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赶赴格里维尔，对这一暴行表示谴责。我在一座足球场里面对大约4000名来自不同种族的居民发表了演讲：“一直以来，得克萨斯人都以生活在一个大州而感到自豪，”我说，“然而得州虽大，却决不会给懦夫、败类和极端主义者以容身之地。”随后，我将话筒交给了托尼·埃文斯（Tony Evans），他是一位来自达拉斯橡树崖圣经团的非洲裔牧师。托尼给大家讲了一个房子和裂缝的故事：一位房主发现自己房子的墙上出现了一条裂缝，于是他请了一位泥水匠来把裂缝补好。一周后，那条裂缝再次出现，他又找了一位泥水匠。又过了一周，裂缝第三次出现了。这回，房主找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工人看了一眼裂缝后对房主说：“孩子，你得先把房子的地基修好，然后再来补这条裂缝。”
听众们纷纷点头，并对埃文斯牧师的话报以掌声。托尼随后转过头对我说：“州长，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哦？我心里暗自嘀咕，不知道他会说出些什么来。
“我们需要修补地基，”他说道，“而您现有的政府项目承担不起这项重任。”他说他有个更好的方案。这是当今世上最好的福利体系，他们在各地都有办公场所，拥有一大批热情奉献的员工，还定期举行聚会共同研究济世救人的良方。
我知道他指的是宗教信仰的场所，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宗教信仰对改变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潜力，这是任何世俗力量都不能比拟的。“政府能够出钱，”我说，“但是钱不能带来人们内心的希望或是让人理解人生的意义。”
我开始探索让得州政府与宗教组织合作的可能。我专门会见了当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政府顾问查克·科尔森（Chuck Colson），此人一直致力于监狱感化事业，为罪犯的心灵救赎而努力。查克建立了一个组织，其主要工作是在牢房内传播《圣经》的福音。我们决定开始在部分得州监狱内开展基于宗教信仰的活动。查克的这个计划名为“内心感化自由倡议”，它为服刑人员提供学习《圣经》的导师和人生指导课程。这一项目对所有服刑期即将结束的囚犯开放，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我们给每一位参与本项目的服刑人员分配了一位导师，并且邀请他们在出狱后参与教会的活动。
1997年10月，我访问了得州舒格兰附近的杰斯特第二监狱（Jester Ⅱ prison）。数十位来自这个监狱的服刑人员参与了“内心感化”项目。在我访问行程即将结束时，一组穿着连衣裤的男人出现在院子里。他们排成一个半圆形，开始演唱福音歌曲《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在几段歌曲过后，我加入了他们。
第二天一早，卡伦·休斯给我拿来了当天的《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报纸的头版刊登了我跟犯人们肩并肩合唱的照片。新闻里说，站在我旁边的那个男人名叫乔治·梅森（George Mason），12年前他因为杀害一名妇女而被判入狱。但是那天在监狱的庭院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杀人犯。他态度温和，面带微笑。显然，他的内心已经被信仰充实。
当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决心把这种宗教活动推广到全国范围，并将此作为我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第一次施政纲领演说的时候，我就明确表示：“当我所领导的政府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人民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考虑通过基于宗教信仰的组织、慈善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来完成这个任务。”
在我正式宣誓就职总统后的第九天，我就签署总统令，在白宫和5个内阁部门内设立了负责宗教信仰和社区事务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责是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修正，扫清宗教慈善团体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的一切行政障碍。为了强调这一政策的非党派性，在任命这一项目最初的两位负责人时，我特地选择了两位民主党人士。一位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充满革新精神的约翰·迪卢洛（John Dilulio）教授。另一位是吉姆·托韦（Jim Towey），他是佛罗里达州社会福利事业部的负责人，曾经担任德兰修女的律师。我曾经跟托韦开玩笑说，连德兰修女这样的圣人都需要律师，可见我们的社会是多么热衷于打官司。
有人认为我的信仰倡议容易让教会和政府的界限变得模糊。对于人们的这种担心，我也认真地思考过。任何时候，政府都不应该将宗教强加给人民。每一位公民享有自由信仰的权利，同时也享有不信仰的自由。我一向反感那些将宗教作为政治工具，鼓吹自己比政治对手更正派的人。我认为最值得政治家们学习的《圣经》箴言，就是《马太福音》（7：3）：“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同时，我认为政府并不需要视宗教为洪水猛兽。如果基于宗教信仰的组织所主导的社会福利项目能够做到不歧视其他的宗教信仰及信徒，让所有人都平等地获得福利，那他们为什么不能与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分享纳税人提供的资金呢？政府在分配资金的时候，应该关心哪些社会福利机构能够带来最好的社会效应，而不应去考虑这个机构是否把十字架、新月标志或是戴维王之星作为自己的标志。
我的新政为基于宗教信仰的慈善组织带来了每年约2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由于这些机构中许多组织过去没有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我们特地举办了40场大会和超过400次拨款申请书填写培训，以帮助他们申请资金。最终，超过5000家基于宗教信仰的机构和社区组织获得了联邦拨款，其中多数是小型的草根慈善团体。
2008年1月，我考察了东巴尔的摩的耶利哥宗教慈善项目（Jericho Program）。这一项目由马里兰的新教社区服务组织负责实施，得到了劳工部的资金支持。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向新近出狱的男性刑满释放人员提供顾问、咨询和就业培训服务。在我刚进入房间的时候，参与该项目的9个人都表现得很腼腆，没人愿意说话。我感觉他们对我还不能敞开胸怀。为了打破沉默，我决定拋砖引玉：“我曾经有过沉溺于酒精而不能自拔的日子，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内心的感化对戒除不良嗜好的作用。”
沉默被打破了，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其中一个曾经是个毒贩，另外一个因为非法持有可卡因被起诉，还有一个曾经是窃贼。他们中好几个都曾经多次入狱，彻底被家庭拋弃。但是在耶利哥宗教慈善项目的帮助下，他们逐渐有了生活的目标。他们中的一人激动地向我们描述了他与三个女儿重新相认时的感人场面。“6个月前，我还是个人渣，”他说，“但现在我却和总统握着手。”另一个人自豪地告诉我，已经有两个用人单位向他发出了邀请。“我的生活曾经被毒品困扰，直到现在，”他说，“多亏了耶利哥，我找到了自己的轨道。”
参与过耶利哥项目的刑满人员重新犯罪的几率只有22%，这一数字连巴尔的摩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我这天会见的9个人，只是我们自2004年发起监狱感化运动以来，获得帮助的15000名服刑人员中的9个个体。这些服刑人员的再次犯罪比率是15%，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
我参加的跟“信仰倡议”有关的最不寻常的一次会见就发生在白宫。2003年6月，我与一些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查克·科尔森和“内心感化”项目的几名成员参加了会议。当我进入罗斯福厅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看着面熟的非洲裔男子。我走过去，给了他一个熊抱，“真高兴你能来这里。”我说。
他就是当年跟我在舒格兰的监狱里合唱的那位乔治·梅森。出狱后，他在教堂担任门房的工作。他本人也承担了《圣经》辅导的工作，为其他即将出狱的服刑人员服务。乔治·梅森和乔治·布什在白宫重逢，难道这还不足以昭示基督的救赎力量吗？
由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创立的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为无数老年人带来了健康的晚年。医学在进步，但医疗保险制度却在原地踏步。福利是由官僚的政府机构决定，但是这个过程充满浪费，脚步迟缓。当私立保险公司增加了预防乳腺癌的胸透检查项目后，公立医疗保险讨论了10年时间，直到国会正式通过了一项法令后，才增加了这一福利。
医疗保险制度最不合时宜的内容是不能报销处方药。这一制度宁肯花28000美元让病人接受溃疡手术，也不愿给病人报销每年500美元的药费，以预防溃疡的发生。
当我得知不少年迈的美国人需要省吃俭用来购买药物时，我被深深震惊了。我遇到过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女性长者，她的名字叫玛丽·简·琼斯（Mary Jane Jones）。69岁的玛丽每周需要工作20个小时，以承担自己每月500美元的胰岛素和处方药药费。她告诉我，为了省钱，她有时会把一个针头重复使用三四次。
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不仅仅是过时了，事实上，它已经濒临破产。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和美国“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将届退休之龄，一个高达13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已经形成。我们的下一代将被这笔账压得喘不过气来。
医疗保险制度的危机波及整个医疗保健体系。美国医疗卫生开销占GDP的比例从1972年的7.5%攀升到了2002年的15%，整整翻了一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型医疗技术的成本造成的，泛滥的诉讼案件也要承担部分责任。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却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医疗保健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医疗费是由政府通过医疗保险体制和医疗补助体制支付的。而在职的美国人的医药费，则由雇主负责，并且会有一个第三方--一家保险公司来帮他们与医疗机构讨价还价。许多从事自由职业的美国人并不接受商业医疗保险，因为税收机制并不鼓励他们这样做，相关法规也不允许跨区域累积保险。
这一制度真正欠缺的是市场机制的力量。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去货比三家，寻找最划算的方案。市场缺乏竞争，客户没有选择的空间，质量和价格毫无透明度可言。结果是，医生和病人都不会主动去节约他们所消耗的资源，进而导致医疗成本居高不下。
我认为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可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增加报销处方药，能够让这个制度与时俱进，从而给老年人带来政府所承诺过的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其次，通过把执行这一药品福利的任务交给私立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为争夺老年人客户而竞争，我们将成功为医疗保健体制注入市场的活力。这项改革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医疗保险+选择”（Medicare Plus Choice）方案[后来更名为“医疗保险增强”（Medicare Advantage）方案]的实施，让老年人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向私人保险公司申请一份条款灵活、价格优惠的保单，以满足自己所有的医疗需求。
我清楚地知道医疗改革之路将充满荆棘：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主导的医疗项目将激怒左派；增加处方药报销的福利，将引起右派的不满。但我决定迎难而上。
根据我们的计划，需要报销处方药的老年人必然会选择私立保险项目，而不是国营的医疗保险项目。我们将修改目前医疗保险体制的政府资助模式，从而迫使国营的保险项目与私营项目平等竞争。这两项改革都将给现有制度带来市场的活力，并能有效应对不断攀升的医疗费用。
在公布我的计划之前，我与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们进行了沟通。他们告诉我，我的提案在国会大厦被通过的机会为零。民主党人绝不可能接受一个要求老年人放弃国营医疗保险以换取处方药福利的提案，很多共和党人也不会同意。我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要么背水一战，要么妥协让步。最终，我修改了提案，改为由私立医疗项目负责提供处方药福利，而所有老年人都可以享受这一服务，包括那些不愿放弃国营医疗保险的人。
我的医疗保险事务团队与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及代表艾奥瓦州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进行了通力合作。查克睿智地邀请了两位关键的民主党参议员加入法案起草的团队，他们是蒙大拿州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和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布鲁（John Breaux）。他们起草的法案赢得了35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最终参议院在6月份以76∶21的票数通过了这项提案。
在众议院，不少保守派议员对处方药福利的开销感到担忧。这一开销在10年内的总数预计将达到63.4亿美元。但是众议长丹尼·哈斯泰特（Denny Hastert），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以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勉力支撑起了一个脆弱的联盟阵线，帮助提案以216票∶215票通过。只有9位民主党众议员为他们已经呼吁了多年的药品福利投了赞成票，其他民主党人一致投了反对票。当国会就这一方案进行辩论时，没有一位民主党人批评提案所需金额过高，他们中的多数希望花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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