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的父母同我建立起了最诚挚的感情。我们经常到苏城去探望二老，结婚前，皮埃尔婚住的房间永远空着留给我们去住。我和他的哥哥雅克·居里以及他的小家庭（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也相处得很好，我把他看做自己的哥哥，并且始终如此。
年月，我们的大女儿艾莱娜出生了，但是没过几天，皮埃尔竟然痛失他的母亲，于是他的父亲便搬过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当时住在位于巴黎克勒尔曼大街号，那是一所带花园的房子，位于蒙苏里公园附近，我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皮埃尔不幸去世。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研究工作难度加大，因为我需要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操持家务。幸运的是，我可以把女儿交给十分愿意照料她的爷爷去带。因为家里的人口增加了，又需要请保姆，所以我们需要动脑筋开源节流。因为我们一直在忙着研究放射性的问题，所以连续两年，我们的经济状况都未见改善，直到年，情况才有所好转，但那是以牺牲我们用来搞科研的时间为代价换来的。
我们将所有的社交应酬都排除于我们的生活之外。对于这类应酬，皮埃尔有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不管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后来，他都不愿意去登门造访或是拉关系。他生性严肃，不爱多语，宁愿独自思考问题，也不愿意同别人闲聊瞎侃。不过，他和儿时的朋友们的关系却很密切，和同样对科学有着兴趣的朋友更是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朋友中，里昂理学院的古伊教授和皮埃尔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在两人同时在巴黎大学做教辅人员的时期就开始交往了。后来，他们经常通信，对科学问题进行讨论，每当古伊到巴黎进行短暂的停留的时候，他们两个便经常在一起，讨论个没完。位于塞弗尔的国际度量衡标准局现任局长纪尧姆和皮埃尔也是老朋友了。他们两个经常在物理学会见面，到了星期天，两人有时候还去塞弗尔或者苏城相聚。后来，一些更年轻的朋友还聚集在了皮埃尔的身边，这些朋友同他—样，都是进行物理和化学研究的，他们属于位于这两门科学最前沿领域的研究者：他的亲密朋友，在放射性研究方面的合作者德比埃纳；他在x射线研究方面的合作者乔治·萨涅克；他从前的学生、后来的法兰西学院教授保尔·朗之万；巴黎大学物理化学系教授让·佩兰；巴黎大学化学教授，曾经的物理和化学学校学生乔治·乌尔班。他们中的这些人经常到我们位于克勒尔曼大街的幽静住所来拜访，大家共同聊起最近的或是将来的实验，对新的思路与新的理论进行讨论，因当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而感到振奋。
我们一般不会邀请好多人在家里聚会，皮埃尔不喜欢这样。他认为少数几个人聚一聚更加惬意，并且除了一些学会会议之外，他很少参加其他会议。偶尔参加一次多人的交谈，假如他对谈话内容不感兴趣的话，就会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一个人继续他的思考。
我们同家里的亲戚来往也不频繁，因为双方的亲戚本来就不多，并且又相距太远。不过，只要是我的亲戚来到巴黎或者是在假期里前来看我，皮埃尔对待他们就都很亲切和蔼。
年，皮埃尔同我共同前往奥地利管辖下的波兰，来到喀尔巴阡山，我有一个姐姐住在那儿，她是学医的，并和德鲁斯基大夫结了婚，他俩在那儿经营着一家大型疗养院。尽管不太喜欢学外语，但是因为非常想要了解我所喜爱的东西，皮埃尔便想要学习波兰语了。这并不是受到了我的鼓励，因为我认为这种语言对他来讲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对于我的祖国，他有着深切的同情，认为将来一定会诞生一个自由的波兰。
在我们两人的共同生活中，我逐渐地对我想了解的皮埃尔有了一些了解，对他的思想也日益看清了。他像刚结婚时我梦想的那样好，甚至出众好。他出众的才能使我对他的崇敬感逐渐增加。他的水平之高是惊人的，有时候，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人，他没有丝毫的虚荣心和鄙俗——那是普通人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经常会看到的缺点。
想必这就是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无穷魅力之所在吧，和他共处，是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魅力的。无论是他沉思的面容，还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这之后，我又发现他的和蔼可亲与温柔的性格，这时，他对我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有时候，他会说觉得自己丝毫也不争强好胜，这话倒是一点不假。你很难和他发生争吵，因为他从来都不发火。他经常笑着说：“我不怎么善于发火。”如果说他的朋友不多的话，那他也没有一个敌人，这是因为他从来都不伤害别人，连不经意地伤害别人的事都从未发生过。不过，谁都不能让他背离自己的行为准则，为此，他的父亲就经常说他是个“温柔的固执者”。
他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总是率直而又坦诚的，因为他坚信外交的方式通常是幼稚的，直截了当才是简单而又上乘的方法。所以，他的天真率直是出了名的，其实他的这种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发自本能的。也许正是由于他懂得自我评判和自我反省，才能够将他人的行为动机、意图和思想完全清晰地看出来。如果说他会将一些细枝束节忽视掉的话，那在根本的地方，他是很少出错的。他经常将他坚信不疑的判断存在心里不说出来，不过，一旦决定说出来或是认为说出来更好时，他就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看法说出。
在科学界的朋友圈子中，他从不尖刻，不为自尊心与个人情感所左右。他对所有成功的实验都会感到特别高兴，即便是在他未领先的某一个领域里的成功。他经常说：“虽然我没有发表研究成果而是别人发表了，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在科学方面，大家应该去关心的是事而并非人。只要是争拔头筹的想法都同他的情感互相冲突，所以他甚至对中学里的会考或是排名次的方法及颁发荣誉证书的做法都表示坚决反对。对于那些被他认为有从事科学事业能力的人他是不吝赐教，给予鼓励的，其中有的人至今仍旧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假如说他的态度已经达到人类文明巅峰的话，那他的行为举止则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才有的行为举止。他非常随和，乐于助人而又宽容大度，这同他所受的教育是无法分开的。他总是时刻准备着尽自己最大努力地帮助任何一位身处困境中的人，并会为此而将自己部分的宝贵时间牺牲，这可是对于他来说的最大牺牲。他的无私发自内心而又从不张扬，因为在他看来，钱财除了用来保证你的简单的生活之外，就是用来帮助他人与满足自己所热爱的工作的需要。
我真得不知道怎样才能将他对自己亲朋好友的爱描述清楚。他的朋友不是很多，但是一旦成为他的朋友，那么他给你的友谊绝对是最忠实且又最可靠的，因为它建立的基础是共同的思想观念。他与他哥哥的手足之情和对我的爱是多么的可贵呀！他的温情令人感觉无比的幸福和甜蜜。被他关怀，真的是妙不可言，但是失去了这份爱之后，现实就显得更加残酷，令人难以忍受。我借用他的一段话来将他对我深深的爱表达出来：
我想念你，你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可我还希望让你给我一些新的力量。我认为我在将思想集中到你身上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我心里就会显现出你的身影，就仿佛能够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就能使你感觉到此时此刻的我已经完全属于你了，但我却没有能够看到你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都不是太有信心，对于体力在艰难的环境中能否支持得住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像深知共同生活的宝贵的人们经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样，我们不时地会害怕有悲剧发生。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凭借自己的勇气说出这样的话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即便是一个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体，另外一个也还要努力地工作下去。”
①法国大学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一二年级为基础阶段，即第一阶段；三四年级为学士（三年级）阶段与硕士（四年级）阶段，即第二阶段；然后为大学博士阶段，即第三阶段；在这之后缮续深造，能够获得国家博士学位。
Chapter IV Life and Character
I met Pierre Curi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pring of the year . I was then living in Paris where for three years I had beenstudying at the Sorbonne. I had passed the examinations for the licentiate in physics, and was preparing for those in mathematics. At the same time I had begun to work in the research laboratory of Professor Lippmann. A Polish physicist whom I knew, and who was a great admirer of Pierre Curie, one day invited us toget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himself and his wife.
As I entered the room, Pierre Curie was standing in the recess of a French window opening on a balcony. He seemed to me very young, though he was at that time thirty-five years old. I was struck by the open expression of his face and by the slight suggestion of detachment in his whole attitude. His speech, rather slow and deliberate, his simplicity, and his smile, at once grave and youthful, inspired confidence. We began a conversation which soon became friendly. It first concerned certain scientific matters about which I was very glad to be able to ask his opinion. Then we discussed certain social and humanitarian subjects which interested us both. There was, between his conceptions and mine, despi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native countries, a surprising kinship, no doubt attributable to a certain likeness in the moral atmosphere in which we were both raised by ou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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