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抨击富豪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财富，代表的是一堆“承兑支票”，最终是要造福社会的。他把攻击的炮火对准了富豪赫斯特，因为赫斯特把自己的大量财富挥霍在极尽奢华的圣西蒙城堡上，因此占用了“大量本可以用于其他社会福祉的人力和物力”。
同样，巴菲特也看不上那些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微乎其微，却多次声称分割了多少财产”。巴菲特认为从公正的角度而言，杜邦家族可能认为自己“明察秋毫，发现政府发给低收入者的食品券效果越来越差了”，但他们“私人发放的食品券却多得根本用不了”。
杜邦家族自然不了解巴菲特家族。巴菲特有个堂弟在开出租车，一个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他们中有些人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但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从不会徇私情给他们特别关照，也不会透露任何内幕消息。他认为，如果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经济依赖这种令人生厌的因素，彼此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纯洁”。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上正常、独立的生活。这促使他停止再给孩子们提供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品券”会毁了他们的前程，于是拒绝给他们任何经济帮助，而即使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都觉得这样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这种态度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芒格除外，他基本上和巴菲特的做法相同）。当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财产合适时，巴菲特说几十万美元就够了。拉里·蒂什反对说：“沃伦，你错了。如果孩子们在12 岁时还没被宠坏，那他们就不会被宠坏。”当时正打算让儿子接管《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忆说：“在这一点上，我和沃伦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巴菲特的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个宽容、开明的父亲。他鼓励孩子们沿着自己心目中偶像的足迹去摘星，当有谁遇到工作或婚姻上的难事时，他也会很耐心地劝导他们。但一旦涉及金钱，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来个180 度大逆转，变得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像他的孩子们只是刚和他一起开始经营生意的伙伴。他的这一做法确实有很多明智之处，一个亿万富翁做事应该不逾矩，但巴菲特对待孩子就像在职场打拼一样，从来都没有折中的余地。当女儿苏珊需要20 美元在机场停车时，她都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签署贷款协议，白纸黑字要写得明明白白，完全公事公办。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许多股东都把大量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但巴菲特却不会这样做。他只在圣诞节给每个孩子及其配偶1 万美元（刚好是免税的限额）。
由于平日里巴菲特的这些限制，因此当他给孩子们1 万美元的时候，他们就会欣喜若狂，好像收到了几百万美元一样。当孩子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巴菲特给杰里·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不想过早就给孩子们一大堆钱，至少也得等到他们自己明白“树上怎样才能结出果子”时。步入青年的苏珊、霍华德和彼得认为父亲仍把他们当作尚未成材的幼苗。他们心里其实也支持父亲的做法，并为此感到自豪。但他们还是忍不住想，就像霍华德说的，为什么他不能“表现得态度温和一些”，有时孩子们也会痛恨父亲这种古板的激励方法。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们都很开朗坦率。他们都像巴菲特那样渴望成功，不过不像父亲那样年纪轻轻就扬名于世了，他们都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他们三个都从大学中途辍学，不仅早婚，而且婚姻都不顺利。经济上，孩子们继承了祖父留下的那份遗产，父亲则代他们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进行投资。因此，他们即便整日无所事事也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女儿苏珊曾经卖掉了部分股票（当时每股价格不到1 000 美元），买了一辆保时捷汽车。她在婚姻破裂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与凯瑟琳·格雷厄姆保持联系。凯瑟琳·格雷厄姆主动帮她在《新共和》报社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 年，苏珊再婚，丈夫艾伦·格林伯格是一位公职律师，后来成为国会的一名法律顾问。巴菲特夫妇对格林伯格很满意，他是那种长相一般但性情温和的人。
当格林伯格夫妇搬到杜邦圈附近的一座房子时，苏珊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也卖完了。这对年轻的夫妇把房子的一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只留下一间很小的厨房。苏珊怀孕后想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等到孩子出生后再添张桌子，并开个通往后院的门。她制定了预算，大概要花3 万美元。苏珊自然知道父亲不会为她付钱，于是就向父亲申请贷款，可父亲开出的利息很高。
最终，巴菲特拒绝了她的要求。
“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巴菲特建议说。
他们促膝长谈了一次。巴菲特解释说，如果他是内布拉斯加大学橄榄球队的四分卫，那么对他来说，只把球传给子女是不公平的，在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回答十分“合理”，但并不“合情”，好像苏珊只是个外人，巴菲特根本没有考虑到她最关切的利益。这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
苏珊快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时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凯瑟琳·格雷厄姆经常带着食物来与她共进晚餐。凯瑟琳惊奇地发现苏珊只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于是建议她买台大点儿的彩色电视机。当苏珊说她买不起时，凯瑟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竟然是巴菲特的女儿说出来的话！毕竟，巴菲特自己都有台大屏幕彩电。凯瑟琳马上就给巴菲特打了个电话。这次巴菲特终于软下心肠，给苏珊买了台像样的电视机，但凯瑟琳还是忍不住替他感到丢人。
也许赚钱是巴菲特生活中的主要动力，所以巴菲特会认为其他人也都只关心钱。他可能认为苏珊会以钱来衡量新电视，就像他自己一样。但在苏珊眼中，它只是台电视机而已。
不过苏珊十分崇拜父亲，很乐意接受父亲的意见。她认为厨房事件只是她所了解的父亲的一个方面而已。她说：“父亲是个很坦率的人，只是不给我们钱罢了。”
对霍华德来说，要想靠父亲养活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他也像父亲那样不修边幅，不打领带，只穿运动鞋，只是有一点不同：霍华德比父亲胖多了。他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卖了之后开办了自己的巴菲特挖掘公司，并买了一处房子，可惜不久公司就倒闭了。于是霍华德就跑到洛杉矶的喜诗糖果公司工作。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他回到了奥马哈，第二次结婚并开始从事房地产业。作为副业，他租了块地种庄稼。
巴菲特知道，霍华德是很想要一个农场的。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斗争”之后（借用巴菲特一位朋友的话来形容），巴菲特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最为慷慨的建议。他提出要买下一个农场，然后以标准的商业交易形式租给霍华德来垦种。条件是霍华德必须把经营农场的部分收入交给巴菲特，并支付农场应该缴纳的税收。
霍华德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想帮忙。
“别的先别管，”母亲苏珊说，“先拿到农场再说。”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巴菲特根据农场的收入潜力给出了封顶价格。霍华德跑了很多家农场，但都因出价太低，无功而返。看了上百家农场之后，他绝望了，但他父亲拒绝妥协。最后在1985 年，他们以30 万美元的价格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特凯马哈买下一个农场，就在奥马哈北部，驱车只要45 分钟就能到达。
“这是典型的沃伦·巴菲特购买方式，”霍华德说，“我们是以市场最低价买下农场的，我想父亲也是想教我点儿讨价还价的技巧。”
霍华德的农场里甚至连一部电话都没有，但对他而言这可是一个世外桃源。每年春天和秋天，他就会开着那台约翰·迪尔拖拉机带着家人去收种玉米和大豆。父亲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和他一起共度这样的田园时光的。“我没机会让他到这儿来看看庄稼的长势。”霍华德满腹牢骚地说。
巴菲特6 年里只去了这个农场两次。他对霍华德的邀请不屑一顾，他会冷冰冰地说：“把租金交来，一分钱都不能少。”尽管巴菲特在买这个农场时已经左思右想，但霍华德还是不能相信父亲同意这么做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想看的是霍华德的账簿，而不是他的庄稼，而庄稼才是霍华德最关心的。在巴菲特眼中，这只是一次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他对农场的这些事似乎并不在意，而且还冷嘲热讽地说：“没人会去超市买霍华德·巴菲特牌玉米的。”
不过，巴菲特没有浪费这个农场，通过这个农场他教会了霍华德一些东西。巴菲特同意只要每年霍华德的体重不超过某个上限，他就可以少收些租金。（巴菲特自己就很注意保持身材，他认为这有益于长寿。同样，他也用“经济杠杆”来激励女儿和妻子控制体重。）但多年以来，这种用经济手段来控制霍华德体重的明显企图都以失败告终。
当霍华德向父亲征询经验的时候，巴菲特的作用则会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在霍华德得到农场之后，他决定像身为共和党人的祖父一样参加地方县务委员会委员竞选。不过他担心人们以为巴菲特会替他买选票或者巴菲特根本就不会支持他。父亲打消了他的顾虑，宣称会给儿子一些资助，最后霍华德当选了。
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因为霍华德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开始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霍华德在当选县务委员会委员后，被指派参与在全州推广乙醇的工作。推广乙醇使他有机会与积极参政的ADM 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 ）董事长德韦恩·安德烈亚斯开始接触。最后安德烈亚斯雇用了霍华德，霍华德成了一名可以乘坐私人飞机的公司高管。巴菲特向一位朋友夸口说，霍华德挣的钱比他还要多，这体现了他对儿子感到很自豪。霍华德说，孩子们的成功会让父亲觉得是“一件真真正正的大事”，就像他们得到父亲的认同一样，那也是“一件真真正正的大事”。
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后开了一间音乐室。尽管巴菲特竭力反对，他还是卖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花3 万美元买了一个24 磁道的录音设备。但他很快就发现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收入。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妻子慢慢在旧金山建了一家名叫独立音乐出品公司的企业，后来又搬到了密尔沃基。尽管他只能写些小的插曲作品，不过也有一些得意之作，比如电影《与狼共舞》中在火堆旁跳舞那个场面的配乐就出自他手。
在密尔沃基一个寒冷的早晨，彼得逃出了他的隔音玻璃音乐室，那里有两位音乐家正在剪辑一首广告歌曲，并开始谈论他的父亲。彼得不由得想起父亲曾笨拙地想对他施加影响。巴菲特曾邀请彼得到华盛顿一家私人俱乐部的晚会上进行演奏，但要求彼得把那根他实在看不惯的马尾辫剪掉。彼得并没有向父亲道谢，他说：“父亲总喜欢附加条件。”
近些年来，巴菲特开始以赠送各种股票的形式给孩子们1 万美元的圣诞礼物。彼得认为这又是个“信号”。彼得说：“其中有附加条件，他说这钱不能随便花。如果你继续投资，它就会增值。这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我把大部分股票都卖掉了，而且我很高兴这么做了，因为我不用等待就可以享受成果了。”他的马尾辫依然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但不久他又说很后悔，因为父亲没有告诉他（或是因为他没听清楚），他本可以直接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跟父亲借钱的。
彼得为人真诚，但喜欢刨根问底，对父亲的性格也感到很好奇。他对父亲的成就和人品都非常敬重。他回忆起父亲有一次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忍不住对你老爸说：‘见鬼去吧！’”他说自己为了在新城市立足就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卖了，这就是一个证明。
彼得成了一名出色的音乐家之后，他对父亲的理解加深了。当彼得和他的15 人乐队在密尔沃基为700 名观众演奏时，巴菲特亲自到场助威并对他大加赞赏。他对儿子说：“我们干得都很棒。”对彼得来说，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赞赏。
80 年代末期，儿时曾为孤僻的父亲买《为父手册》的彼得，终于学会了和父亲一起倾心交流。当彼得婚姻破裂时，巴菲特用前所未有的同情心来安慰他。有一次，父子俩在深夜的微风中漫步在法纳姆大街上，彼得提起了母亲在家时的温馨与甜蜜。巴菲特说他多希望苏珊能在奥马哈的家中多待上一段时间。彼得后来说：“我们还谈起了妈妈终于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巴菲特当时突然变得沉默了，这表明他是动了真情。彼得回忆说：“那一次我们一直聊到深夜两点。这番长谈之后我禁不住想：天哪，原来父亲的感情如此丰富。你可以从他丰富的表情和寡言少语中看得出来。我真的很感动。”
巴菲特与家人的关系开始有了更多的良性变化，部分原因是他和苏珊的隔阂在慢慢弥合。苏珊慢慢向巴菲特坦言了她离开家的原因。他们互相理解，也很坦率。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侄子汤姆·罗杰斯说，巴菲特根本没有必要“费尽心思地去弥补两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本来就是同一类人。一旦苏珊婶婶下定决心，她就会和巴菲特叔叔一样勇往直前，决不动摇。”
巴菲特与妻子仍然经常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见面，巴菲特仍像以前那样爱着她。他们曾在韦斯特切斯特县汤姆·墨菲的家中过了一夜，之后与斯坦福·利普西同坐一辆豪华房车回曼哈顿。他俩坐在后排，一路上十指相扣，浓情蜜意。苏珊对他俩都认识的一位朋友说：“大家的关系处理得很不错。”她指的是巴菲特达到了与她的婚姻关系不破裂的目的。苏珊已经从家中搬出去这么多年了，但她仍然是巴菲特唯一信赖的人。
1987 年，巴菲特为改进家庭关系做出了一大贡献：他让女婿艾伦·格林伯格来打理巴菲特基金会。与往常一样，这次慷慨表态的背后也是有条件的—女儿苏珊和艾伦·格林伯格必须搬到奥马哈来住。他们同意了，并在离巴菲特家几个街区的地方买了处房子。苏珊很快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当父亲需要车时，她就会跑到汽车经销商那里为父亲挑选一辆。当伯克希尔·哈撒韦召开年会时，苏珊就会帮助他安排社交聚会的日程表。她回奥马哈其实就是为父亲服务的。
由于巴菲特给女婿的年薪只有49 846 美元，苏珊的生活与奥马哈其他居家女人没什么两样。当她的孩子出水痘时，笔者有次碰巧去看她。当时苏珊正给孩子洗澡。家中没有护士，甚至也没有保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人经常误以为苏珊有很多赚钱的妙方，因此经常会来骚扰她，她还得忙于应付这些人。
有一次巴菲特陪着微软公司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去参观波仙珠宝店。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标有“巴菲特家预订”的小盒子。巴菲特问这是谁定的。一位职员怯生生地承认是苏珊用分期付款方式买的一串珍珠项链。巴菲特当时就把剩下的钱付了，把项链当作生日礼物送给苏珊。他开始发现在波仙珠宝店花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另一次，他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声说道：“嗨，苏珊，女人们好像真的很爱珠宝。”
女儿在身边的时候，巴菲特发现这座房子顿时有了更多家的感觉。苏珊常把孩子们留在父亲家让艾丝翠帮着照看，这使艾丝翠与巴菲特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苏珊还劝艾丝翠重新装修一下房子，房子里当时还残留着苏珊的妈妈原先留下的味道。艾丝翠与苏珊一起把房间装饰得更加温馨，厨房里摆上了艾丝翠收集的老式烤面包机。（巴菲特与妻子以及艾丝翠的关系变得更融洽了，这支奇妙的三人协奏乐队在给亲戚们送礼物时，经常附上写着“来自巴菲特、苏珊和艾丝翠”的卡片。）
女儿苏珊和她的孩子们总是围着巴菲特转，这让巴菲特享受到了更多的生活乐趣。他会穿着旧运动服跑到格林伯格家，趴在地板上与两个外孙一起玩耍。吃晚饭时他会漫不经心地听一家人闲谈，抿着嘴，偶尔会插句俏皮话，而且几乎每咬一口汉堡就会加一次盐。他对凯瑟琳·格雷厄姆说，女儿回到奥马哈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甚至送给了苏珊一只红宝石手镯。对巴菲特而言，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示好表现。
看到“子女们都在慢慢成才”，巴菲特也渐渐感到安心了。他让女儿当上了巴菲特基金会的董事，而且稍稍放宽了自己的继承政策。孩子们每人可以得到300 万美元左右的财产。（巴菲特并没向孩子们透露具体数额。）
不管这笔财产的数目大小如何，它都不可能让苏珊、霍华德和彼得过上巴菲特讨厌的“纨绔子弟”般的生活。除了帮助孩子们改善生活以外，他认为孩子们根本无权大手大脚地挥霍财富。巴菲特说：“如果因为出身富贵，手里就有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免费‘食品券’，我认为这是有悖公平的。”他认为这些钱必须用于回馈社会。
但他的慈善之心与给孩子们钱一样，让他感到十分矛盾。即便是为了慈善事业捐款，这也会让他感到心里不痛快。巴菲特有个心理障碍，如果让他掏钱，那就相当于减少了他自己手中可以用来赚钱的工具。
多年来，巴菲特基金会一直都是人们的笑柄。1979 年当巴菲特拥有
1.5 亿美元时，基金会的捐赠总额只有区区725 000 美元，那年他只捐了38 453 美元。但在1981 年巴菲特开始实施伯克希尔·哈撒韦慈善计划后，苏珊和他用它来支持基金会的事业。巴菲特逐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赠额，当然捐赠额的增长速度不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上升速度那么快。到了1990 年，每位股东可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每股股票价值中为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捐上6 美元，巴菲特和苏珊也间接地捐出了300 万美元。
这个捐赠计划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无须让巴菲特亲自掏腰包，这只不过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数以亿计的天量财富中的一部分，他本人并不为基金会掏一分钱。就连伯克希尔·哈撒韦慈善计划提供的那些间接捐助也与他那40 亿美元的资产没有关系。
巴菲特的朋友也经常批评巴菲特吝啬，但他们知道他很热心公益事业，也知道他省钱并不是为了自己挥霍。从个人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巴菲特相当“慷慨”（这是他们常用的一个词）。只是有个例外，他每年圣诞节都会匿名汇给儿时好友鲍勃·拉塞尔的母亲一小笔钱（这是在一次银行汇款失误中偶然被人发现的）。而且，在不涉及钱的问题上巴菲特会很大方，比如给别人手写一些发人深省的短信，或是给他们及时地提出建议。但即使是好朋友出于急用出于急用向他借钱，他也总会让对方吃闭门羹。当作家杰弗里·考恩得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一档收听率很高的新闻节目《周末特辑》遇到资金瓶颈时，他向巴菲特打电话求助：如果《周末特辑》不能马上筹到5 万美元的话就要停播了。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多数人多少都会掏点儿钱的，但巴菲特依旧秉持自己的个性。他在说“不”字时，是一点儿都不会感到不舒服的。最终，他一分钱都没有掏。巴菲特的另一个朋友安·兰德斯经常劝他不要把钱包看得太紧了。她说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要劝说巴菲特“为世界贡献点儿什么”。
巴菲特天天就是存钱、赚钱以及赚钱、存钱。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买了架飞机，而且很喜欢。于是我用飞机为他举例：“看，这架飞机为你带来了多少乐趣！如果你把一部分钱捐出去，你也会收获很多快乐的。”
巴菲特只是一笑了之。
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冷漠，很可能是源于70 年代他在格林内尔学院的经历。当年，他的朋友罗森菲尔德劝他加入了学院的董事会，巴菲特为这家位于艾奥瓦州的小艺术学校带来了滚滚财源。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内尔学院用1 360 万美元的捐款买下了代顿市的一家电视台，4 年之后又以4 800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令巴菲特感到寒心的是，他发现学校觉得天上掉下来的这笔横财来得太容易了，而且这笔钱并没有用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而是被教授们大手大脚花掉了。
巴菲特从此对高校捐资失去了兴趣，尽管他仍旧为许多学生提供了私人奖学金。正如格林伯格所说：“巴菲特宁可被噎死，也不愿意给大学开一张支票。”当他的母校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筹资人来到他办公室时，他竟然连门都没有开，尽管他还是母校橄榄球队的疯狂球迷。
巴菲特看待慈善事业的观点多少有点儿类似投资。他拒绝慈善事业
“多元化”，宁可把基金会的钱投到某些“崇高”的事业上，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他也希望自己的捐款能够物尽其用，他觉得太多的捐款都被那些筹款负责人花在奢华的午餐上了。有一次巴菲特请朋友们去拉古纳海滩别墅度假，巴菲特提出了一个经过再三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们必须为某种事业捐款来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你们会怎么选择？”
他似乎在寻找慈善事业中像可口可乐那样的价值洼地，一种可以把社会大众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的慈善事业。这种想法在股票上行得通，但对公益事业却不太合适。有些项目需要资金支持的计划，例如医学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并非总是立竿见影，资金捐助人可能会承担一定的损失。在另外一些社会范畴，如艺术领域，巴菲特认为做出“最大的贡献”有时候并不现实。（虽然“对部分人有益”的说法是行得通的，如果没人为博物馆捐赠，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会受损。）换言之，衡量社会的进步不像衡量可口可乐公司的收益那么简单，但巴菲特习惯于看到“具体的成效”。
由于这些限制条件，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种适合捐赠的公益事业。巴菲特基金会名义上由格林伯格管理，实际上最后的决定大权还握在巴菲特和妻子手中。基金会的大部分收益都被留作未来的捐赠资金。到1990 年，基金会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它的各种投资组合中获益380 万美元，但它只捐出去了230 万美元。而当时它的资产总额已经接近1 800 万美元，俨然是一个小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它只向少数精心挑选的事业捐赠，而它的资产还在“不断累积”。
不过，有两项事业是巴菲特真正关切的。自从广岛事件以来，他一直担心再次爆发核战争，而核裁军又是普通公民力所不能及的。巴菲特对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研究很欣赏，乔治·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就积极倡导核裁军。1984 年，巴菲特得知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谈判专家威廉·尤里正在研究防止战争突然发生的办法。他请威廉·尤里到波士顿丽思卡尔顿酒店共进早餐，并坦言自己对于发生毁灭性核战争的担心。巴菲特让威廉·尤里举个例子来预测一下未来的情况。威廉·尤里说假如桌子上有成千上万枚白石子，其中只有一枚黑石子，一个人每天捡走一枚石子，那么迟早有一天，就算是100 年以后，他也终将捡到那枚黑石子。那就是核战争。
威廉·尤里曾提议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分别建立“危机缓冲中心”， 两个中心可以通过电话和传真直接联系，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可以进行便捷的交流。
巴菲特说：“我支持你，我想资助你10 万美元。”（后来巴菲特基金会实际捐助了20 万美元。）但直到冷战结束，巴菲特对核裁军能做的贡献一直很有限。
在所有社会事业中，巴菲特最关注的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 年，巴菲特总捐赠额的75% ，即170 万美元都是用于计划生育、性教育、人口控制和堕胎权利法案等。苏珊和巴菲特对此非常支持，但两人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苏珊在第三世界生活时感触很大，因此她特别关注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巴菲特则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人口过多会引发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食品、住房，甚至是人类生存的危机。
巴菲特的这两个夙愿都很实际，目标都是减少或防止将来会发生的悲剧事件，比如战争和人口过剩危机。但是，他却不愿从自己的巨额财富中拿出一部分用来帮助那些在世的穷人、病人和文盲，也不愿意为当地的音乐厅、博物馆、大学和医院捐款（堕胎和计划生育项目除外）。由于只关心宏观经济和未来，巴菲特的慈善观让人觉得与当前形势毫无关联，甚至有点儿不近人情。
他认为传统的慈善事业是在“耗费”钱财。从另一种角度看，捐款如果可以用于人口控制的话，巴菲特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投资”，就像是在全球范围内赎回股票，因为将来要求分享这个大比萨的人数会逐渐减少。
在关心人口控制方面有一点是很奇怪的，那就是巴菲特并不因为人们得到了他的资助而高兴。巴菲特经常会询问别人对公益事业有没有什么好建议，似乎全天下的公益事业乏善可陈，但他的这种询问往往是无果而终。巴菲特经常认为善款的接受者可能不配拿到这笔钱，因此慈善捐助中的“食品券”对捐助者与受助者都毫无益处。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恩惠时也同样感到不安。有一次他在奥马哈城的古德里奇甜品屋要了一份巧克力麦芽糖，但发现身上最小面额的钞票都是100 美元的，甜品屋找不开。有位认识巴菲特的老妇人碰巧也在这家店里买东西，于是就很大方地为他付了钱。后来，巴菲特坚持还她这1.5 美元，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记不起这位老妇人叫什么名字了。最后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这位老太太，把钱还给了她。
最让巴菲特满意的一项公益活动，就是基金会每年都会给奥马哈15 所公立小学的教师发放1 万美元的奖金。奖金以巴菲特的姨妈艾丽丝的名字命名。作为一名教师，艾丽丝在巴菲特幼年时对他呵护备至。获奖人的评奖标准是巴菲特认可的业绩。巴菲特经常指出，一些有钱人喜欢往大学里砸钱，好让他们的名字刻在大学的某幢大楼上，但他们根本不在意对孩子们影响更大的小学，因为孩子们的价值观主要是在这里形成的。巴菲特设立这一奖项正是为了表对家乡奥马哈的感谢。
但他对奥马哈一般性慈善事业的冷漠经常招致一些前辈的批评。当地有位名叫罗伯特·多尔蒂的制造商说：“巴菲特向来以不掏腰包闻名。” 在奥马哈，你根本看不到一点儿迹象能表明全美国最大的富翁住在这里。乔斯林艺术博物馆里没有巴菲特展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巴菲特也从来不在地方大学担任要职。
1990 年，巴菲特出资建立了舍伍德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是为奥马哈当地的慈善事业做贡献。尽管它的规模比巴菲特基金会小得多，但它表明年届60 岁的巴菲特终于明白奥马哈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但他几乎没有给这座城市什么回报。
令奥马哈人倍感意外的是，尽管巴菲特是个出了名的小气鬼，但他的团队意识却非常强。在政治上，他强烈呼吁政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早在1977 年，人们尚未攻击“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巴菲特就尖锐地批评“社会上许多既得利益团体有这样一种恶习，他们靠选举来转移经济问题，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
从那以后，巴菲特经常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时评和建议。这些文章的主题通常是鼓励“把比萨做大”，而不只是“重新分割比萨”（就像他嘲笑华尔街的“比萨分割”一样）。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把所有贸易逆差一笔勾销，而无须再使用配额、关税和烦琐的审批手续。在这个了不起的设想下，自由市场知道自己需要进口多少日产卡车、生产多少双阿迪达斯跑鞋，但这需要建立在一个可以控制进口和出口总量的体系之下（政府只需一个法令就可限制进出口总量）。巴菲特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全社会关注整体贸易平衡，而不是在多个行业的逆差和顺差之间玩弄平衡。
虽然巴菲特并不反对政府发放解决实际问题的“食品券”，但他对政府的转移支付一向都是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巴菲特在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带有寓意的“稳定岛”概念—这是一个假想的人口数目稳定的社会，大家彼此支持，生产取之不尽的大米和葡萄酒。由于这是个“富有人情味的岛”，劳动者使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真正老有所养。但是，当退休者日益增多后，我们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就会知道，工人们不得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劳作，自己却喝不上酒，只为让前辈们能够喝到法定数量的酒。
巴菲特的许多建议都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态度，即要约束人们的自私本性，而不是依赖他们的“性本善”。20 世纪70 年代苏珊与拉里·金成了朋友。拉里·金创办了一个假装为黑人提供信用贷款的机构。尽管他的年薪只有16 200 美元，但他开着一辆白色奔驰跑车，经常举办豪华宴会，手戴金表，身穿斑马皮衣，出席各种高档晚会。他几乎骗遍了半个奥马哈城，包括苏珊在内，但他骗不了巴菲特。巴菲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知道拉里·金是个骗子。我想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可能我是奥马哈唯一没被他骗过钱的人。”后来，拉里·金因诈骗金额高达几百万美元而入狱。
还有一次，苏珊请巴菲特资助奥马哈的民权活动家查尔斯·华盛
顿。巴菲特满腹狐疑，但无奈之下还是借了他24 900 美元。半年之后查
尔斯·华盛顿并没有按期还款。巴菲特对这么一小笔钱都不守信用感到
很反感，于是就把查尔斯·华盛顿送上了被告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起诉别人。
巴菲特与几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关系十分要好，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比尔·布拉德利和鲍勃·克里。与大多数公司高管不同，巴菲特从不阿谀奉承。纺织行会组织多次请求巴菲特帮着他们游说以实行进口保护，但他从没这么干过，尽管他自己的纺织厂也可以从中受益。
还有一件更富戏剧性的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储贷组织曾是美国储蓄机构联盟的成员之一。与其他类似机构一样，美国储蓄机构联盟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为各成员组织争取尽可能多的政府“比萨饼”。甚至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存贷丑闻曝光之后（它的成员已欠了纳税人1 000 亿美元），它还四处游说试图聚拢更多的资金。
巴菲特和芒格认为说客们也应该有社会良知，于是他们退出了该组织以示抗议。芒格多年来一直对储贷协会的危险信号提出警告，他在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尖锐地抨击了美国储蓄机构联盟“粉饰太平”的做法。
由于美国储蓄机构联盟长期以来都在误导政府，这点非常明确，因此它应就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变本加厉地进一步误导。
虽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对储蓄机构联盟的袒护，但他并不认同“新保守主义者拥护的市场判断是永远正确的”，他也不认同自由市场是财富最终仲裁者的论点。
作为一个百万富翁，他是非常激进的。当然，他的政界朋友大多是民主党人士，但他的某些观点甚至比他们还要激进。有一次在大都市公司的问答环节，有人问如果他有权改变税收法，他会怎么做。巴菲特说：“如果我真有权力这么做，估计我的做法会让你吓一大跳。”他要对个人消费征收重税，并收取“极高”的遗产继承税。
如果你想坐飞机四处兜风，没问题，只要你上缴一大笔税，而且必须是重税，因为你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人力、燃料和其他资源。
他的观点非常民主，因此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不愿意为社会贡献更多。芒格虽然也对公益事业持讽刺态度，但他是个慷慨的捐赠者，尤其为医院和私立学校贡献颇多。但巴菲特却始终保持清高的态度。诺曼·利尔有一次邀请他在表彰“企业诚信”机构的颁奖仪式上做简短演讲。此次活动主要是表彰那些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商人。巴菲特表示无论怎样都会到场，同时也明确表示不愿做演讲，因为他每个月平均会收到50 个类似的请求。诺曼·利尔感到很沮丧，他觉得巴菲特竟然会拒绝这么简单的请求，简直不可思议：“其实他只要走上12 级台阶，到演讲台上做个半分钟的演讲就可以了。”
在巴菲特看来，好像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捞上一把。凯瑟琳·格雷厄姆认为巴菲特的自我保护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论是面对公益事业还是在其他方面。巴菲特勒紧钱袋子是保持自控力的一种方法。当他还在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华盛顿邮报》当报童时，他就不让母亲碰他的钱。
成年后的巴菲特对他的474 998 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亦是如此。比尔·盖茨时不时地会把手中的微软股票出手一些，李·艾柯卡也会卖掉一些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但巴菲特对他心爱的股票就连1 股都不舍得割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如此大涨，却从没为他的口袋增加一毛钱。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巴菲特坚信这是件好事。他现在能捐出去的一小笔钱已经不仅仅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零钱了，它代表着未来可以挣到的大把美元。巴菲特说：“我想，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哪怕等我去世后还会继续存在。”他计划把自己的股票留给妻子苏珊。他们已约定好不管谁先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那个人都要把它们捐赠给基金会，到时候就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大的利益。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固执。到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其实巴菲特每年只要从他的天量财富中拿出1% ，就可为社会解决成千上万的“严重问题”。
人们不禁觉得，他对财富的控制欲表明，他似乎不仅想控制自己的生活，还想控制自己的宿命。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心结，相信自己在人生的伟大征程中是不朽的。以巴菲特“人心不可测”的观点来考量，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制，或许可以给他提供一种一生都不受恐惧侵袭的安全感。也许与林肯一样，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前，上帝是不应该召唤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断积累财富，他的使命就还没有结束。
Buf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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