧洲是美国的盟友还是竞争对手。”他提醒我，我们有强大的欧洲盟友们支持：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和所有东欧国家。在最近的一次北约表决中，15个成员国支持在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只有比利时和卢森堡同意德国和法国的观点。葡萄牙首相何塞·巴罗佐代表许多欧盟国家领导人怀疑地问道：“我们要在美国和伊拉克中间选一个，难道我们要选择伊拉克？”

　　托尼和我商定的策略是：我们将同有远见的西班牙首相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一起在联合国提出第二项决议。若能得到足够的赞成票，我们也许能说服法国和俄罗斯投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反之，我们就撤回提案，这样一来就是他们放弃了最后的外交努力。

　　2003年2月24日，我们提出第二项决议，这其中有另外的原因。托尼因为伊拉克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他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力尝试了除军事行动之外所有的选择。工党各个派系已经掀起了反对他的风潮。3月上旬，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他的政府是否还能保持稳定。

　　我给托尼打电话，表达我的担心。我说，我宁可他退出联盟稳住政府，也不想让他继续留在联盟中，同时丢掉自己的职位。

　　“我说过，我会支持你的。”托尼回答。

　　我再次说明我的意思。

　　“我懂了，你能这么想真好，”他回答说，“我绝对相信我们能做到，我会坚持到最后的。”

　　我从朋友的声音里听到了温斯顿·丘吉尔话语的回响。这个让人振奋的瞬间将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在托尼的要求下，我最后一次努力争取墨西哥和智利的支持，它们是安理会中两个犹豫不决的理事国，还不知道是否会支持第二项提案。会晤有个不好的开始。当我告诉维森特，我在争取联合国的第二项决议时，他问我指的是哪一个。“如果我还可以给您一些建议的话，”我说，“您不应该再站在法国一边了。”他说会在考虑之后给我答复。一小时之后，康迪从大使馆得到消息，维森特因为要做背部手术住院了。自此，我再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他的答复。

　　我和智利总统里卡多·拉戈斯的会谈没好到哪里去。他是个优秀的、带着书卷气的人，也是个有效的领导者。我们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我希望国会能够尽快通过它。但是智利的公众舆论并不支持可能发生的战争，里卡多没法勉强赞成提案。他希望能再给萨达姆两到三周时间。我说，再多几周也无济于事，这些年来萨达姆都有机会同联合国合作。我说：“事情变成这样我很遗憾。”我最后一次问他是否可以投赞成票，他说不行。

　　因为外交进程始终停滯不前，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逐渐增强。2003年年初，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告诉我，这种不确定性正在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沙特阿拉伯的华盛顿常驻大使，班达尔王子，从我父亲的任期开始就是我的朋友，他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告诉我，我们在中东的盟友现在就要一个决策。

　　每次有人提醒我们正在冲向战争局面的时候，我就回想起这一时期。距离有关海湾战争要求萨达姆解除武装的一系列决议，已经过去了10年；离他驱逐武器核查人员也过去了4年；6个月前，我在联合国发出最后通牒；4个月前，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给了萨达姆一个“最后机会”；最后，3个月前，他完全公开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期限就已经到了。外交手段没有丝毫慌乱迹象。别说是“冲向”，看上去整个外交过程将永远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威胁继续着。埃及总统侯赛尼·穆巴拉克曾告知汤米·弗兰克斯，伊拉克拥有生物武器并且一定会以其武装自己的部队。他拒绝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担心煽动阿拉伯国家的情绪。但是这位十分了解萨达姆的来自中东国家的领导人的情报，还是冲击了我的思路。行动有风险，不行动也一样有风险：掌握生物武器的萨达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