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都市公司的交易还在进行时，巴菲特已经有很多拥趸了。在奥马哈城就有50 人因为巴菲特而成为百万富翁，在全美国则不下好几百。当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做关于投资学的演讲时，整个演讲大厅座无虚席，甚至有200 位热心听众因为没有找到座位而在门外站着听。《福布斯》杂志称他为“民间英雄”。在堪萨斯城和纽约分别有人给爱犬取名为
“巴菲特”和“巴菲”。一位名叫威廉·奥本德福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生在见过巴菲特之后，便辞了麦肯锡公司的工作，毅然投身于投资事业。基金经理克里斯托弗·史塔文给儿子洗礼后为他取名亚历山大·巴菲特。奥马哈的股票经纪人道格拉斯·斯特朗对巴菲特崇拜已久，当他的妻子马莎即将分娩时，他拿了份《财富之王》杂志对着妻子大声朗读有关巴菲特的章节，好像这样做能够提高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智商一样。
到1986 年早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已突破每股3 000 美元。在21 年里，巴菲特把一家不起眼的纺织厂变成了一个聚宝盆，其股价涨了167 倍；而在同期，道琼斯指数只不过上涨了一倍而已。整个华尔街对他也是又敬又怕。当巴菲特告诉房利美公司的董事长戴维·麦克斯韦，说他对房利美进行了投资时，麦克斯韦兴奋得一蹦三尺高，跑到窗前冲着窗外高声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各大报刊都称巴菲特为“迈达斯”a、“投资奇才”、“奥马哈的智者”以及“奥马哈的先知”。
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涌向巴菲特要和他“做生意”。一个巴基斯坦的移民要把自己的报摊卖给他，还有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女人想要把一幢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盖的大楼出售给他。（“我出点子你出钱，我们会发财的。”巴菲特开玩笑说道。）最惊人的是，一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人张口就要让巴菲特给他1 亿美元的“贷款”，好让他来买农场，巴菲特拒绝后，他竟拿着手枪来到凯威特广场以武力相逼，结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当时，巴菲特泰然自若地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纹丝未动。
尽管巴菲特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但是他的私人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平凡宁静。和现在的首席执行官不同，他不会事先预约时间，而是率性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比尔·格雷厄姆问巴菲特什么时候方便拜访他时，他回答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没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华盛顿邮报》的总裁理查德·西蒙斯对他房间里的简朴宁静感到不可思议：墙壁涂成了翡翠绿色，里面几乎连一件装饰品都没有。在一个玻璃罩下有一台老式的爱迪生牌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一张《奥马哈太阳报》获普利策奖的奖状、几张家庭相片，还有一张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照片。房间里有一张格子花呢的长沙发，上面落了一层灰，说明这其实也只是一个摆设。巴菲特没有电子计算器，没有股票行情显示终端，也没有电脑。“我的脑袋就是电脑。”他曾经这样告诉一位记者。
当他在办公室时，理查德·西蒙斯对此形容说：“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只是有时他的股票经纪人比尔·斯科特会探进脑袋来问：‘买进1 000 万美元，每股125.125 美元，行不行？’巴菲特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也不像有些首席执行官的那样响个不停。与一般的首席执行官相比，巴菲特的时间显得很充裕。”他每天都过得悠然自得，还会惬意地喝上几杯加了樱桃汁的可乐。他会坐在红木桌旁悠闲地看书，一待就是几小时，仅靠电话与外界联系一下（而且是他本人接电话）。他有三条私人电话线路，分别通向所罗门兄弟公司、美邦公司和高盛集团。有人说他第一眼看到巴菲特时，会感觉回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年代。一个年轻的投资经理塞什·卡拉曼与这位亿万富翁在波士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一起吃了顿早餐。塞什·卡拉曼发现巴菲特跟“传说中”的一样，他静静地站在服务台前等候，旁边没人跟他搭讪，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他超凡脱俗的一点，是吃了几根长条香肠和几个鸡蛋，估计他是全美国最后一个爱吃长条香肠的人了。”好莱坞制片人诺曼·李尔在奥马哈机场遇到这位略微有些发福的亿万富翁时，错把他当成了司机。巴菲特长相普通的脸上戴着副玳瑁眼镜，头发稀疏杂乱，手里拿着车钥匙，只有杂乱的眉毛方能显出他的个性。
作家亚当·史密斯在《超级金钱》中写道：“这位功成名就的中部美国佬有点怀旧。”这位亿万富翁自己开车，自己理财，住的房子也是在1958 年花31 500 美元买的。他就像美国很多经典传说中描写的那样，以正义和品德打败了大都市的尔虞我诈，用冷静执着应对着瞬息万变的现代快节奏。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中不仅有著名的基金经理马里奥·加贝利等人，还有艾奥瓦州的专栏作家埃皮·莱德勒，他们与巴菲特都一见如故。巴菲特为几百万普通的美国人提供过家庭理财建议，他还是华尔街的专栏作家。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巴菲特因其平民化色彩而大受欢迎。称赞他的文章常以《噢，原来是沃伦·巴菲特》和《爱吃爆米花的资本家》这样的调侃字句作为标题，文章讲述的是他自我批评时的幽默感和简朴的生活作风。卡罗尔·卢米斯的一个朋友在报纸上写道：“巴菲特并没有对这些称颂的报道津津乐道。”但不久事实就证明这话错了。有人问伯克希尔·哈撒韦自从60 年代以来的财务主管维恩·麦肯齐老板有什么变化，麦肯齐说巴菲特比之前开心多了，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喜欢镁光灯和引人注目。”
其实他一直都喜欢别人的关注，只是过去他并没有吸引很多观众罢了。他一向健谈，喜欢逗乐，而且希望自己名垂青史。不过他善于在接受采访时把自己伪装成轻松惬意且衣着寒酸的寒碜模样。他总会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的工作成绩，不管是与朋友、同事交谈还是在发表演讲时，他都很愿意抬高自己过去取得的成就。他喜欢包装自己的过去，使其变得完美。巴菲特的中学同学唐纳德·丹利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经营的第一台弹子球游戏机是丹利自己买的，而巴菲特后来跟人说是他们一起掏钱合买的。小学时代的玩伴鲍勃·拉塞尔回忆，他们曾经做过一套为赛马者准备的“必胜马仔系统”，当时是用铅笔写的，复印之后被拿到赛马场去出售，巴菲特则说它是正式印刷的。
不过，巴菲特的很多说法并没有夸大自己的成功，反而隐去了许多雄心壮志和精打细算。比如，他说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是因为与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不解之缘，而不说是因为哈佛大学没有给他录取通知书，所以他才决定去屈居次席的学府念书。同样，他说自己放弃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职位去奥巴哈不是为了当“小池塘里的大青蛙”，组建巴菲特合伙公司也是听了亲友的劝告，这可以体现出巴菲特并没有居功自傲。当《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巴菲特从纽约返乡归来时，他的合伙公司已经开业3 周了。他还说，让他当汤姆·墨菲后盾的点子完全是墨菲的杰作，似乎他想把自己的成功刻画成上天的安排，而非他个人一生努力追求财富的结果。
其实，朋友们最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为人认真诚恳，从来不会心不在焉。诺曼·拉尔说：“他一生都在给人带来快乐，他几乎没有缺点。” 这种印象也是巴菲特真诚坦率、精力充沛甚至有些像老顽童的形象造成的。他为人随和但并不草率，意志坚定但又绝非一个苦行僧。
巴菲特能把生活中平凡的细节都转化成快乐。有一次《纽约客》杂志说他“经常喝百事可乐，还喜欢在里面加一点儿樱桃汁调味”。巴菲特过去在奥马哈的邻居唐纳德·基奥曾经拒绝给年轻的巴菲特投资，现在他已经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了。他碰巧读到了这篇报道，当时就被激怒了，他给巴菲特写了封信，提出要让他尝尝另一种“琼浆玉液”—可口可乐。几次通信之后，巴菲特同意尝试一下新出的“红色可口可乐”。唐纳德·基奥说：“在试饮期间，巴菲特立刻对红色可口可乐上瘾了。” 实际上，巴菲特一天要喝5 罐（他对可口可乐爱不释手，已经不喝百事可乐了），而且常常像小孩子一样给唐纳德·基奥写张便条说他喝得有多开心。据一位来访者说，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薯片和几千罐红色包装的可乐瓶子。在1986 年的白宫招待会上，唐纳德·基奥再次遇到了巴菲特，他认为这位老邻居一点儿也没变：“这家伙还是那么热爱生活。”
每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召开年会时，都是让巴菲特感到最兴奋的时刻。过去在奥马哈，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当地股东参加在国民赔偿公司的餐厅举行的股东会议。后来，当有几个外地股东也前来参会时，巴菲特便把会议地点改在红狮饭店的地下室。到了1986 年，股东们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他就租下了宽敞的有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乔斯林艺术博物馆。股东们拿着他的报告，就像清晨枝头上的鸟儿一样挤满了奥马哈森林。其中有巴菲特的崇拜者、基金经理、格雷厄姆的追随者、纽约的银行家、退休的富人和向往富有的年轻投资人。其中有些人衣着西装革履，有些人穿着短袖衬衫，有些人来自东部，有些人从南部赶来，也有些人来自西海岸。很多公司的股东年会几乎不会吸引任何人，因为其中很多议程几乎就是在浪费时间，而这次来奥马哈参加股东年会的竟然有450 人之多。会议结束后，巴菲特带他们参观了B 夫人的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当时B 夫人正指挥手下从卡车上卸下价值1 万美元的东方地毯。
会议当天名流云集。桌上放着咖啡壶，还有装满了可口可乐的红色大桶—这是公司指定的“官方饮料”。95% 的与会股东持有至少都在5 年以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这种忠诚度在华尔街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很多人把毕生的积蓄都花掉买了这只股票。这些股东对他的依恋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巴菲特成了他们心中的神。他们会留意巴菲特的举手投足，似乎他的每个动作和表情都值得用相机拍下来挂在墙上留作纪念。他们感到兴奋和荣耀，因为他们觉得虽然自己不是天才，却发现了一个天才。这个“教派”有自己的教义—“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学”，它的门下都是一些感觉良好的虔诚教徒。
他们当中有来自图森市并且读过格雷厄姆和多德著作的冶金工程师詹姆斯·莱克，有在爱达荷州波卡特洛市经营保险公司的罗纳德·梅尔顿，还有来自奥斯汀市的摄影师迈克尔·奥布赖恩。奥布赖恩是在外出拍片时了解到巴菲特的，他在读了巴菲特的书信体报告后就买了他的股票。一位来自杰克逊维尔市名叫萨德·麦克纳尔蒂的基金经理，他对巴菲特非常崇拜，于是带着妻子来这里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还有一个忠实拥趸是来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蒂姆·C·梅德利，他是一位理财经理。他的妻子有一天吃惊地问他：“你准备花1 000 美元跑到内布拉斯加，仅仅就是为了听那个人讲话吗？”梅德利手里只有一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他坦言道：“也许我是有点儿过于着迷了，但就像忠实教徒会常去教堂一样，巴菲特能给我这样的动力。”
梅德利第一次遇见巴菲特是在乔斯林艺术博物馆的走廊里，当时巴菲特正在迎接投资者。他头发乱糟糟的，穿着蓝色西服和肥大的灰色裤子，皮带扣眼的地方都磨破了，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学篮球教练。就这么一个“外表平凡的人”，却是梅德利敬仰的偶像。
当巴菲特和芒格走上演讲台时，怀着崇敬之情的人们会倏然间安静下来。台上放着一罐红色可乐，就像教堂里的圣餐一样。巴菲特很快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基本业务情况，然后就进入了问答环节。他会故意板起面孔说，想提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离席，他说话的时候可不允许这样做。接下来的几小时，他们俩轻松坦诚地谈到了公司年报的方方面面，回答了关于伯克希尔·哈撒韦业务的各种问题。
巴菲特几乎抢了所有的风头，他兴致勃勃地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讲得眉飞色舞。他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喜欢见到他相识多年的朋友，喜欢见到因为他而变得富有的人。例如安格尔医生之前并不富裕，现在他名下的财富已经超过1 500 万美元。巴菲特对一个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创作一幅巨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艳羡不已。也许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这种救世主般的地位正是他连1 股股票都不愿卖出的理由，他把股东大会当成了一种盛典。他就通货膨胀、B 夫人和公司的管理侃侃而谈，并回答了关于投资、大都市公司和本杰明·格雷厄姆的问题。他还时不时用某个言简意赅的小故事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让人听起来那么轻松自在，似乎演讲者不是站在台上，而是在某个夏日慵懒地躺在安乐椅上闲聊一样。
有一次巴菲特在大都市公司做即兴演讲，有人问他有什么管理技巧可以推荐。他讲了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小镇上的故事。这个异乡客想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广场上，看见一个长得像“德国牧羊人一般猥琐的”老头。巴菲特接着说：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老头身边的狗，问道：“你的狗咬人吗？”老头说：“不咬人。”于是他弯腰拍了拍这条狗，这条狗凶狠地扑了上来，咬了他的手臂。这个异乡客一边整理被撕烂的衣服，一边战战兢兢地问老头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老头说：“这不是我的狗。”
这个故事告诉经理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巴菲特的话语里经常会闪烁着这种智慧的光芒，即便在私人场合也不例外。有一个周六，一个喜欢夸夸其谈但并没有在巴菲特的保险公司投保的潜在客户史蒂文·格卢克斯滕飞到奥马哈来想问几个问题。史蒂文·格卢克斯滕在报纸上曾经读过关于巴菲特的评论，现在他急切地想要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见面时，他看到巴菲特身穿法兰绒衬衫和卡其布裤子，他一下子就轻松多了。在谈起风险问题的时候，巴菲特根本没有扯出什么大道理，而是用最生活化的语言对他说：“嘿，史蒂文，要知道你玩扑克牌时总有一个人要输钱，如果你看不出周围谁要倒霉，那估计就是你自己了。”
巴菲特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提醒他，不要在自己看不清形势的情况下就冒险。格卢克斯滕觉得他言语简洁但字字珠玑，当即就接受了巴菲特的忠告。
人们回想起多年以前，巴菲特在参加朋友聚会时，被大家围绕着，洒脱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人们也会想起他坐在朋友罗克珊·勃兰特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身边围坐了很多崇拜者的情景，罗克珊·勃兰特称之为“耶稣和门徒的聚会”。当时巴菲特是在非公开场合，现在身处公开场合，巴菲特依然是众星捧月级的人物。
对巴菲特而言，公与私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了。他的朋友也变成了他的崇拜者。他们经常来拜访他，为的是讨教投资建议。斯坦福·利普西甚至还让巴菲特给他出点子摆脱一个女友的纠缠。得克萨斯州一位名叫理查德·雷恩沃特的金融家特意跑到奥马哈请教关于支票的问题。1986 年，当理查德·雷恩沃特举棋不定时，巴菲特告诫他不要为了一点儿蝇头小利就轻举妄动，这么做不值当。这事让理查德·雷恩沃特印象深刻，因为不久之后华尔街的几个大佬都因为违规操作惹上了麻烦。
每隔一年，巴菲特的核心圈子，即所谓的格雷厄姆的门徒们都要开一次碰头大会。刚开始只有巴菲特和几个投资伙伴参加，会议一般都开得很简单。记得他们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海岸开第二次碰头会时，有个饭店的服务生对他们给的区区一点儿小费根本看不上眼，竟然把钱摔到门上就走了。还有一次，富得流油的戴维·戈茨曼跟他们一起在机场碰头然后准备去开会，到机场之前他一直以为大家都是坐头等舱，结果别人都说不是，窘得戈茨曼结结巴巴地把他的秘书数落了一通，最后跟着大家一起坐了经济舱。
现在他们开会可不再是这般寒酸了，参会者的范围也扩大了。他们往往是到亚利桑那州的斯科特斯戴尔、爱达荷州的太阳谷这样的景区会面，还会乘坐伊丽莎白二号游艇。巴菲特还邀请了金融界之外的一些朋友，例如卡罗尔·卢米斯和汤姆·墨菲。有一次他们在科罗拉多河上玩漂流，颇有贵族气质的凯瑟琳·格雷厄姆不好意思地说：“我的屁股从来都没有弄得这么湿过。”
巴菲特认为与朋友们的会面让人感到神清气爽。他喜欢朋友，别人对他也一样。这种聚会也带有一种神圣的气氛，虽然与年会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朋友个个都是功成名就的精英，但他们都愿意听巴菲特的安排，好像是专为他开庆功会一样。客人名单由巴菲特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决定到底邀请谁。一个常客说：“大家心里都期待能与巴菲特同坐一张桌子，你忍不住会想，他会坐在我旁边吗？”尽管巴菲特在这类聚会上非常放松随意，但是大家还是能体会到朋友对他的极度崇拜。
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觉得有责任让朋友们也过上富足的生活。他们甚至在走路时都津津有味地谈论巴菲特和股票。巴菲特的朋友如果卖掉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他们每走一步路都会感到痛苦。股票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曾建议不要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价为每股77 美元时卖出，说还会涨，当股价到了每股105 美元时他还是给出同样的建议。巴菲特的另一名老朋友亨利·勃兰特也总是不停地向别人介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光明前景。当股价涨到每股1 700 美元时，他有点发憷了，于是就卖掉了妻子的股票。
从理论上来说，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卖掉和让巴菲特来代为理财是矛盾的。只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高得异乎寻常，让人们有些不知所措。雷诺兹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凯斯·威林曾以每股40 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些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后来又在每股43 美元的价位买了些，当股价达到每股50 美元时，他就等着价格回落了。可他等了又等……最后在每股3 000 美元的价位又买进了一些。
与巴菲特相识几十年的温伯格总喜欢分析巴菲特去世后股价会怎样下跌，每股会跌1 000 美元，还是跌2 000 美元？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竟然成了关系股价走势的一个因素。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次年会上有这么一段对话：
提问者：巴菲特先生，我一直想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万一您个人出现什么意外，那我可承受不了这样的风险。巴菲特：我也承受不了。
巴菲特在家中的角色定位也变得模糊了。他有几份书信体年报是假想给他妹妹罗伯塔写的。可当他们在一起时，他对罗伯塔又敬而远之。罗伯塔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她不想影响哥哥的工作，因此在问他问题时都尽量用最简洁的语言。
罗伯塔发现哥哥的回答绝对是“很棒的”，但她不像与“其他人聊天那样”与哥哥交谈。罗伯塔说她明白在和哥哥说话时“随意插话”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他就得重新找回思路，他做什么事都很专注投入”。
巴菲特也承认自己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有着双重人格。用他的话说就是，他在家内向，在家门口的大马路上外向。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两个亲密女伴身上就可见一斑。苏珊是巴菲特参加的多数社交活动中与之十指相扣的女伴，比如在格雷厄姆门徒的聚会上，或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会上，抑或是在他与朋友们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一起度假的时候。
苏珊本人非常外向，尽管名义上她住在旧金山一间简朴的公寓里，但她也不常在家。当她的孩子们或朋友需要帮助时，以及亲友生病或病危时，她会二话不说就赶去陪护他们几周。她到过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她热衷于人口控制的缘故吧），包括印度、土耳其和非洲国家等遥远的国度。正如苏珊自己说的那样：“我是个空中飞人，很多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她在旧金山也照顾过病人，还曾把一个艾滋病患者带回家护理。不过，她后半生近似“游牧族”的生活并不是围绕着家庭或生活琐事，而是以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为中心的。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评价说：“让人想不通的是，巴菲特仍然疯狂地爱着她。”
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伴侣艾丝翠则是一个典型的居家型乖乖女，这与巴菲特在奥马哈时的生活习惯非常吻合。她每天早上都去当地的动物园照看植物，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她身穿牛仔裤和毛衣在那儿挖土。在奥马哈的时候，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参加社交活动。巴菲特在家时，经常会躲在起居室旁的“小窝”里，那里是家中的日光浴室，他喜欢把报纸和书放在那里，还有一个大电视。巴菲特一日三餐都吃得很简单，经常是啃一个火腿三明治或是捧着盒子吃香草冰激凌就已经很满足了。这种平和的家庭气氛让艾丝翠觉得很舒服，毕竟她的童年是在不安定中度过的。有一次在节日家庭聚会中，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冒失地问她和巴菲特生活得怎么样，艾丝翠的脸刷地就红到了耳根，说巴菲特是“一个最适合一起过日子的男人”。
巴菲特很希望凯威特广场第14 层能再安静点儿、再简单点儿、再朴素点儿，他“号称”那里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全球总部”。尽管他的公司已经跻身《财富》全球500 强了，但在80 年代中后期总共只有11 名员工：两名秘书、一名接待员、三名会计师、一个股票经纪人、一个财务主管、一位保险经理、格拉迪丝·凯瑟（一直是他的助理）和他这位老板。伯克希尔·哈撒韦没有律师，没有战略规划师，没有公共关系部门或是人事部门，也没有门卫、司机、信使或顾问等后勤人员。不像其他现代金融企业，公司里甚至没有坐在相连的电脑终端前的一排排的分析师。
公司这种简单的风格是巴菲特特意安排的，以使机构尽可能风格简约。如果他雇了一层楼的股票经纪人，他们肯定会自己去找点儿可做的买卖；如果他聘请了律师，毫无疑问他们就会找人打官司。
一个机构精干的组织会把时间都花在打理业务上，而不是花在协调人际关系上。
华尔街曾有个投资银行家长途跋涉来到奥马哈这座投资城堡，当时的所见所闻让他终生难忘。这位名叫约翰·奥特的银行家来自贝尔斯登公司，他在第一次看到简朴的红狮饭店时就吃了一惊。与他同行的客户准备出售一家天然气公司，当他们告诉饭店的门卫说要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时，门卫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们，好像没听说过一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总算找到了凯威特广场，这座位于比萨店对面的小楼更是让他们大跌眼镜，在办公楼内外都没有任何沃伦·巴菲特的公司标志。
巴菲特穿着一双像是在超市里买的廉价鞋接见了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他要求约翰·奥特的客户大概介绍一下情况，此时巴菲特就变得全神贯注了。他双唇紧闭，眉头紧蹙。听对方介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巴菲特提了几个问题。天然气行业是头绪繁多的，会受到监管当局严格的管制，也会涉及较多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约翰·奥特事先给巴菲特寄了一些材料，巴菲特对此已是心里有数。当这个客户透露新信息时，巴菲特又重新计算了一些财务数据。约翰·奥特发现巴菲特没带记事本，也没有助理跑进跑出为他提供一大堆数据资料。他唱的完全是独角戏。三四个小时后，巴菲特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报了个价。这回他又让约翰·奥特目瞪口呆了，因为一般的首席执行官不会只面谈一次就报价的。最后，这笔生意告吹了。
巴菲特总能从纷繁复杂的线索中抓住要旨，这是他的一种天赋。他能够精妙地把握住问题的实质，而且说话办事都干练爽快。他认为一个公司如果有太多的领导层，反而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尽管中层管理者可能都是一些聪明、热情而又好心的经理人。但是巴菲特认为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巴菲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干的事就不值得好好干。”他不喜欢拖拖拉拉的办事方式，也不喜欢拉锯战一样的讨价还价。他的谈判风格是想好一个价格，要么成交，要么走人，不过他一旦决定就绝不改变初衷。
巴菲特和比尔·斯科特两人负责整个公司的投资事宜，换成其他公司，估计得有几十个股票经纪人和分析师为之忙个不停。比尔·斯科特还不是全职工作，他每天下午3 点钟就下班去一个波尔卡舞伴奏乐队表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巴菲特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进行研究并做出投资决定（有时候会通过电话与芒格商量一番）。与这个一个半人的投资团队相比，投资组合规模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相当的哈佛大学基金会的职员竟然超过了100 人。
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同事不过是他的陪衬，这不会妨碍他的思绪，他们并不发挥太多的主动性，也不会犯什么过错。巴菲特的女儿苏珊说：“办公室里的那些人都不怎么说话，只是埋头干自己的事。”
巴菲特最重要的职员要数他的助手兼秘书格拉迪丝·凯瑟。她负责把所有的来访者拒之门外，语气平淡地回答各种问题。负责财务的维恩·麦肯齐是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市人。他身材瘦小，蓝色的眼眸里透出坚毅的目光。他对巴菲特忠心耿耿，自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麦肯齐从来没有要求巴菲特加过薪。“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或是他不够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我错了。”麦肯齐语带自嘲地说道。在六七十年代，巴菲特给他的薪水很微薄；但到了1986 年，他拿到了19.8 万美元的年薪。
自70 年代早期麦肯齐从新贝德福德回到奥马哈以来，巴菲特从未在他面前大声说过话，也从未向他坦露过自己内心的想法。“如果我觉得可能会伤害到他，我就会保持沉默，”麦肯齐说道，“不过巴菲特有时很内向，我想跟他深谈也不可能。”
这群忠实的同事中没有人能像巴菲特这么聪明，也没有谁会去打扰巴菲特宁静的思绪。巴菲特与员工们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不如和朋友在一起时话那么多。除非有客人来需要应酬，否则他往往是单独进餐，一般是叫秘书去麦当劳订餐—“要一个1\/4 磅的奶酪汉堡，再来份薯条”。巴菲特曾与两个儿子谈起一起经商的想法，可惜他的公司没有空闲职位可以留给他们。芒格说幸好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公司（如喜诗糖果公司）的负责人不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他的属下都知道要想和巴菲特比肩是“自不量力的做法”，他的神通广大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巴菲特曾经收过一个徒弟，名叫丹尼尔·格罗斯曼，是个生于奥马哈的年轻网球明星，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不过，格罗斯曼不愿谈这些经历，据同事们说，他看起来不太适应工作环境，很有可能是因为巴菲特这个老师一般都保持缄默，没有目的他是不说话的。奥马哈的一个律师是这样评论巴菲特的：“他的脑子总是转个不停，在那儿工作没有分析型的头脑是不成的。”
我们不知道巴菲特希望与丹尼尔·格罗斯曼塑造一段怎样的关系。巴菲特的儿子彼得说：“这是父亲第一次尝试着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可惜没有成功，他也觉得很为难。”巴菲特从不给员工们布置任务，其实他也不需要他们帮忙。“如果丹尼尔想看看他是怎么工作的，想从他那里学习一点儿操作经验，这是不太现实的。”巴菲特的女儿说，“你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所有财富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办公室里巴菲特总是坐在那里沉思或阅读一些东西。a丹尼尔·格罗斯曼最终放弃了，不过他后来在加州成了一名出色的投资者。
1986 年，巴菲特破天荒地买了一架二手猎鹰飞机。与其他公司的豪华飞机相比，这架只花了85 万美元的私人飞机显得有点儿寒酸。但是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已经算是破天荒地奢侈一把了，之前他一直批评有些公司热衷于摆阔。他在年度报告中还提起了这架飞机，戏谑地抱怨说
“太贵”、“太奢华”了。尽管他并不喜欢公司购买飞机的做法，但他对这架飞机还是非常中意的。其实这并没有改变巴菲特的一贯作风，他只是飞到天上图个清静而已。他曾对朋友说他现在旅行更多了，很多民航客机上的乘客也都认识他了，他们经常向他打听股市上的事，而这正是最让他反感的事。
尽管巴菲特拥有投资天赋，但是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使他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经理人。他更擅长于处理抽象的问题而不是琐碎的公司事务，他更喜欢和数字打交道而厌烦实际问题。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他不愿意与别人有太多的纠缠。
到了1986 年，他管理的已是一个大集团企业，这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为了取长补短，巴菲特避免在管理上插手太多，只负责管理出版
《世界百科全书》的斯科特－费兹公司和喜诗糖果公司的业务以及其他重大决策。b巴菲特经常说，一个人其实并不需要面面俱通，但关键是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巴菲特对自己的缺陷有自知之明，因此在管理上他会给经营者搭好舞台，但是不会跑到台上去表演，例如他不会对B 夫人指手画脚。有许多管理者经常因为干涉下属的微观管理而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巴菲特大胆放手的做法反而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
巴菲特从不要求旗下公司的负责人预测盈利情况。（计算机模拟程序
a巴菲特经常阅读的报刊杂志包括《华尔街日报》、《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英国《金融时报》和各种杂志、行业周刊以及大量的财务报告。b他这种“甩手大掌柜”的管理方式有个特例：他会决定喜诗糖果和《布法罗新闻报》的涨价幅度。
是靠不住的，它经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精确预报”。）巴菲特也不安排会议，喜诗糖果公司的总裁查克·哈金斯有20 年没来奥马哈了。巴菲特更不会把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文化”强加于人。在斯科特－费兹公司，曾在哈佛大学饱读经书的董事长拉尔夫·斯奇利用的是现代化的企业预算、战略规划工具，而B 夫人用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他们都对巴菲特感恩戴德，因为巴菲特给他们绝对的自主经营权，很少会让他们感到掣肘。
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克希尔·哈撒韦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集团，它根本不像一个现代组织。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化的社会，人们对专业化万分狂热。在各个现代组织，人满为患的现象日益严重，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橄榄球教练和首席执行官们都害怕承担责任，甚至不敢拍板做出重大决策。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圆桌会议，整个组织的权力链只有两层—执行人和巴菲特本人。作为首席执行官，巴菲特可以雇用或解雇执行经理，并控制他们的资金动向。他的第三项工作就是激励员工，因为下属中有些人就是他的朋友，例如斯坦福·利普西。
拉尔夫·斯奇利与巴菲特的关系仅限于在工作场合。他每月给巴菲特交一份财务报告。（巴菲特要所有公司都给他提供这样的报告，而且他能把这些数字都牢记于心。）偶尔，拉尔夫·斯奇利也会给巴菲特手写一份简单的经营情况介绍，每个月他们都会通过电话交谈一次。但是，拉尔夫·斯奇利必须主动打电话，因为巴菲特从不会主动给他打。在经营企业方面，拉尔夫·斯奇利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对其他公司的高管而言是很难得的。
有一次，拉尔夫·斯奇利计划重新调整《世界百科全书》的销售经理，虽然巴菲特对此表示怀疑，但还是放手让他去干了。结果这次人事调整的后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销售量下滑了20% 。“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了。”拉尔夫·斯奇利最后承认了自己失策，但是巴菲特也没有数落过他一言半语。
除了在每年6 月30 日和12 月31 日拉尔夫·斯奇利必须把利润上交给奥马哈以外，他觉得每一天的业务都是自己家的。在现实中，他可以像对待自己的生意一样长期经营公司的业务。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其他经理人一样，他会因为业绩优异而获得加薪。（只有巴菲特和芒格除外，他们的年薪为固定的10 万美元。）拉尔夫·斯奇利因为巴菲特的人格魅力而深受感染。用拉尔夫·斯奇利自己的说法：就像小孩给家长汇报成绩一样，他不愿给巴菲特带去任何坏消息。
“巴菲特在我们心中注入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责任感，”拉尔夫·斯奇利解释说，“我们不能像巴菲特管理我们一样管理斯科特－费兹公司。我们企业的办公室有40 人。我们有预算、有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还得制定公司规则。我们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可不一样。”
如果巴菲特有什么地方会让经理们抱怨的话，那就是他为人太孤僻了。他从不愿意主动表态，如果别人询问他有什么建议，他总是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一个经理人说他偶尔会“漏点儿真经”，这正是巴氏禅宗派资本主义教义，他总是欲言又止，好像他的经理人也是他的“门徒”一样。
但是，对于有些经理人而言，偶尔“漏点儿真经”是远远不够的。当波仙珠宝店的负责人去世后，接替他的是商界新手、他的女婿唐纳德·耶鲁，唐纳德需要有人手把手地帮自己。唐纳德发现巴菲特对数字很在行，但不情愿或是不能够帮助他熟悉如何经营业务。当他问巴菲特一些经营问题时，巴菲特总是泛泛而谈或是搪塞过去。
巴菲特胸襟宽广，从没解雇过任何经理人，他从事投资业长达几十年，做到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20 世纪70 年代，他显然对位于伊利诺伊州莫里斯山的国民州立银行董事长乔治·阿得顿心有不满，这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一家小型企业。（巴菲特给他写信说他的报告不准确，太让人“恼火”和“心烦”了，这已是巴菲特最严厉的措辞了。）但他没有开除阿得顿，而是把银行给卖了。
巴菲特解雇下属的谨慎态度当然对公司经营有利。巴菲特对人忠诚宽厚，他甚至认为“人”的因素也是持有某只股票时需要考量的。他喜欢用平和的方式激励人，而不喜欢用棒子催着人走。他不喜欢与人对立，所以人缘相当好。在一篇典型的公司赞歌中，他写道：
当我叫经理们的名字时，如布朗金、弗里德曼和赫尔德曼家族，还有查克·哈金斯、斯坦福·利普西和拉尔夫·斯奇利，我就觉得热血沸腾。我想只有米勒·哈金斯在1927 年宣布他的纽约扬基棒球队的豪华阵容时，才能体会到和我一样的荣耀。
尽管他的事业获利颇丰，不过企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够快，巴菲特对此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对再投资过分谨慎，也许这是因为他在纺织业上遭遇过滑铁卢吧。因此，《世界百科全书》过了很久才开始发行电子版，波仙珠宝公司也错过了增加店面和做大品牌的好时机。
其实，巴菲特并不是不愿扩展业务，他只是要求布朗金、利普西或斯奇利向他证明他们能挣到的钱比让他和芒格在别处投资挣得更多。如果不能说服巴菲特，他们就只能按惯例把红利送往奥马哈。巴菲特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他和芒格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机会，那么他会宁可让伯克希尔·哈撒韦暂时停止发展，把红利还给股东。
Buf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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