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我的朋友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要求单独见我一面。米奇时任肯塔基州资深参议员、国会共和党督导，他对于政治异常敏锐，并且已经嗅到了麻烦。
“总统先生，”他说道，“你缺乏声望，这会让我们丧失对国会的掌控。”
米奇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任总统，许多美国人已经觉得厌倦了。但共和党遭遇麻烦，可不只是因为我。过去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闪现：有共和党国会议员收受贿赂，锒铛入狱；拈花惹草，丧尽颜面；接受政治献金，卷入调查。还有许多开支浪费，以及用于笼络民心却毫无必要的专项政治拨款。此外，尽管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支持，我们还是未能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
“好吧，米奇，”我问道，“你说我该怎么办？”
“总统先生，”他说，“从伊拉克撤回一些士兵吧。”
这样想的人，可不止他一个。随着伊拉克流血冲突日益加剧，两党人士都曾呼吁撤兵。
“米奇，”我说，“我认为，为了保护美国，美军驻扎伊拉克不可或缺，除非军情稳定，否则我不会撤回军队。”我明确表示，我确定驻军级别，是为了在伊拉克打胜仗，而不是为了在民意测验中胜出。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所认真考虑的计划，正与他的建议相反。我没有从伊拉克撤出军队，而是即将做出我总统任期内最难以抉择、最不受欢迎的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再出兵数万，进驻伊拉克。采用新战略、任用新指挥，执行军事任务，保护伊拉克人民，并且提供必要的援助，让民主之光在中东腹地冉冉升起。
美军进驻伊拉克的一年后，许多人感到了希望，这与2006年9月时人们的悲观情绪大相径庭。我们推翻了萨达姆暴政，逮捕了这个独裁者，重建了学校和诊所，并组建了代表各主要族群和派系的管理委员会。那里曾经无法无天，充满暴力，其可怕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所以，伊拉克人似乎有决心建立一个自由社会。2004年3月8日，这个管理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过渡行政法》，这份文件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文件要求在6月份归还主权，接着举行选举，组建国民大会，起草宪法。然后是另一轮选举，以建立民主政府。
在近3年时间里，我们依据这张路线图制定战略。我们相信，帮助伊拉克人民一步步到达这些里程碑，正是在以最佳的方式告诉什叶派教徒、逊尼派教徒和库尔德人，他们都与这个国家的自由与和平利害攸关。我们希望，一旦伊拉克人享有了民主程序，他们就能够在投票箱前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排挤掉危害伊拉克自由的敌人。简而言之，政治文明是通向安全稳定的必经之路，而且，最终也是美军回家之路。
抓捕极端分子并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是我们军事战略的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逐步减小美军军事覆盖区域，淡化我们的占领者形象，提升伊拉克领导者的合法性。我将此战略总结为：“伊拉克人雄起，则美军落退。”唐·拉姆斯菲尔德的比喻更加经典：“我们的手不能再扶着自行车座了，前进终要靠骑车人自己。”
我曾经研读过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战后史。这三国都曾有美军驻扎，并历经数年，才完成过渡，从遭受战争的残忍蹂躏到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但是，过渡一旦完成，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就会证明，过渡中的付出都是物有所值的。例如，联邦德国最终成为推动欧洲繁荣的引擎、冷战时期的一道自由之光；日本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太平洋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角色；韩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抵御其北方邻国的战略堡垒。
这三个国家都有着相对单纯的人口族群成分以及和平的战后环境，三国也都从中受益。在伊拉克，步伐则更加艰辛。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英国扶植并建立了伊拉克，从那时起，伊拉克就饱受种族与派系紧张的摧残。萨达姆·侯赛因所造成的恐惧情绪与缺乏信任的环境，使得伊拉克矛盾难以调和，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也同样难以平息。
尽管满是流血冲突，但希望仍在。伊拉克年轻人受到良好教育，伊拉克文化活力四射，伊拉克政府机构运作正常。此外，伊拉克经济潜力巨大，部分贡献源自其自然资源。伊拉克人民正在付出生命，与反政府武装作战，从而获得自由。我有信心，在美国持续并坚定的支持下，伊拉克民主一定会成功。
我的信心每天都在接受考验。每天早晨，我都会收到白宫形势分析室连夜送达的报告，印在一张蓝色的纸上。报告的其中一栏，列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伤亡人数、地点和原因。
伤亡数字不断攀升。2004年3月，驻伊美军中有52人丧生。4月，135人丧生。5月，80人丧生。6月，42人丧生。7月，54人丧生。8月，66人丧生。9月，80人丧生。10月，64人丧生。11月，美军士兵在费卢杰（Fa11ujah）向反政府武装发动一场猛攻，137名美军士兵丧生。
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让我极度悲伤。每当我收到一张蓝纸，都会用我的钢笔，在伤亡人数上画圈，然后停下来，为每个人哀思。我也尽我所能去安慰伤亡士兵的家属。2005年8月，我飞往艾奥瓦州参加一场活动，表彰国民警卫队及其预备队的贡献。活动完毕后，我会见了唐·罗（Dawn Rowe），她的丈夫艾伦（Alan）于2004年9月牺牲。唐让我见了她的孩子--6岁的布莱克（Blake）和4岁的凯特琳（Caitlin）。尽管艾伦离开了近一年时间，他们仍旧万分难过。“我丈夫以身为海军为荣，”唐告诉我说，“如果有机会再重来一次，即使知道自己会牺牲，他仍会义无反顾。”我答应唐，艾伦绝不会白白牺牲。
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我会见过大约550个伤亡军人家庭。
这些会谈，对我这位统帅来说，既万分悲痛，也万分振奋。我所见的大多数人都像唐一样，他们丧失亲人，悲痛欲绝，但为亲人的付出而倍感骄傲与自豪。当然，也有一些家庭对我猛烈批评。2004年6月，我去华盛顿州参访军校刘易斯堡学院时，会见了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在伊拉克牺牲了。能看得出，她很难过，我便去安慰她。
“你跟本·拉登一样，是个大恐怖分子！”她说道。
我根本无言以对。她失去了儿子，是我把她的儿子送上战场，她有权利向我直抒胸臆。她的悲伤引发了极大的痛苦，我也为此难过。如果表达愤怒能够减轻痛苦的话，我也乐意接受。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加州瓦卡维尔（Vacavillea）的帕特里克·希恩（Patrick Sheehan）和辛迪·希恩（Cindy Sheehan）夫妇。他们的儿子，专业军士凯西·希恩（Casey Sheehan）牺牲在战场上。他曾主动请缨，执行最后任务，大胆尝试，营救一群被困萨德尔城（Sadr City）的战友。会面后，辛迪在瓦卡维尔（Vacaville）的一份报纸上，描述了她对我的印象：“我现在明白了，他真诚希望伊拉克人能获得自由……我知道他对我们的损失也感到难过和痛苦。而且我也知道，他是个有信仰的人。”
在那之后的夏天，辛迪·希恩成为一名反战活动人士。随着时间推移，她的言辞变得更加激烈、更加极端。她成为反战组织“粉色密码”（Code Pink）的发言人，公开反对以色列，支持反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并最终参加国会大选，与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议长竞争。我对辛迪·希恩充满同情，这位母亲显然很爱自己的儿子。丧子之痛令她万分悲伤，以致蚕食了她的生活。我希望有一天，她能与其他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成员一样，见证自由的伊拉克，见证更加和平的世界。所爱之人牺牲了，这正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基地组织已经丧失了其在阿富汗的安全避风港，于是恐怖分子们便开始重新寻找新的避风港。我们在2003年铲除萨达姆之后，本·拉登煽动他的士兵支持伊拉克圣战。从许多方面讲，他们更看重伊拉克，而非阿富汗。伊拉克石油储藏丰富，并且是阿拉伯之根。附属于基地组织的极端分子数量，在阿富汗逐渐减少至数百人，而在伊拉克，据估算最多已达到万人。
伊拉克还有其他的极端分子：先前的伊拉克复兴党人，逊尼派反政府武装以及由伊朗背后支持的什叶派激进分子。但是论残忍，他们都比不过基地组织。批评人士宣称，基地组织现身伊拉克，这业已证明，正是美军进攻伊拉克挑起了恐怖活动。对此逻辑，我完全无法接受。基地组织主导发动了“9·11”袭击，当时美军在伊拉克未有一人。那些恐怖分子把无辜囚犯的人头锯下，或是在市场上开枪相互射杀。难道只要我们放过萨达姆，他们就会是和平之人吗？有人会相信吗？那些狂徒即使不在伊拉克战场上杀害美国人，也会在其他地方杀害美国人。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被赶出伊拉克，他们绝不会心满意足，绝不会放下屠刀。他们会一路跟随，杀到美国。
纵然有许多生命被敌人夺去，却无法阻止我们去完成在伊拉克的任何一项战略目标。恐怖分子扎卡维曾被本·拉登称做“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王子”。2004年春季，他威胁要扰乱计划于6月30日进行的主权移交。5月，一枚自杀式炸弹暗杀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主席伊兹丁·萨利姆（IZZedine Sa1im）。几周之后，针对伊拉克警察和政府大楼的协同攻击致使超过100人丧生，其中包括3名美国士兵。为遏阻更多的大规模袭击，我们决定提前两天移交主权。
6月28日，我正在参加北约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我发觉唐·拉姆斯菲尔德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赖斯的笔迹：“总统先生，伊拉克主权独立了。这是布雷默于伊拉克时间上午10点26分传来的消息。”
我在纸条上潦草写道：“让自由为王！”然后，我和右面的领导人握了手。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我和他共度这一时刻再合适不过了。对于伊拉克自由，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就是托尼·布莱尔。
7个月之后，也就是2005年1月，伊拉克人民到达了另一个里程碑：他们通过选举成立了过渡国民大会。
恐怖分子也再次集结力量，以阻止伊拉克的进步。扎卡维宣布“对邪恶的民主原则发动全面战争”并发誓杀掉所以参与选举的伊拉克人。
美国方面压力倍增。《洛杉矶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这次伊拉克选举是“赝品”，并建议推迟选举。我认为，推迟选举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令伊拉克人民质疑我们的民主信念。手握选票，才能够展现伊拉克人民的信心，并能暴露出反政府武装是自由的敌人。“一定要举行选举，”我告诉国家安全小组，“这一刻，要让整个世界都能明了我们的决心。”
2005年1月30日早上5点51分，我在白宫形势分析室让执勤官向我报告第一手消息。他说，尽管许多逊尼派人士抵制选举，但据我们在巴格达的大使馆报告，参与投票者人数众多。正当恐怖分子继续发动攻击之时，全世界的媒体都播放了这一画面：伊拉克人民兴高采烈，高高挥舞着染上墨水的手指。一名记者亲眼见证一位90岁的老太太，坐着独轮手推车，到现场投票。还有一则消息，报道了一位在恐怖袭击中失去一条腿的选民，“我就是爬也要爬到这里来，”他说道，“今天，我为和平投下一票。”
选举产生了国民大会，并由国民大会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宪法。8月，伊拉克人民对这项阿拉伯世界里最先进的宪法达成一致意见。这项宪法保障所有人权利平等，保护宗教、集会及言论自由。10月15日选民前往投票点，这次的参与人数比1月份又有大幅增加。流血冲突减少了，逊尼派选民增加了。这项宪法以79%赞成、21%反对获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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