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盛世邦交 (4)

　　锡兰山之役是宣扬天子威德的大事，朱棣对郑和的成功确实感到非常满意，他立即让礼部专门拟定了《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升赏例》。按照这个升赏例则，凡在锡兰山作战中建有奇功、头功的将士匠役都可以得到升级和赏赐，而阵亡的将士匠役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加赏。在这次特赏之前两个月，朱棣已经赐劳过出使西洋的全体将士。当时尚在京师的七百四十五人都由礼部引见，朱棣向他们表示慰劳，并赐予宝钞。几天后，又派宦官赵惟善和礼部郎中李至刚在太仓设宴，招待下西洋的将士，宴罢，每人给钞十锭。

　　这种宴赏似乎说明下西洋的外交活动至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郑和三次奉命出使西洋后，明朝与海外各国的交往日渐密切，各国前来朝贡的使臣充斥于廷。朱棣向往的那种“四夷顺”、

　　“中国宁”的局面已基本实现。但是，这位不肯安于现状的皇帝却仅仅平定了一年多时间，到永乐十年（1412年）年底，便又一次命郑和准备率船队出使。这次仍然只是礼节性的访问，即所谓“抚谕其国”，并给予各国国王们印诰、冠带、锦绮、纱罗、彩绢之类赏赐。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朱棣对于这次出使抱有新的希望，他要求船队到达西洋更远的国家，诏谕更多的国家尊崇中国，遣使朝贡。按《明史》的说法，“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

　　朱棣诏令郑和出使西洋后不久，便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春天动身前往北京去了，他当时正关注着北方的瓦剌与鞑靼的动静。到这一年冬天，朱棣在北京厉兵秣马准备来春亲征瓦剌的同时，郑和开始了第四次下西洋的航程。在前三次远航的基础上，郑和率领的船队这次不仅到达当时的西洋大国忽鲁谟斯，而且越过印度洋，到达了赤道以南的非洲东岸。除忽鲁谟斯外，沼纳朴儿、不剌哇、竹步、阿丹、剌撒麻林、溜山、底里、沙里湾泥等国也都遣使随郑和船队赴中国朝贡。

　　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率领船队回国途中到达苏门答剌。这里是中国通往西洋的要会之地，从永乐初年便不断与明朝互通使节，往来颇密。据说苏门答剌曾与邻国花面国发生战争，国王中矢而死，王子年幼无法复仇。王妃告国人说，有能复此仇者，愿与为夫，共掌国事。当即有一个渔人应召，率众攻打花面国，杀其国王，于是与王妃结合，人称渔翁国王。后来原国王之子长大，与部属密谋，将渔翁国王谋害，袭取了王位，渔翁之弟苏干剌逃匿到山中，聚众为乱，内战不息。郑和这次来到苏门答剌，因颁赐未给苏干剌，引起他的不满，率众数万来战，被郑和击破，直追击到南渤利，终将苏干剌俘获。

　　郑和于当年八月回到北京。因为当时朱棣亲征瓦剌后正在北京。献俘阙下这件事再次成为朱棣树立天子威德的大好机会。他下令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苏干剌处死，各国使臣都为之震栗。

　　随同郑和前来朝贡的麻林使臣带来了被称作麒麟的长颈鹿。礼部尚书吕震听到消息后，请求命群臣上表祝贺，谁知却被朱棣拒绝了。

　　“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书成欲具表进，朕则许之。盖帝王修齐治平之道具于此，有益世教，可以表进。”他讲的是两月前为这部书作序之事，“麒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可能当时已经有儒臣表示对这样大规模下西洋的异议了。

　　不过，当麻林等国使臣以麒麟、天马、神鹿等物进献时，朱棣还是在奉天门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他们。

　　“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在场的群臣一起稽首称贺。

　　“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继今宜益尽心秉德，进贤达能，辅朕为理。远人来归，未足恃也。”朱棣表示出十分的谦和，但心里却是十二分的得意。来朝的各国使臣准备告辞回国时，朱棣决定再次派遣郑和率船队护送。于是，郑和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第五次下西洋。这时中国通往东非的海上航道已经畅通无阻。第五次下西洋又是满载而归。各国国王为感谢明廷的赐赠，回送了不少珍禽异兽作为礼物给郑和带回。朱棣命人将这些礼物放在奉天门，让群臣前来参观。

　　这都是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珍禽异兽，群臣全都为之惊愕了。据记载，有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有阿丹的麒麟、长角马，哈鲁的花福鹿，卜剌哇的骆驼、驼鸡，爪哇、古里的縻里羔兽，此外还有宝石、珊瑚、龙涎香、鹤顶、犀角、象牙等物。

　　郑和墓位于南京市牛首山南麓，墓冢所在之山亦称“回回山”。郑和后裔认为其病逝于下西洋途中，葬于海外，这里埋的是带回来的郑和的发辫和靴子，因而只能算是衣冠冢。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迁都北京，忽鲁谟斯等十六国派使臣带来不少名马方物，算是对迁都的祝贺。朱棣命礼部宴劳使臣之后，又派郑和等人偕同使臣前往各国颁赐，以示回谢，于是便有了郑和的第六次出使。

　　此次郑和与副使们在到达苏门答剌后便分道前往各国。除去要护送各国使节回国、沿途颁赏之外，朱棣还命船队采办海外珍宝。前一次带回的珍奇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次舟师将士水手们也都各自赍带钱物，沿途交易。因为是分而往，回归的时间也就先后不一，郑和回归时间较早，前后仅用了一年半时间。

　　郑和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奉命去旧港册封已故的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施济孙袭其父之职，回来时朱棣已死在北征路上。明仁宗朱高炽采纳了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的建议，在即位诏中宣布：“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财物，仍于内府核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艄人等，各发宁家。”永乐中声势浩大的通使西洋活动就这样停止了。尽管五年后的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还曾派遣郑和、王景弘等率领一支六十一艘宝船的船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出使西洋活动，去告谕西洋诸国，明朝已有新皇帝登极改元，要求各国派遣使臣来朝。但那只是整个下西洋活动的尾声。朱瞻基继承祖业扬威海外的理想，已经不为时代所允许。

　　昙花一现的明朝海上外交盛况永远结束了，下西洋之事甚至很快被视为弊政。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下，这种官办的“朝贡外交”除去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之外，在经济上确实看不到更多的积极效果。到成化年间，有些宦官迎合上意，鼓励再通使西洋。当时明宪宗朱见深下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让人入库翻检旧案，接连三日未能找到。这些旧案卷已经被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项忠向吏员追索时，刘大夏在一旁说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些出自儒臣之口的批评是何等理直而气壮，似乎下西洋的壮举就这样永远定为弊政了。然而，这耗资巨万的航海活动，对当时东方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手工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及其对科学技术的贡献，也堪称举世无双!

　　通好西域

　　明朝自从洪武年间开始与西域的帖木儿帝国通使往来，帖木儿表示愿意对明称臣纳贡，还曾有致明太祖朱元璋的书信。但是后来两国关系发生突变，明廷派去的使臣傅安等人被羁留，此后便渐无消息。朱元璋再派陈德文等人去了解傅安出使的情况，结果也被拘羁。不久朱棣起兵夺位，明朝内部争战四年，也就不曾顾及帖木儿了。

　　跛子帖木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这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在成为西察合台的苏丹后，连年向邻国征战，建立起当时中亚最强大的帝国。朱棣在北平起兵“靖难”时，帖木儿率军侵入小亚细亚；朱棣攻入南京夺取皇位的同时，帖木儿也在安卡拉附近的激战中战胜了奥斯曼帝国的数十万大军，俘获了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帖木儿此时不仅不想再臣服于明朝，而且自以为可以用武力征服中国。朱棣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而帖木儿也丝毫不知道他将要对敌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不是帖木儿在率军东进途中病死于火站河的话，也许一场战争会使他们之间互相了解起来。

　　帖木儿长子早死，他死后由其孙哈里继承了大汗位。哈里不愿与明朝构兵，便遣使送傅安等人回国，顺便贡献方物，借以恢复和平邦交关系。朱棣对来使盛情款待，赏赉甚厚。这样做显然是很合乎邦交礼仪的。

　　傅安等人洪武年间出使，被扣长达十三年。他离国正是壮年，回国时已是须眉尽白的老人了，在异国他乡艰苦备尝，不畏威逼利诱，始终拒绝投降，维护了大明帝国的尊严。他率领的使团原有一千五百人，最后只剩下十七人生还国内，仅此一点也可看出，出使是何等的艰险。其情景与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很相似，但傅安却在史书中少为人知。他这种爱国的气节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朱棣得知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与叔父沙哈鲁不和，几乎兵戎相见的情况，特派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前往致书劝谕。实际上这时沙哈鲁已将哈里废掉，控制了局势的沙哈鲁接见了明朝的使臣们。按照当地礼仪，白阿儿忻台同帖木儿帝国的大臣们一样趋前持吻沙哈鲁国王的手——当地被臣民们视为殊恩的大礼。这同帖木儿当初羁留明朝使臣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国关系中最有趣的一幕是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派出使臣向沙哈鲁提出两国永远友好相处，并准许民间互相贸易。这种许诺对帖木儿帝国政治经济十分有利，但却并非当时中国的需要，朱棣意在实施自己的“怀柔远人”政策。使臣们带去了大批珍贵礼品，其中一幅白马图，画的正是沙哈鲁朝贡的那匹马。沙哈鲁大喜过望，多次设宴招待使臣。他还给朱棣写了一封书信，以“朋友之谊”劝朱棣皈依伊斯兰教。这确实使大明皇帝感到有些为难，朱棣不能断然拂绝沙哈鲁的情谊，又无法接受这番劝说，只好采取避而不答的策略。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十一日傍晚，夕阳将尽，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使团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出使的目的地北京。

　　这是朱棣正式迁都的前夕，宫殿尚未完全竣工，而宏伟的皇宫规模和庄严的仪式已足使各国的使臣们感到敬畏：高大宏敞的宫门外，伫立着成千上万的臣民，等待着朱棣的出现。据使臣们记述，“各人手持木板一块，长一骨尺，宽二寸半。各人眼皆注视木板。后方有军队，枪兵、骑兵及执刀者，难以数计，万众之中，寂然无声，以于皆若死者也。”中国皇帝的威严，大概是举世无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