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这话果然见效，军需主任立刻口齿清晰地供出段祺瑞的侄子，并拿出账本给段祺瑞过目。段祺瑞早就对他侄子有所怀疑，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立刻叫人把他侄子绑了来，“赏”了他100军棍。100军棍足以要人性命，幸亏执行人手下留情，这个侄子才保住性命，但也因此落下终身残疾。

　　打完侄子，段祺瑞又做出一项惊人之举，他不顾别人劝阻，主动走进禁闭室，不吃不喝地在里面待了整整两天，以惩罚自己任用私人。

　　而段祺瑞本人也从不收礼。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给他一个精致的围屏，围屏上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一看就知价值不菲。段家的人看了都爱不释手，甚至半夜里偷偷起来玩赏。可第二天早上，段祺瑞见到围屏，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就叫人给齐燮元送回去了。

　　还有一次，张作霖给段祺瑞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的副官一再恳求下，才收下两条江鱼。唯独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大南瓜，段祺瑞非常喜欢，破例没有送回。逢年过节时，按照习俗，给段祺瑞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段祺瑞只是在每人的礼品中挑一样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退回。

　　段祺瑞一生清廉，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和地产，甚至连合肥老家也没有一处住房，在北京住的房子是袁世凯赠送的，到天津之初，住的是他的部下魏宗瀚的公馆。后来搬出日租界，租住在英租界47号一套房租较低的住宅中。

　　近代围棋大后台

　　段祺瑞平时喜欢念佛经、搓麻将，再就是下围棋。而对围棋入迷的程度，连他的心腹徐树铮也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他怎么会迷上围棋，今已无从查考，兴许是同他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有关。段祺瑞生于安徽六安，童年跟随祖父在江苏宿迁读书，稍长便移居合肥。晚清到民国初，合肥一带围棋颇为兴旺。比段祺瑞稍大的合肥人刘铭传，是清代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围棋高手，他的对局棋谱流传至今；与段氏同时代的围棋名手张乐山，也是合肥人；而合肥望族李氏（李鸿章一族）门中更不乏围棋好手，如李子干、李戚如在光绪、宣统年间均有弈名，他们常邀各地名手至合肥交流，并在合肥组织棋社，结纳棋友。段少年在弈风甚盛的环境中长大，后来又为李鸿章所赏识而出国学军事，与围棋结上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段祺瑞不仅自己嗜棋，他的子侄也喜欢下围棋。长子段宏业的棋艺水平比他的老子还要高。在民国初期颇有点名气，当时次一级的国手如吴祥麟等还非他敌手，后来日本人曾授之以段位。金山人顾水如，棋艺最负盛名，初到北京遇到的强劲对手也就是他。段祺瑞好胜，输棋便不高兴，别人同他下棋总是手下留情。段宏业是个花花公子，染有抽鸦片的恶习，段氏本来就不喜欢他。父子对弈，不讲什么情面，段祺瑞一输棋，常瞪眼斥责他：“没出息，就只会下棋！”20年代前后，段宏业当上天津正丰煤矿总经理，养尊处优，棋也少下了。段祺瑞身边还有一个人，当时与孙科、张学良、卢小嘉齐名被称为“四大公子”之一的段宏纲。此人是段祺瑞二弟碧清之子，从小就跟随段祺瑞，后曾入保定军官学校读书。老段认为他为人忠实可靠，视之如己出，段府内外不少事务多由他出面办理，有的史家往往误以为是老段的嫡子。他的棋艺比段宏业差，同段祺瑞差不多。

　　段氏一家三人既然都爱下围棋，出入的棋客也便多了，一些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而又附庸风雅之辈也常来凑热闹，段府俨然成了个围棋俱乐部。每有重要围棋活动，一些知名人士如任中国银行总裁的王克敏，前清十代肃亲王、入民国后任民政大臣的善耆，曾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骢，大富豪李律阁等等，都纷纷出面捧场，这对于围棋活动的开展自然有利。

　　围棋起源于我国，清中叶以后日渐衰落，远远落在日本的后面，到清末民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段祺瑞利用自己的权势，资助围棋棋手，推进中外围棋的交流，确实起过积极作用。

　　清代官僚大多夜郎自大，段祺瑞开头对日本围棋的水平并不知其底细，光绪末年充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的时候，常与侨居保定一带的日本人下棋，这些人原是一般围棋业余爱好者，段与之对局常胜，由此总认为日本围棋水平不高。有一回，来了个名为中岛比多吉的日本业余棋手，非常轻松地赢了段祺瑞，在场观战的日本人趁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段自知技不如人又不服气，邀了北京的几位名手才击败中岛。中岛这个人颇机灵，过了一个月，摸清中国棋手的招数，逐渐又居上风。段再约当时的一流名手张乐山、汪云峰到保定与之对阵，才把中岛压了下去。

　　说段祺瑞为中国围棋事业干了好事的另一侧面是资助一批围棋名手，使他们有条件增进自己的棋艺。

　　围棋易学难精，要精于此道，得下功夫，这就得有个安定的生活条件。清末民初，民不聊生，一些围棋名手鲜有生活优裕的。入民国后的10年间，段祺瑞权势日隆，对围棋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先后设于北京五堂子胡同及府学胡同的府邸，进出的棋手极多。段氏资助这些人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挂虚职、支干薪；二是对局时给奖金。据说，段府每个月用之于围棋的开支常超出千元。

　　天才棋手吴清源的出道，也同段祺瑞有关。

　　吴清源，福建人，祖父曾做过浙江道台，家境原极富有，后家道日渐衰微，父亲一死，生计更为困难。吴一家喜棋，吴清源从小学棋，棋艺进步神速，9岁便同一些国手对局。1925年春，吴清源才11岁，“棋顾问”顾水如领他去见段祺瑞，推荐说，吴清源是块罕见的好材料，因父亲新丧，全家在京难以维持生活，其舅父拟带他回福建另谋出路，这一来很可能荒废棋艺，实在可惜。过了几天段祺瑞想试试这孩子到底有多少分量，便招吴让两子对局。一般棋手同段祺瑞下棋大都让他赢，一个10来岁的孩子哪里理会这一套，又何况论棋艺段祺瑞根本不是这孩子的对手。对局时，吴清源杀得他“尸横遍野”，溃不成军。老段输得那叫一个惨，心情十分恶劣，整整一天不再会客。不过，虽然如此，吴清源并没有因此受到冷遇，段祺瑞照样每月拨款100元作为“学费”，让吴继续留京下棋，并经常出入段府。那时，雇个佣人，每月只需要付2元钱工钿，1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1928年，吴清源东渡日本，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棋手，独步棋坛20年，号称“昭和年代棋圣”，至今仍是围棋界仰慕的人物。他回顾自己的经历，还常提起那件往事。

　　1926年，段祺瑞下台后，手头渐渐拮据起来，接济围棋棋手自然不可能那么阔绰了，但毕竟还有点余威。1928年秋天，蒋介石曾派随行人员吴忠信奔赴天津，代他向段祺瑞请安。这一方面是因为蒋早年在保定军校修业，是段的门生，尽“师生之谊”；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皖系还有潜在势力，借段这块招牌可以用来笼络一批军阀。吴忠信到段府见到段的境况，回南京向蒋禀报，蒋当时便拨款2万元给了段祺瑞，而后数年陆续的拨款为数也不下数万元。段祺瑞在经济方面有“后盾”，与之往来的棋客自然也依然如故。

　　段祺瑞到上海定居是在1933年初。“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担心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军阀相勾结，特派遣亲信钱某持由他签署的信件到天津，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商谈国是”。段祺瑞遂南来，随行者有吴光新、魏宗瀚以及段宏纲等，1月24日到达上海，定居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海新村”一带，当时这个地方有草坪10余亩，房屋10余间。

　　上海自民国以来，围棋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围绕地方富豪张静江、张澹如周围早就有一批棋客，北方棋界的“大后台”段祺瑞的到来，更使这个地方的围棋兴盛起来。北方围棋名手刘棣怀早在段祺瑞下野之后就南迁上海了，北方棋界精英雷溥华、王幼宸、余冠周等也赴上海交流棋艺，就连年近古稀的棋坛元老汪云峰也曾一度南来上海。至于顾水如，仍是段府的常客，自己还在私宅办起“上海弈社”，青年棋手过惕生当他的得力助手，由他引荐也成为段府的常客。30年代中期，上海迅速取代北京，成为全国围棋名手汇集的中心。

　　段祺瑞在天津时已患有神经性关节炎、染过猩红热，到上海那年已是69岁的老人，须发全白，体力日渐衰弱，但生活习惯仍与天津时无异，每天早起诵经、下棋，有时也约客打麻将。1934年春夏之交，他患了严重的溃疡，大量出血，经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抢救，虽然免于一死，精神却十分萎靡了。就在这一年5月，日本着名棋手木谷实（当时六段）、吴清源（当时五段，尚未入日本籍）一行来沪访问。吴清源与木谷实是日本棋界的两颗巨星，所向披靡，少有敌手，当时上海自然无人可以同他们下对子局的。吴清源不忘故旧，造访段祺瑞，一个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是老态龙钟的遗老，两人相遇，感慨万千，他们再次推枰对坐，手谈一局，结果吴清源却以小败终局。段祺瑞心中明白：这一局以尊敬长者为目的的“交际棋”，大概是对他当年惨败的一种安慰吧！

　　这一年夏天，应蒋介石之邀，段祺瑞曾前往庐山避暑，随行者有段宏纲与顾水如。段见蒋，曾谈及围棋，并提到吴清源，说起这位稀有的天才有可能加入日本籍，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应设法召吴回国，指导国人棋艺，否则日本围棋越来越强，中国会越来越落后。蒋介石当面唯唯，其实当时他哪有心思办这类事，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一生天津缘

　　1885年，正处于洋务运动中的清廷，秉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在天津开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时任直隶总督兼洋务大臣的李鸿章一手促成了此事。

　　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多是从淮军中选拔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学堂分步、马、炮、工程四科，段祺瑞被分在了炮兵科。

　　官方在这所学校里下了大力气，教员多是从德国退役军官里聘请，学习的内容中西结合，十分全面，从历史、地理这些基础课程，到兵法、图上战术这些军事课程，都要涉及，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说，可谓一场考验。

　　段祺瑞显然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几年后他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不久就被选派到德国去进行深造，进入柏林军校，仍然进行炮兵的相关学习。在德国期间，他曾经有机会到世界知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大开了眼界。

　　在德国学习后，段祺瑞返回国内，在威海武备学堂担任教师。但他与北洋武备学堂的关联还没有断开。

　　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多成为新军中的重要人物，除段祺瑞之外，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等悉数毕业于此，其中冯国璋、段祺瑞与王士珍，后来曾分别担任民国总统、总理、总长，被称为“北洋三杰”。

　　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学堂被焚毁。到了20世纪初的几个年头，由于北洋军扩充迅速，对军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袁世凯便决定着手恢复北洋武备学堂，承办此事的正是段祺瑞。

　　从德国回来后，段祺瑞虽在威海任教，却一直未受重用。他的仕途转而变得顺利，也与天津有关，源于小站练兵。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整个国家改变了重文轻武的观念。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朝廷就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进行训练。胡燏棻招募了近五千人，组成了十营“定武军”，驻兵地点就在天津的小站。

　　但很快胡燏棻就另有任用，在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保奏下，袁世凯走马上任。

　　定武军属于新军，必须要由懂得新的军事知识的人来训练。于是袁世凯选中了那些曾从武备学堂毕业的人。最初他选中了王士珍与一个叫梁华殿的人，谁知不巧的是，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就在一次夜间操练时失足溺水而亡。随后，袁世凯又物色了两人，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

　　此时，袁世凯已经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人数也扩充到了七千多，和当年武备学堂的配置一样，分步、马、炮、工程四个兵种。段祺瑞到了小站后，被任命为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据民国知名记者陶菊隐在他的专着《武夫当国》中记载，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在保定设立了督练公所，主持训练新军的事务，下设三个处，段祺瑞就担任参谋处总办。

　　由于此时袁世凯已经成为北洋大臣，因此他的部队被称为“北洋新军”。袁世凯对段祺瑞很器重，陶菊隐在书中称，袁氏曾特意关照、帮助段祺瑞成为北洋军第三协的协统，也就是新军中的高级将领。

　　在段祺瑞的人生中，袁世凯有着重要的影响，清廷覆灭，民国建立后，段祺瑞先后担任过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但两人的关系也存在波折，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主张对日立场强硬的段祺瑞与袁世凯产生分歧。当时日本报纸称两人即将决裂，段祺瑞一度发表辟谣电报，称其“挑拨离间”。但之后不久，袁世凯就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务。随后袁世凯称帝，段祺瑞被“打入冷宫”，直到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为了对付南方的护国军时，才又请段祺瑞出山挽回局面。

　　段祺瑞一生，曾几次退居天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成为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两人分庭抗礼，先后在国务秘书长人选、是否对一战中的德国宣战等问题上产生矛盾，被称为“府院之争”。

　　1917年3月4日，在与黎元洪闹翻后，段祺瑞负气来到天津，经冯国璋劝说后返回北京。到了5月份，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再次离京到天津，并通电表示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但这一次两人的纷争，竟意外地给了张勋机会，导致了后来复辟闹剧的出现。当年7月，在击退了张勋，将冯国璋迎进北京就任大总统后，段祺瑞在天津重获了他的总理职务。

　　段祺瑞第二次退居津门，是在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以后，而后于1924年11月返京就任临时执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再次寓居于天津，就住在今天的鞍山道38号。

　　对于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他的外孙女袁迪新曾对媒体有过详细的讲述：“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

　　袁迪新曾在杂志上披露，段家在天津的生活相当好，她“在天津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但在物质生活之外，段祺瑞也很重视家教，聘请家庭教师给后辈教授英语。

　　段祺瑞在天津时也未置身政事之外，而且历史的风云变幻也似乎总不会遗漏他的身影。

　　随着日本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也渐渐受到了影响。日本关东军头子土肥原贤二就曾几度到天津密晤段祺瑞，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华北政权，并表示愿意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