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艺术宗师(5)

　　冼星海在音乐上可谓大器晚成。他在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当时曾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拉小提琴像杀鸡一样难听。然而凭借着自己的惊人毅力和非凡努力，他已经表现出音乐方面的天赋，尤其擅长吹奏单簧管（也称黑管，民间称“洋箫”），故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6年春，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他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入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几年间，他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来维持生活。他师从萧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翌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

　　1929年，冼星海来到素有世界音乐文化中心的法国巴黎学习音乐。他靠在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等勉强维持生活。营养不良并且劳累过度的他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后来，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他师从著名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杜卡斯，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去了他每月各200法郎（约合10块银元）的学费。他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开始有了名气。虽然身在异国，但他的心中一刻都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国，一股浓浓的赤子之情始终在他的心中燃烧。1935年夏，他谢绝了巴黎音乐学院的挽留，回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祖国。

　　音乐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冼星海在西方求学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回国途经伦敦时，英国海关竟不准他入境，被扣几个小时。回国后，他曾指挥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可这个乐队从指挥到演奏者却没有一个中国人，他深切体会到民族受压迫的苦难。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的冼星海不久就成了名人，国民党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想利用他写颂歌，惟利是图的商人也重金收买让他写“桃花窝里美人多”之类的商业歌曲，他都不为之所动。他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而且为了抗日救亡不要任何报酬。不久，他主动奔赴祖国的最前线延安，从而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并以音乐发出了解放的呐喊。在延安，冼星海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为党培养出了一大批音乐干部。应该说，这也恰恰是他周围革命环境影响的结果。冼星海与聂耳一样，把音乐当成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人民也在歌声中永远记住了他们。

　　有一次，他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9年，冼星海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诗作《黄河吟》，听其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内心与诗人产生共鸣，乐思如潮，萌发了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想法。回到住处，他倾力作曲，半月之内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写就了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热情赞颂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以及悠久的文化历史，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勤劳朴实、酷爱自由、胸怀宽广的崇高品德，愤怒地控诉了敌寇的入侵给黄河两岸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最后以激昂的旋律威武雄壮地奏出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反抗日寇的侵略，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英勇战斗的时代最强音。整个作品自始至终都以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人们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对未来和胜利充满着信心。

　　《黄河大合唱》首场演出后，轰动了整个延安。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毛泽东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演出，连声称赞。同年7月，周恩来也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并亲笔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的问世，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它迅速成长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与此同时，它以其所负载的精神力量和民族个性，在海外华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为求民族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作品，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和独创性。

　　为了表现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使歌曲更具有民族特色，冼星海还探索创造了一些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歌曲样式。其中有将抒情性与战斗性两者不同的表现特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歌曲，如《在太行山上》；有颂扬性的歌曲《赞美新中国》；还有将民间说唱音乐与战斗性的群众歌曲音调相结合的叙事性歌曲，如《梁红玉》等。他很善于发掘歌词语言的韵律美，在表现主题形象的前提下予以音乐性的发挥。他也很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歌曲演唱形式，如独唱、齐唱、领唱、合唱和有说有唱等，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轮唱和二部合唱的形式，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

　　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冼星海原先所患的肺病日益严重。抗日战争结束时，他虽去莫斯科治疗却未能愈痊，于1945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辞“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名人名言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

　　中华民族的解放胜利，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贡献他纯洁的爱国之心。

　　聂耳：中国革命之号角

　　聂耳（1912—1935年），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出生于云南昆明市，祖籍玉溪县，中国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创作者。

　　聂耳从小家境贫寒， 父亲是个中医。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靠艰难地经营药铺和帮人做针线养活全家。童年时的聂耳，受到云南丰富而又优美的民间音乐和戏曲的熏陶，喜爱唱民歌的母亲是他最早的音乐启蒙教师。他10岁时从邻居那里学会了吹笛子，后又学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并参加了学生音乐团，并担任指挥。1927年，他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受到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风潮影响，读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秋，他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等工作。1930年春，中共云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聂耳得知有叛徒供出他参加共青团的情况，马上去了上海。

　　刚进入上海的聂耳，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店员。翌年，烟店倒闭，他一度徘徊街头，后考入明月歌剧社，自19岁起正式开始了专业艺术生活。当时，他因耳朵非常敏锐，别人起了个绰号叫“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聂耳。

　　聂耳进入歌剧社后，便遇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翌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并与作家田汉结识。1932年夏，他到北平投考艺术学院未被录取，找工作无着，返回上海。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后，聂耳在影业公司和唱片公司谱曲，并经常登台演出，谱出的许多歌曲传唱于全中国，并驰名海外。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10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而亡，年仅23岁。聂耳死后，其骨灰被生前好友送回国，归葬于家乡昆明西山，解放后修建了陵墓。日本的友好团体，也在他遇难的藤泽市海滨建立了纪念碑。他去世的那个月，正值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也在银幕上首次响起之际，不幸的是聂耳先生已经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聂耳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他创作的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代国人“前进！前进！前进！进！”

　　名人名言

　　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么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

　　如果知道光阴的易逝而珍贵爱惜，不作无谓的伤感，并向着自己应做的事业去努力，尤其是青年时代一点也不把时光滥用，那我们可以武断地说将来必然是会成功的。

　　音乐可以称作是人类的万能语言，人类的感情用这种语言能够向任何心灵说话，被一切人理解。

　　齐白石：质朴率真的民间国画大师

　　齐白石（1864－1957年），名璜，字渭清，号兰亭、濒生，别号白石山人，遂以齐白石名行世，湖南湘潭人，20世纪中国十大画家之一，世界文化名人。

　　齐白石出身贫寒，作过农活，曾居住于湖南省涟源市杨市镇。1877年跟随叔祖父学过木匠，次年改学雕花木工。1888年起，齐白石开始学画，曾任龙山诗社社长。1890年，齐白石26岁，转从萧芗陔、文少可学画像，第二年师从胡沁园、陈少蕃习诗文书画。37岁时拜硕儒王闿运为师，并先后与王仲言、黎松庵、杨度等结为师友。自40岁起，齐白石离乡出游，五出五归，游历全国，饱览名山大川，广结当世名人。55岁避乱北上，两年后定居北京，与陈师曾、徐悲鸿、罗瘿公、林风眠等名人相交甚密。1926年，齐白石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