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工人运动(3)

　　毛泽东原来跟庞人铨是认识的，他们是湘潭同乡，两家相距只有三四十里路。在驱张运动时，庞对毛泽东就很信服。据一些老工人回忆，毛泽东在1921年曾同黄爱、庞人铨一起到安源考察过工运。毛泽东鼓励黄、庞反抗资本家，反抗赵恒惕，鼓励他们做工人运动，但批评他们只作经济斗争，没有严密组织、没有远大政治目的的工人运动方针，批评他们想用炸弹、手枪干掉政府的糊涂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批评他们的只谈工会而不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回忆他同黄、庞的关系说，在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下，“在许多斗争中，我们是支持他们的……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1921年12月，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会见孙中山，路过长沙时，曾同黄、庞有过接触，“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

　　在劳工会成立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刊登在《劳动周刊》上，针对劳工会的弱点，以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工人运动的基本观点，对劳工会提出三个希望：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胜利，“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如劳工会的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甚不妥当。三是为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养活自己的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这篇短文最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口号，来鼓励劳工会的全体会员。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劳工会进行了改组，集中成立书记、宣传、组织三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对于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黄爱、庞人铨完全赞成。于是，劳工会在最后阶段成立了土木、机械、印械等10多个工会，会员也交会费了。

　　毛泽东除自己经常帮助、教育黄爱、庞人铨之外，还指定个别同志同黄、庞保持经常的联系。大概就在1921年底的时候，他们两人终于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牺牲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先驱》第十五期上，曾公布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全国学生的先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对黄、庞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他写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长沙的青年团体组织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游行示威，并且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于1921年底举行罢工。这时，这个青年组织的两位领导人被省长逮捕并杀害。”关于党当时同黄、庞的关系，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是这样记载的：“1921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被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第一纱厂工人为要求年终奖金，全体罢工。华实公司贿赂赵恒惕5万元，要他加害黄、庞。1922年1月16日深夜，黄爱、庞人铨跟华实公司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以后，赵恒惕派来军队，将他们两人捕去，因害怕工人群众抗议，未经审问，于17日凌晨四时偷偷押往浏阳门外斩首。这一天正下过大雪，鲜血染红了雪地！赵恒惕随即将劳工会和该会出版的《劳工周刊》一并查封。

　　在黄、庞被杀害之前，赵恒惕对毛泽东已很注意，有各种欲加迫害的传言。经同志们的再三劝说，毛泽东曾暂时住到长沙东乡板仓杨开慧家中。黄、庞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毛泽东极为愤激，不顾一切劝阻，决定马上进城，他说：“干革命，怕死还行吗？”进城后，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的情绪。黄、庞被杀这天，许多工人停止了工作，跑到劳工会的门口痛哭。下午，在旧省府所在地又一村一带挤满了工人群众，工人们悲愤极了，自发地冲进内务厅、财政厅等衙门向赵恒惕政府表示严重抗议。不久以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工人群众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以后每年1月17日这天，长沙和全国许多地方，必召开黄、庞纪念会，发行纪念刊。1927年1月，湖南人民隆重公葬了黄爱、庞人铨、黄静源四位革命烈士。赵恒惕当时将湖南的报纸严密封锁起来，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毛泽东根据过去领导驱张运动的经验，特将李立三从安源调来，指示他到常德动员黄爱的60多岁的父亲，同去上海，控诉赵恒惕的暴行。李与黄父到上海后，展开反赵宣传，以湖南工界名义通电全国，痛斥赵的罪恶，将赵屠杀黄、庞的经过详情，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的报纸上发表出来。毛泽东自己也到上海待了一个短时期，后来回忆说：他被派遣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赵恒惕运动；同时也是为了去参加党的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停留时，他主持了上海的黄、庞追悼会，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打电报抗议赵的暴行，激起各界人士的公愤。

　　黄爱1919年在天津读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是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社”的社友，他们两人间有较深的友谊。周恩来在德国接到国内同志的信，得知黄、庞被杀事件后，极为悲愤。写了一篇政治思想性很强的诗《生别死离》悼念死者，抒写了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表示了要为“共产花开”、“赤旗飞扬”而奋斗牺牲的决心。1922年作的诗篇和复信，后来发表在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周恩来在信中说：“知道黄君正品因长沙纱厂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同志，遂作此篇，用表吾意所向，兼示诸友。”全诗共六段。第一段四句：“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第三、第四两段表示了这样的决心和志向：“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也随着死生，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永别的感人。”他给国内战友的信中还说：“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

　　从周恩来这篇悲壮激昂的诗篇和信中的誓言，我们可以了解到黄、庞被害事件，当时在全国先进青年中所起的巨大反响。

　　赵恒惕这时正打着“省自治”的假招牌向全国招摇撞骗；他的《省宪法》刚公布（1922年1月1日公布）了16天，便施行如此残暴的屠杀政策。毛泽东领导的反赵宣传运动，使得赵恒惕在全国刚刚想建立的一点假名誉，马上彻底扫地了。赵恒惕对此事甚为苦恼，但也无可奈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22年至1923年，湖南工人运动猛烈开展起来，赵恒惕不敢马上再采取屠杀政策，这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同赵恒惕进行当面的说理斗争时，毛泽东还曾为黄、庞辩护，揭露赵的屠杀阴谋。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说：“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劳工会中的坏分子，后来借黄、庞之死，敛钱自肥，并受军阀收买，五卅运动时成为工贼，破坏上海罢工运动。劳工会另外一些上层分子如翦去病等，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坚持了革命工作，后来都加入了党。劳工会的基层群众，经过毛泽东和党长期艰苦的工作，更是绝大多数都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斗争了。

　　经过毛泽东的争取和教育，黄爱、庞人铨以及劳工会群众的转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胜利。黄爱、庞人铨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牺牲的英雄，他们两人是值得纪念的。

　　闻名全国的安源大罢工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1.7万人的大罢工，是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旗开得胜的第一次大战斗。这块工人运动的处女地，从勘察、开拓到建设，大罢工的酝酿、发动到斗争的胜利，以及巩固和发展胜利的成果，自始至终，都是他亲自参加和领导的。这次大罢工的彻底胜利，罢工所获得的战果，对于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曾有巨大的影响，对湖南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影响尤大。

　　安源属江西萍乡。由于邻近湖南，且有株（洲）萍铁路与粤汉铁路相接，因此历来在政治、经济上同湖南的关系密切。在安源煤矿和株萍路上做工的人，湖南籍的占很大比重。

　　安源为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之一，1898年创办，以“官督商办”名义，向德国借款，用新法开采，每天可出煤2000多吨，炼焦约七八百吨，主要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做燃料。1907年，三处企业合组为汉冶萍公司。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以大批借款方式，夺取了公司的全部实权。

　　从清末到民初，所谓“官督商办”之类的官僚资本企业中，“总办”、“帮办”一类要职，大都由一些不学无术的官绅担任；企业内部更豢养着一大批寄生虫。官僚股东们对企业的放款多属高利贷性质，“私囊日充，公款日亏”。这些企业往往依赖外债维持，终于实际上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控制的产业。企业中的工程大权，也多为外国的工头掌管；整个企业的管理则是封建把头制。

　　安源路矿特别是煤矿的工人也不例外，一开始就受着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安源工人是有斗争传统的。早在1903年，即发生过反抗洋人和监工的斗争，曾迫使外国人逃避，窿内职员不敢下窿，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煤矿约有1.2万工人，株萍铁路有4500工人。

　　煤矿各方面的设备很差。矿井内（时称窿内）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全设施，常常发生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人被压伤乃至烧死、淹毙是很平常的事。死一个人，只给16块钱的“安葬费”。

　　工人的工资制度，除一部分机械工人和杂工属计日工资外，全部窿内工人等都是封建的包工制。如窿内采煤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人实得每日只合铜圆二十六七枚（当时每元可换铜圆210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当时的总监工王鸿卿，每月可得2000元。“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向矿局领30人工资，只雇用20人做工）；‘做窿’（矿下隧道所用材料与人工，尽量扣押、虚报）；‘买空’（虚报产量），等等。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工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工人工资至三四倍以上者。”

　　煤矿当局和工头们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加紧剥削工人，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和尽量压低工资等办法。工人每天要做工12甚至十四五个小时，工资不只低得不够活命，还时常拖欠不发。工人的生活真是同牛马一样：“窿工有食宿四区，计房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需住48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住至50人以上者。房中床具叠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窿外工人亦稍有宿处，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劣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三九天气，许多工人穿的还是破烂的单薄衣裳。害了病，更谈不上医药治疗。工人们中间有两首流行的顺口溜，一首是：“来了安源想挣钱，一来来了两三年，想回家看看老母亲，身上没得个盘缠钱。”另外一首是：“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工头、监工和地方帮会头子，还在矿场附近伙设赌场、烟馆、妓院等，向工人压榨最后的一滴油水。

　　除开残酷地剥削工人之外，自矿长以及各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对工人有随意辱骂、殴打、罚工钱，直到开除或关禁闭的特权。“视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监工中还有德国人，手里都是拿着一根硬木棒子。

　　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悲惨的工人生活的一幅写照。

　　株萍铁路工人，“工资多计日制，其中黑幕较少，惟其职员平日无理之压迫，亦不稍减于矿局”。

　　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中，我们知道1920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到萍乡作过一次调查。这次大概是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考察教育为名，而实际是准备开展工人运动来“旅行”的。凡从事一件工作尤其是重要的工作，必先作实际调查，了解具体情况，这是他早年就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次考察的情形，没有留下可供引证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他1919年到过长辛店铁路工厂所得印象，两相比较，安源当更是充满人间苦难、阶级仇恨和革命烈火的地方。这里工人的生活和所受的剥削压迫，比长辛店更为惨苦。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所载，1921年，路局火车房的工人同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及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工人周刊》原是北京党组织于1921年六七月间创办的，后来成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可能毛泽东从长沙也寄去过这些书报，因为他最早结识的，也是株萍路上的湖南籍工人。

　　1921年冬，当长沙的工人运动有了个头绪之后，经过长沙及株萍铁路工人的介绍，毛泽东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和李立三等徒步来到安源。他们以“参观”之名，深入矿井，到了内外厂和铁路机厂各处，共住了一个星期。安源的老工人还记得：毛泽东那时穿一身旧蓝布衣服，背着一把雨伞，态度异常诚恳谦虚，详细探问工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并谈到学习的好处，提议为他们办补习学校。有些工人当时很同意这个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