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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腕儿》 作者:欧阳悟道

第29章

  彭一到唐军,立即随唐奔赴讨伐杨森及吴佩孚在鄂西残部的战斗前线,同苏联顾问巴罗夫一起参与指挥。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屯兵湘西,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一方面联络土匪,横行地方,鱼肉百姓,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另一方面,袁又暗通吴佩孚,求得倚靠,公开宣称“有奶便是娘”。湖南省党部曾派共产党员、常德地区书记王基永前往湘西开展农运,竟受到袁的百般阻挠,无法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必须设法除掉这个恶棍。王基永为唐策划,于1927年1月30日,由新任36军一名副师长周斓出面,请袁赴其家宴。袁毫无戒备,带着师长何壁辉欣然前来。一到周家,袁便同人玩牌、抽鸦片作乐。这时伏兵突出,乱枪击毙何及其所带卫兵。袁闻枪声,情知有变,急夺路逃出周宅,亦被埋伏在围墙外面的伏兵击毙。自此,湘西平定。

  2月,彭随唐回到长沙,参加建设新湖南,制定施政纲领,开展农工运动。同时,协助唐组织成立6个自治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中,共产党员有朱剑凡、郭亮、谢觉哉等。彭还组织时任前敌指挥部宣传科长曾钟圣及熊受暄、张其雄等共产党员创办《前敌》、《武汉民报》、《党声》等刊物,宣传革命。这年3月底,彭与唐同选为省农民组织代表,后唐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国民革命,唐主张率兵东征讨蒋,而中共方面决定唐继续北伐,目的是接应拥护武汉革命政府的冯玉祥部。彭反复对唐说明眼下北伐是当务之急,唐终于同意。正当北伐军到达河南前线,战事十分紧张时,湖南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及时向唐提供情报,使唐意识到:“四一二惨案”、“马日事变”等都是蒋介石阴谋策划,背叛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反革命行为。唐在革命转折关头,再次表明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决定东征讨蒋。

  7月初,中共中央专门研究湖南问题,会上陈独秀、毛泽东提出“联唐反蒋”。7月12日,彭泽湘约见唐生智,唐迫于当时形势,但仍表明“和平分共而不反共”,不管情况发展如何,“绝不捕杀一个共产党人”。此后,彭离湘去了苏联。

  当时,唐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率师东征讨蒋,其第二方面军已集中于九江。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率其所部第二十军自九江向南昌移动,黑夜行军,火把照红了山野,被二方面军其他部队发觉,有人报告唐生智,请示是否予以拦截。唐对军长贺龙非常了解,说:“由他们去吧,都是为了讨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会聚浏阳,因缺乏武器弹药,派陈赓、陶铸、罗瑞卿往武汉,要求唐生智予以支持。唐生智调总司令部警卫团的一连,以护送唐生明回长沙的名义,送去步枪300支、弹药近万发。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辞去一切职务,决定回东安老家办学。其宗旨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培养抗日救亡英才。唐与顾伯叙、李君尧开始在长沙做筹备工作,三人确定一条重要原则,即禁止一切党派、帮会在校内活动,以后将此原则定为校规之一。但是,当时教育部有明文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和训导员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中等以上学校要求建立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对此,唐嘱咐办事人员权当不知。学校礼堂只挂孙中山像,不挂蒋介石像;集会时只唱校歌,不唱当局规定要唱的《党歌》。然而,学校对共产党的活动却予以支持。

  1961年,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看望唐生智。陈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唐生智紧紧握住陈毅的双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刘湘:军阀悍将,抗日先锋

  刘湘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发达,削平群雄统一四川。他性格内向,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为人剽悍。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不即不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笃信神道,极为迷信,为人所笑。他是最早率军抗日的将领,是为大功;“三三一惨案”他是元凶,是为大过。

  找准领路人

  少年时的刘湘在读书之余,经常帮助其父推车运送谷米。看上去刘湘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总是习惯于做分内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规中矩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意。从他幼时的许多表现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此人以后会成为四川省最大的军阀。

  幼年时期,刘湘在乡间私塾读书,后于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了3年,然后回乡务农。1909年,刘湘刚满19岁,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

  清朝末年战事连绵不断,每次战争失败后,都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灾难接着灾难,清政府像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只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等积极建议。一时间,新型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办起了十几所私立法政学校。

  1902年,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创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干部。大邑一县即有刘成勋、陈洪范、杨啸谷、张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该学堂,这成了那年轰动大邑县的一桩大事。刘湘当时才12岁,对人生的认知刚刚混沌初开,毫无疑问,耳闻目睹了刘成勋等5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一事,受到的影响极大。到了1906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从巡防军中挑选少数优秀头目并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四川全省招生。刘湘得知消息后,背着家人偷偷去招考点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报名,旋即被录取。

  回到安仁,刘湘不敢对父亲刘文刚说出这桩秘密,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刘湘,还对刘湘的决定深表赞同。上学临行前的夜晚,“刚子老太爷”专门办了几桌酒宴,请来了左邻右舍的亲友,好好热闹了一场。第二天,他亲自帮刘湘拎着行李,一直送到了县城。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入学第二年,陆军弁目队闹了一场学潮。起因并不复杂,因为招生之初校方曾许诺,每名学生每月补助银洋15元,可是学生们入学读了3个月,补助的银洋一直没有到位。于是有人带头闹事,聚集一群青年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说理,群情激愤时,有人向校长动了手,还摔了教学仪器。校长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辞职不干了。陆军弁目队本来就是一家私立学堂,这一来再也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事。

  刘湘并没有参加这场学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书也念不成了。一帮同学前往总督府请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亲自出面处理此事,赵总督好言好语将学生们安抚了一番,当面承诺,允许陆军弁目队的学生重新报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报考后,再次被录取,于1908年2月进入该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陆军速成学堂里,刘湘是个低调的人,尊敬师长,和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此时革命党大行其道,同盟会的触角伸入学堂,几个学生秘密参加了这个组织。有人前来游说刘湘,话刚开了个头,刘湘连连摇头,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游说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从此不再在刘湘面前谈论政治。

  和刘湘同班的有个同学叫刘炳勋,其父是清八旗军队驻成都的官员。刘湘对八旗军官既有几分景仰,又有几分好奇,于是主动和刘炳勋搞好关系,成为亲密伙伴。玩得熟了,刘湘经常去刘炳勋家,对刘炳勋的父亲尤其尊敬,深得其父好感,经常在经济上获得其父资助。这位父亲还认为刘湘为人谦虚,志存高远,让儿子以后多向刘湘学习。此后,刘炳勋果然一直追随刘湘多年,在刘湘手下担任过旅长、机关枪司令等职。

  从这件小事能够看出,貌似老实本分的刘湘,对于官场结交那一套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赋。这种天赋即使不是出于遗传,也与刘氏家族的家教以及父亲刘文刚行为举止的浸染有关。

  历史为刘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前几年有本畅销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刘湘自然不可能读过这本书,但他却深谙这个道理。巴结长官,同样也是从细节做起。有一次,标统周道刚前来基层巡视,连队队官(连长)买了一盆鳝鱼,丢进炊事房后就去陪长官。刘湘见后,主动走进炊事房,抓起一把剪刀剐剖鳝鱼。等到队官陪同标统巡视完毕,刘湘已帮炊事员把一桌菜整好了。队官见此情景,对刘湘大生好感,在标统周道刚面前大肆夸奖了刘湘。

  没过多久,成都要开办一期讲武堂,队官为刘湘弄到了一个名额,推荐他去学习。这样的机会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培训班,是官场升迁进阶的摇篮。果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培训,刘湘再回到六十五标时,被上级调任一营前队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刘湘此时是少校差官。1912年,刘湘接替杨森为第二营营长,驻守四川泸州。从此,刘湘手中就有了一个营的武装力量。这个官衔虽说不大,却是刘湘通往大军阀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尽管刘湘出名之后,许多外国人对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常关注,但据早期和刘湘有过接触的几个外国人写的观察印象中说,刘湘表面上显得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他们认为刘湘“并不是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既无性格,也无才气”。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刘湘性格的突出特征是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绝不崇尚空谈或醉心于虚构的远景。从他的外貌看起来像老实沉静的商人,是一个冷静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位名叫托勒的英国人在一封发往北京的函电中写道: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如果说他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这也并不过分。但他的经历使人对他的才能无可怀疑……显然,刘是一个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人。他不醉心于采取戏剧性的政治行动,除非他看清了结局,一般他殆争于采取步骤。

  叔侄争霸

  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6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24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81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庶,兵力达12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46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11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使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数路围攻泸州。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川南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刘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遂采用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两手来对付守城的刘文辉部两个旅长。守军见救兵不至,孤军坚守困难,表示愿意接受改编。11月底,刘湘进驻泸州。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11月14日,田军联合邓军黄隐部(打着田军旗号)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驻军。由于刘文辉早有布置,田军大败。后双方在四川大学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厂、簸箕街等地激烈争夺,兵员死伤甚巨。

  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一开始就以凌厉之势向刘湘进攻,双方在此麇集数万重兵,激战五天,死伤上万人。刘湘军全线失利,处境极为不妙。为防止刘文辉乘胜直捣重庆,刘湘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请其迅速出兵抄刘文辉后路,以免同归于尽;三是加紧对刘文辉部将进行收买分化。这三招果然奏效:邓、田立即出兵摄刘文辉之后向仁寿、双流、温江等地进攻;同时,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局势突变,刘文辉优势顿失,只得同意刘湘的请和。双方于1932年12月21日签订了停战书。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田两部。刘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但邓先走回避。1933年5月9日,刘文辉突入邓的防地温江,两军在郫县、灌县一带发生激战,邓军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条大灌溉渠,邓军为了便于防守,将毗河源头都江堰上的分水马槎砍断,把外江的水引入内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刘军渡河。刘军则用水雷去炸毁飞沙堰,把内江的水泄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内外江水量失调,使正在栽种水稻的农民损失甚大。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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