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周五傍晚，巴菲特和古特弗罗因德、斯特劳斯一起离开了所罗门兄弟公司。他们乘坐的那辆高级轿车在金融区里蜿蜒而行，6 点钟正值下班高峰，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科里根一脸严肃地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楼里接待了他们。他强调所罗门作为承销商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同时他明确要求彻底查清非法投标事件，而且希望董事会进行调整，尽快恢复到公司过去鼎盛时期的样子。巴菲特请求给他们一些时间，不然他就得像战败的日本武士那样剖腹谢罪了。
第二天一早，巴菲特再次把所罗门的十几位高管召集到了位于市中心的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巴菲特看着他们（他与其中有些人素不相识），他冷静地宣布要从中选出一人来管理公司。
“我要与你们中的每个人单独谈话，”巴菲特说，“每次我都只问同一个问题—你觉得该由谁来管理公司？你们想好了就可以去找我。”说罢，巴菲特就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关上了门。
除了两人之外，其他高管提名的都是同一个人。莫恩说：“恐怕此人非我莫属。”
当巴菲特从房间出来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劳伦斯·佩德韦兹简单地介绍了莫舍违规投标事件的调查情况。巴菲特询问了有关约翰·梅里韦瑟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所罗门的最高领导层并没犯什么错误，但迫于清理内部的呼声，约翰·梅里韦瑟必须引咎辞职。后来巴菲特私下会见了约翰·梅里韦瑟。本次事件的第一位牺牲者约翰·梅里韦瑟被迫辞职。
周六晚上，镜头转向了曼哈顿东部的克里斯·塞拉牛排馆。巴菲特、芒格和古特弗罗因德正在这里吃饭。古特弗罗因德主动请缨，愿意再为所罗门提供咨询建议。巴菲特礼貌地说他需要各种帮助。这位曾经的华尔街之王举起酒杯祝贺这个新团队的诞生。
周日早上10 点钟，在世界贸易中心大街7 号外面，公司的董事们穿过摄影记者的重重包围，艰难地走向第45 层的董事会议室。情形恶化的速度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刚在核桃木会议桌旁坐下来，噩耗传来，财政部取消了所罗门参加债券竞标的资格。
董事会里一片混乱。巴菲特不断冲出房间去接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其中有财政部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助理部长杰尔姆·鲍威尔，还有科里根，他正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开重要会议。巴菲特恳请这些官员能够法外开恩。他提醒说，所罗门资产负债表上巨额的1 500 亿美元几乎全都是靠短期证券来进行融资的。公司每天经手的交易数额高达500 亿美元，其中只有10 亿美元是以所罗门的名义担保的，这样的资产很快就会枯竭。它如果不能重新融资，就只能被逼上破产清算这条绝路了。与此同时，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正在准备公司宣布破产的法律文件。虽然当时纽约还是早晨，但离东京股市开市只有几小时了。巴菲特担心财政部对所罗门的严厉制裁会引发日本融资危机，并最终导致公司倒闭。巴菲特亟须证明政府仍然信任所罗门或是巴菲特本人。
同时，所罗门被政府打入冷宫的消息在新闻界被炒得沸沸扬扬。公司雇员们在交易厅里惶惶不安地四处游荡，就像在等待某个亲戚的葬礼。债券交易人埃里克·罗森菲尔德、一年赚走2 300 万美元的劳伦斯·希利布兰德和麦金托什正考虑用期权来紧急筹资。莫恩正与日本方面通话。37 岁的首席财务官约翰·麦克法兰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办公室，他正忙着计算所罗门第二天需要多少现金。
在董事会办公室里，古特弗罗因德已经辞职，巴菲特接过了权杖。巴菲特一贯的幽默感不见了，但他在开会时仍像原来那样平静而且目标坚定、明确。当董事多伊·安德鲁斯发现巴菲特本人在所罗门也有许多投资时，他就放心多了。还有人因为巴菲特与许多政府官员私交甚笃而感到欢欣鼓舞。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所有董事都认为巴菲特集名誉、财富、权势和内在能力于一身，正是所罗门的救世主。巴菲特在之前职业生涯中积累的工作习惯，特别是喜欢独自决策的习惯，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但巴菲特还不敢肯定是否要接这个烫手山芋。如果所罗门仍被列在财政部的黑名单上，他所能做的就和所罗门的内部人士没什么区别了。芒格则观点鲜明，他认为巴菲特应该坚决拒绝这项任命。
中午时分，布雷迪部长的电话来了。当巴菲特踱出会议室时，芒格朝他厉声吼道：“你要是接手，简直就是疯了！”
布雷迪当时正在萨拉托加的别墅里度假，他在那里评估了华尔街最大的公司倒闭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巴菲特在旁边一个装饰着古代陶器和淡紫色墙纸的房间里接过了话筒。巴菲特一一细数了所罗门最近的大洗牌：莫舍被解雇，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辞职，公司采取了一些新的特殊方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他还以个人名义担保要对公司进行全面整顿。
我告诉部长我会对公司严加管制，如果不成功，我自己会承担责任……同样，我也在规划公司的未来，这会让公司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巴菲特补充说，如果财政部将所罗门除名，他当这个董事长也就毫无意义了。
布雷迪明白巴菲特采取的其实是一种激将法，但本能告诉他，巴菲特不会撒手不管。“过去他从未在中途放弃过任何投资。”布雷迪对此心知肚明。
布雷迪对所罗门消失后的前景也感到不安。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经历了黑色星期一、德崇证券公司倒闭风波和其他类似风波的冲击。布雷迪想：“没有人比美国政府担负的责任更大。”
当然，布雷迪对巴菲特也不陌生。虽然他早在巴菲特来到所罗门之前就售出了股票，但他很清楚巴菲特后来的投资表现。近些年布雷迪常与巴菲特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晚宴上见面，也和凯瑟琳一样不时给巴菲特打电话要“真实的支票”。虽然他对巴菲特的激将法不以为然，但还是承诺要投入大量精力来清理所罗门。他们的谈话最后并没有达成共识。
公司的董事会一直开到下午3 点钟以后，然后巴菲特按计划去公司礼堂参加新闻发布会。走出会议室时，他整了整德里克·莫恩的衣领，赞许地说：“你当选了。”从此，华尔街交易商中的旗舰所罗门就交到这两人之手，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曾要求对短期交易征收100% 的税；另一位曾是英国的公务员和职业经理人。
巴菲特向媒体介绍了自己和莫恩，表示自己在所罗门走出困境之前只是一位过渡性的董事长，而且不拿工资。接着他宣布了一条好消息：布雷迪刚刚改变了决定，所罗门仍可以用自己的账户参加财政部的债券竞拍，尽管还不能代替顾客进行投标。在危难时期，财政部的这一缓刑真是雪中送炭。
为了缓和记者咄咄逼人的攻势，巴菲特说他准备像一个“从未见过律师的人那样来回答问题”。巴菲特对这次丑闻其实只知道个大概。但面对各种问题，他就像在公司年会上一样表现得平静而机智。什么时候该忏悔，什么时候该礼貌地反驳，他早已轻车熟路。他愿意为过去道歉，但不会让过去与未来挂钩。
记者：我想知道您是否读过《说谎者的扑克牌》？巴菲特：是的，很久以前。记者：想评论一下这本书吗？巴菲特：不想，我倒想确认下这本有没有再版过。
记者逼问所罗门的文化是否值得批判，莫舍是否只是冰山一角。巴菲特反驳说，总体而言，所罗门的文化还是可圈可点的，它不会“用任何形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不过，他认识到造成这些违规操作的动机模糊不清，所罗门的文化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巴菲特坦言：“我不觉得同样的问题会在修道院里发生。”
多数棘手的问题都与古特弗罗因德有关。巴菲特宣布，古特弗罗因德对莫舍违规操作的无声纵容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宽恕的”。但在就事论事以外，巴菲特对这位好朋友的赞赏并没有改变。
记者：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看错了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您对投
资所罗门兄弟公司感到后悔吗？
巴菲特：我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个字—不。
3 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巴菲特的表现非常出色。会后，他走进公司高管所在的房间，宣布了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公司将由德里克·莫恩来管理，大家不用凡事都给我打电话了。提升谁解雇谁都由他来决定。再见。”
然后巴菲特住进了附近的万豪酒店。在一天之内，巴菲特尝到了在监管者、媒体、高管和职员之间进行周旋的艰辛。要想拯救所罗门，他就得让这几方皆大欢喜，还不能怠慢公司的客户和债权人。近来，没有哪家投资银行在遭遇此类危机后还能幸免于难。
走上战场
“对所罗门来说，其实困难时期才刚刚开始。”周一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也许有人会觉得难以理解，想问为什么说才开始，毕竟违规操作的调查已经结束，肇事者也已经被解职。但《华尔街日报》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在华盛顿，管理当局发誓要展开地毯式的清查，所罗门的债券评级也遭降级。公司仍不能参加商业票据的市场交易。越来越多的客户，例如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雇员退休金体系和世界银行都放弃了所罗门。如果只考虑其中的个别客户，也许这些打击并不足为虑，但当这些打击接踵而来时，那就是一种危机了。细细想来，其实“丑闻门”危机仍在继续，古特弗罗因德的债券旗舰已经变成了一座坟墓。
在这几条战线上，巴菲特仍奋力反击。
周一一大早，巴菲特就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罗门的几位高管，还发了封信要求他们一旦发现公司有任何新的违规操作迹象就马上打电话给他。虽然这样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却是简单而有效的一步棋。其实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不喜欢别人把电话打到家里来。
同一天，他和芒格去看望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布里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调查所罗门的主要机构。布里登属于政府鹰派官员，他正准备把他的司法权限扩大到国债市场。为维护他雷厉风行的口碑，他警告来访者说，他时刻准备“不惜翻江倒海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我们公司有人不配合，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巴菲特平静地回答说，“20 分钟之内我就给你换个新人。”
布里登被深深打动了。
回到纽约后，巴菲特开始想尽办法筹集现金。所罗门把利率定得很高，诱使交易商们出售证券。到第一周结束时，全公司的资产开始盘活了。
紧接着，巴菲特要求古特弗罗因德的首席法律顾问福伊尔施泰因辞职，并请位于洛杉矶的芒格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罗伯特·德纳姆放下手中的工作来接替这个职位。罗伯特·德纳姆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法律顾问已有15 个年头了。“罗伯特，我很需要你。”巴菲特对他说。德纳姆觉得巴菲特的这种请求让他难以推辞。
所罗门最大的担忧来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时公司是不能营业的。如果它被指控有罪，公司就几乎全垮了。（许多客户是不许与犯罪嫌疑人有业务往来的，一般的公司也不愿给自己惹一身麻烦。） 现在只有一丝曙光，那就是全力与政府合作，争取缓刑，不过政府很少会放弃对明显违法操作案件的制裁。
但是，巴菲特能采用的策略只有这么一个。他本能地减少了与对手的冲突，他可是兵不血刃的专家。他往往可以不费口舌、不使手段就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巴菲特也害怕引起别人的敌意，但他相信一点（这一点别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会到），那就是抬手不打笑脸人，只要不发生冲突，与人为善，就终归会有好报。巴菲特正是用这样的诚意感动了凯瑟琳·格雷厄姆，让斯坦福·利普西来到布法罗帮助他拯救报业危机，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蓝带公司的调查。现在他不得不与调查所罗门的官员合作，他在调查官员面前低声下气，诚实地协助司法部取证。也只有巴菲特会公开表示对丑闻负个人责任，不但要洗清污点，还要真诚地忏悔。
该事件还牵涉政治因素，当时的民意明显对所罗门兄弟公司不利。由于之前的丑闻和《说谎者的扑克牌》的影响，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所罗门已经腐败透顶。曾因美国储贷危机而名誉扫地的政府执法人员和许多国会议员也紧紧抓住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丑闻不放，力图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多么“铁面无私”。他们也总是急于下结论，负责调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J·J·皮克尔公开宣称：“恐怕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问题还不只是这些我们已经看到的越轨行为，没准儿它最终会彻底翻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里登把所罗门当作德崇证券公司第二，他雪片般地发出了135 张传票并要求提供调查资料。
与投机商伊万·布斯基或是迈克尔·米尔肯相比，莫舍的那点违规操作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但他胆敢冲撞财政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尔街的傲慢，这比任何具体的罪行更令公众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所罗门兄弟公司是态度最傲慢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位资深高管格戴尔·霍罗威茨曾说过：“我们可以把美国政府的债券玩弄于股掌之间，估计连迈克尔·米尔肯都自叹不如。”
当夏天过去的时候，华盛顿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来大炒特炒“所罗门丑闻”。众议员马基在9 月初安排了听证会，并请巴菲特做主要证人，参议院也安排了一周的听证会。
所罗门的政府公关贝尔很机灵地让巴菲特首先去拜访几位主要的审讯官员。有几个人毫不客气地批评所罗门的董事会缺乏监督。巴菲特委婉地说，他也后悔当时疏忽失察。他的态度显得很谦卑，甚至让人觉得他有些可怜，而他其实正用自己招牌式的温柔来化解别人咄咄逼人的攻势。他提醒大家说他父亲也曾是一位议员，并自我解嘲地说他现在是自食其果。
巴菲特很坦率地承认所罗门犯下的错误，并告诉这些执法官员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在与巴菲特交谈之后，参议员杰克·甘纳对助手说：“你看，我们处理时要谨慎一些。” 巴菲特与几个主要官员的私交颇深，这让他受益匪浅。不像多数商人，他从没批评过司法机关的错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相信政府。
证人在听证会上通常会受到狂轰滥炸，但议员们往巴菲特脸上抹黑时却很小心。虽然他在所罗门的投资有7 亿美元，但议员们认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华尔街人士，而是大草原上的来客。“有半数以上的人都认为奥马哈是个农业小镇。”贝尔说。
贝尔与巴菲特花了很多时间一起为应对听证会作准备，他对巴菲特驾驭和把握华盛顿的能力很是佩服。他认为巴菲特比哲学家罗素更加聪明，更加善于思辨。
他性格温顺，一点也不鲁莽。我总觉得他像是一个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北方佬，就是18 世纪那种做生意很讲诚信，认为生意成功是因为有上天眷顾的那种人。他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但绝不多愁善感。他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也能做到有礼有节。他并不觉得
“不”字很难说出口，他不会自命不凡，当然他也会与别人发生冲突，不过冲突的方式又很有他个人的特点。总而言之，他是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
与审判一样，听证会上也有很多不可测性。无论如何，只有这一次机会。9 月4 日那个酷热的下午，瑞本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记者、说客和看热闹的民众纷纷涌入2123 房间，房间早就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最前排挤满了全副武装的记者—一排排的聚光灯、摄像机、录音机和摄影器材。人们一下子就认出了身穿深色西服、坐在证人席上的巴菲特和坐在前排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在他们作证之前，议员们摆足了上镜头的姿势，近乎歇斯底里地宣布：“……美国人民的利益……被一些傲慢的……恶毒的……交易商……给侵犯了……其中包括伊万·布斯基……迈克尔·米尔肯……我们的金融文化中……出现了这些不和谐的音符……”
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对着证人席说：“巴菲特先生，您现在有一个为全国纳税人做事的好机会……我很高兴您迅速解雇了对丑闻负有责任的公司高管……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一直认为，肇事者不配得到所罗门的任何报偿，一分钱的离职金都不应该给他们，一分钱的退休金也不应该给他们。所罗门应该把他们踢到大街上，还要狠狠地踢他们的屁股……”
在给旧体制判死刑之后，他们又迫不及待地称赞起所罗门的新班子：“巴菲特先生，我得祝贺您，您的诚信是毋庸置疑的……巴菲特先生一贯走正直的路线……”
来自奥马哈城的众议员彼得·霍格兰站起来介绍他的邻居：“他是一个典型的成长于美国中西部并受那里文化影响的人……他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他从来都是主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
在数十位摄影师和摄像师镜头的追随下，巴菲特轻快地走上演讲台与委员会主席马基握手，四周响起的相机快门声就像夏日的蝉鸣一样此起彼伏。巴菲特的肚子现在微微有点发福，眉毛在眼镜框上跳起舞来，声音有些微微发颤，笑容也略显拘谨。
巴菲特少年时代的好友唐纳德·丹利的女朋友诺尔玛·琼·瑟斯顿在报刊报道的照片上看到了巴菲特。自从中学毕业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但她一下子就认出了巴菲特，他看起来依旧那么睿智。哈里·贝雅是巴菲特在沃顿商学院的好友，目前已经在墨西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观看了现场直播，觉得巴菲特还是那么“神采奕奕、精力充沛”，但也依
旧有些害羞。巴菲特面对众议员坐在证人席上，他说话时左手一直有力地做着手势：
首先，我想为让我们来到这儿的原因道歉。政府有权要求人人都遵守法律，而所罗门不幸违犯了其中几条。
巴菲特的这种诚恳是难得一见的。自1912 年J·P·摩根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以来，华尔街已有不少巨头被召到国会，但从未有人如此真诚地道过歉。
快门声又一次响起。巴菲特称赞8 000 多名所罗门的职员“大部分都是勤劳、能干而又诚实的”。他发誓要采取新措施来保证公司守法经营。巴菲特还强调说：“依法办事的精神要比口头承诺更重要。”在谈到对改组后的所罗门的展望时，巴菲特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似乎他可以从讲台跳进美国的每个家庭，让每个人都看到和听到他的讲话：
我要每个雇员都想一想，他们是否想让某些可耻的做法被刊登在第二天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让他们的爱人、孩子和朋友们带着羞耻感往下读……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会支持我的决定：我可以允许公司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如果公司名誉受到丝毫影响，那可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巴菲特如此注重名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摩根的名言：“信用的基础不是金钱，而是人的品质。”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摩根等人集中体现了华尔街的狡诈，但人们一致认为，在股市上大发其财的巴菲特是当年美因街带给华尔街的针对其劣行的一剂解毒良方。所罗门很难再找到一位集此两极端于一身的成功美国商人了。
众议院以及后来的参议院听证会的气氛都很温和。小组委员根本没有行使立法者的权杖。巴菲特在离开众议院时被记者团团包围，但他一头钻进高级轿车，直接向《华盛顿邮报》大楼驶去。
所罗门“被开除的经理人”并没有被踢到大街上。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在前总部的空楼里有了一间新办公室和秘书。公司仍给他们一份合法收入。
在接手公司之后，巴菲特也给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打过几次电话。古特弗罗因德的一位助手说：“我觉得巴菲特人不错，他对约翰说，他并不是一个无用之人。”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古特弗罗因德说以后他们不要再联系了。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所罗门的董事们在纽约相聚。巴菲特提起古特弗罗因德和其他几个前管理人离职后的收入和补贴。由于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他们取消了古特弗罗因德等人的离职金、奖金、律师费用、办公室和秘书，还有医疗保健支出。古特弗罗因德语气坚定地告诉朋友，他理解巴菲特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公司。当有位同事要来看望他时，古特弗罗因德说：“你和公司最好都跟我保持距离。”
此时，巴菲特正在原来古特弗罗因德的办公室里办公，秘书也没有换人。巴菲特用着他的意大利式办公桌，窗外是哈德逊河和东河的宜人风景。但他对这一切并不熟悉，觉得心头有些压抑。
到了周五下午，他再也忍不住，于是登上了飞机。巴菲特知道，当他回到奥马哈时，艾丝翠和家人会在牛排屋给他接风。他可以坐在舒适的房间里，四周荡漾着美妙的风琴声，那里的人没有太多经济头脑，他也不用费神去讲本周华尔街的奇闻逸事。
对巴菲特来说，所罗门的当务之急是要应对各种外来压力。他必须重新建立公司在银行家、信用机构、投资人和媒体中的威信。就像巴菲特无法完全掌控伯克希尔·哈撒韦一样，他也不能完全掌控所罗门的一切。他对一位朋友说道：“你整天都会觉得头顶悬有一把剑，让你坐立不安。”有几个晚上他甚至失眠了。
熟悉他的朋友十分担心，因为他总是谨慎小心，尽量避开自己不熟悉的事。除了他妻子动手术那次外，芒格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曾在翻船时救过他一命的里克·戈林说：“人们很难完全理解巴菲特给所罗门带来了多大财富。”另一个好友有些语带调侃地说：“沃伦在和平时期是很棒的，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如何。”
巴菲特是个不情愿上战场的斗士，但他有大将风度，他信心十足、思路开阔、精神专注，而且善于同下属沟通。现在他得把这些武器都用起来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巴菲特上交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的报告，这是本案中最致命的证据。与所有律师和交易人之间的联系一样，传票对这个报告不起作用。
所罗门外部聘请的律师要求巴菲特拒绝这个请求。美国任何一位律师都会提同样的建议。贝尔回忆说，所罗门聘请的律师团表示：“我们马上就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了，不能自己又栽进去，这又会让大家噩梦缠身的。”
“这样的话我不想听。”巴菲特断然拒绝。他认为以后有的是赚钱机会，在他脑子里，法律上的细枝末节远远比不上对美联储守信重要。
“我们的处境是，”巴菲特接着说，“我们做错了事，现在要坦白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在起诉书上已经签了名。”
他接着向贝尔询问可否解雇所罗门的有偿政府顾问。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吗？”
“没问题。”
贝尔解释说，这些顾问都是各方面的内幕人士，手上握有很大的权力。所罗门有时需要借他们一臂之力。“你的话有道理，”巴菲特说，“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这些政府顾问从此消失了。巴菲特打心底痛恨这些职业说客，他们使一些重要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巴菲特要像孤独的牛仔一样自己单干。
其实巴菲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赢得宽容。他命令所罗门停止与石油交易商、亡命之徒马克·里奇之间的生意。巴菲特停止了对政客的资助，免得别人以为他在四处收买人情。他还解雇了与古特弗罗因德有牵连的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
他一再警告所罗门的交易员不要打“擦边球”，这是他简单有力的一招。在短短几周之内，就有6 位所罗门的交易商把新的商业计划拿给巴菲特，让他看看是否符合“守法经营”的要求。
杰出的交易商、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罗森菲尔德接替了莫舍的位置，他提议靠税收法中的漏洞来赢利。罗森菲尔德按这一想法做了几个月，许多律师认为该计划绝妙极了，可以大赚一笔。
巴菲特对他说：“埃里克，我觉得不妥。”巴菲特说这也许算是合法的，但明显属于“擦边球”。
巴菲特想用反复强化的道德教育来提高雇员的道义良知。公司的银行业务分析师托马斯·汉利从未见过所罗门如此精诚团结，他认为巴菲特“太了不起了”。
但巴菲特却不能让公司从报纸头版上走下来。关于莫舍违规操作的新细节不断见诸报端，政府也不断宣布展开新的调查并扩大调查范围（5 个联邦政府机构和许多州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媒体也说还会发现所罗门的其他罪行，公司多次受到民事起诉，它的贷款来源也被切断。公司面临的困境并没有改变，从表面上看丑闻似乎还在愈演愈烈。
这种消极情绪也传染给了公司的客户，它们不愿把生意交给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有罪的公司。英国电信公司取消了所罗门参与一宗巨额承销的权利。债券交易商也退缩了。为了让大企业客户的首席执行官们安心，巴菲特几乎要把双手按在胸口上发誓“绝对不会再有丑闻了”。
5 周后，危机刚刚开始平静下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E·艾伦这位全美最受尊敬的公司领袖却又给了所罗门重重的一击，他公开宣称所罗门的道德腐败是“不可原谅”的。于是，所罗门变得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第二天，9 月24 日，它的股票价格跌到了每股
20.75 美元。
两天后，巴菲特飞去见格雷厄姆团队成员。这个团队中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位成员，都是他的朋友及他们的配偶，其中还包括年轻的比尔·盖茨。他们对巴菲特在这个危难关头能来见他们很是惊讶，好在旅行反而能让巴菲特换换心情。当这些朋友去美丽的花园赏花时，巴菲特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不过他准时参加了研讨会。演讲题目是在丑闻发生前就确定好的—《我投资生涯中的一步臭棋》。
丑闻大大动摇了所罗门的军心。一位经理说：“每天早上翻开报纸的一刹那真不好受，你想的只是什么时候苦日子才能熬到头。”政府债券部能干的新头儿罗森菲尔德去过上东区一家年轻专业人士聚会的饭店，他碰巧听到其中一位自作聪明的人在批评所罗门兄弟公司：“你说恶心不恶心？”就好像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每个人都是骗子一样。
10 月初，巴菲特给手下干将开了一次动员会。巴菲特说他还是觉得公司依旧前景光明。多数职员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危机，但巴菲特以前就碰到过类似情况。
我见过几个公司进了急救室……1963 年的美国运通公司、1976 年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当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一些人犯了错。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本来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组织，后来却一落千丈，沦为备受怀疑的组织，上万名保险客户离开了它。我承认，目前的危机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当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掌门人约翰·伯恩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与恶魔搏斗。
巴菲特还指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当年的股票价格从每股2 美元涨到了每股194 美元。谈到在熊市里买进股票时，巴菲特对雇员说，不能只看眼下，还要放眼未来。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
华尔街现在赌的是所罗门是能够幸免，还是会一落千丈，蜕变为一家小公司。正如《商业周刊》所说的那样，它面临着“规模萎缩，盈利能力下滑，实力削弱”的困境。人们担心正在清理门户的巴菲特会削弱公司的实力。在巴菲特的监督下，所罗门已经出售了500 亿美元的资产来缓解信用危机，但这也降低了公司从事传统大宗买卖的能力。拉里·蒂什一针见血地问：“按古特弗罗因德的观点来看，现在由谁来承担风险？”巴菲特没有答案。其实巴菲特在所罗门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会经常跑到公司的高管会
议室抓起一个三明治就狼吞虎咽起来，其他人则在那儿吃牛肉饼。他也不像古特弗罗因德那样会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当公司的案子渐趋平静时，他留在奥马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巴菲特只与几个雇员保持着紧密联系—罗森菲尔德（这位投资奇才对巴菲特熟悉各种套利技巧感到惊讶不已）、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德纳姆和莫恩，莫恩已经把巴菲特当作公司的百科全书了。一开始，公司的高管都以为他的性格也像他的外表那样柔弱。结果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的，其实他的性格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强硬得多。（这点与古特弗罗因德恰恰相反）。“他和古特弗罗因德完全不同，”高级副总裁威廉·詹宁斯说，“要说服他可不容易，他的立场很坚定，而约翰想说‘不’字时总是犹犹豫豫的。”
但是，巴菲特不愿涉足公司的具体管理。他曾经告诫过莫恩：“我不想让你失望，但我从来不想经营一家投资银行。”实际上，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做一个投入但又保持距离的旁观者，就像在喜诗糖果公司一样。
与多数公司的情况不同，他并不与其他高管打成一片。他似乎不像一个经理人，倒像一个坐在远处看台上的投资商。10 月，他对莫恩说：“你的公司可能很不错，但股票太糟了。”这是他的善意提醒。在过去5 年里，所罗门股票的利润在标准普尔指数涵盖的500 种股票中位列第445 位。现在巴菲特的注意力开始慢慢从丑闻转向了股票。
从长期来看，巴菲特认为所罗门的前景一片光明。它的资产像打了气一般膨胀起来，但它的资金利润率越来越低。它有稳定的盈利业务，如东京分部、套利、债券交易和股票承销。但拿高薪的投资银行家几年来一直在赔钱。在股票业务上，它一年盈利一年亏损。资产负债表表明它现在是部大机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雇员也增加了，可利润率太低。
巴菲特开始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司发的奖金太多。过去古特弗罗因德让经理人把公司将近3\/4 的利润都拿回家，好像公司不能让这些经理人吃亏一样。但公司真正的伙伴—股东们却被冷落了。无法让经理人对自己的投资负责是个危险的信号，就像巴菲特不愿过分纵容孩子们的原因一样。奖金越高，经理人就越容易纵容自己的部门以“低利润率甚至赔本来运营”。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巴菲特打算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步骤。10 月29 日，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两页的第三季度季报，中心内容是巴菲特要削减经理人的报酬。他指出，自己并不反对给表现优异的员工以嘉奖，但公司目前“平分财富”的体系已经几乎剥夺了股东的所有合法利益。
一石激起千层浪。1991 年，他将公司的奖金总额减少了1.1 亿美元。尽管当年（丑闻前）的利润比1990 年翻了一番，但奖金比1990 年略有下降。巴菲特说不喜欢这项政策可以走人。
我们根据绩效来决定奖赏的原则肯定会导致一些管理人才流失……但最后留下的人都会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
25 年前，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厂面临困难时就对肯·蔡斯说过，他希望职员具有主人翁意识。现在，在华尔街一座漂亮的玻璃和钢结构的大楼里，他告诉莫恩他已准备好接受大批雇员辞职的事实。莫恩问会有多少人辞职，巴菲特说：“莫恩，忠诚是金钱买不来的。” 巴菲特的决定在公司外赢得了一片叫好声，许多人希望所罗门的改变最后可以让华尔街的薪酬分配变得合理些。但是，公司内部的反应却完全不同。雇员们觉得莫舍造成的黑锅扣到了他们头上，因此对巴菲特把公司决策对外公开的做法深恶痛绝。巴菲特的报告见报的同一天，著名猎头加里·戈德斯坦就接到了所罗门许多经理人的电话，他们希望“忠诚”是有标价的。
在华尔街总体经营业绩良好的时候大幅度削减薪金也让他们感到意外。莫恩把经理人的总奖金削减了70% ，把投资银行家的平均薪酬减少了25% ，有些人一下子就少拿50 万美元之多。巴菲特和莫恩还解雇了80 名专业投资人士和200 名后勤人员。
很多人很快就对巴菲特颇有微词。人们之前感谢他拯救了公司，但现在又受不了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对执法者曲意奉承，而且对他冷落古特弗罗因德一事也严加指责。一位资深分析师说：“这儿的老员工都很同情古特弗罗因德。巴菲特的确是个救星，但人们对救星通常都是又爱又恨的。”
在古特弗罗因德的老部下中，对巴菲特最咬牙切齿的当属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首席股票经销商斯坦利·夏普康了。过去古特弗罗因德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雪茄，衣着华丽的壮汉夏普康则在一边进行股票交易。在整条华尔街上，夏普康向来都是以做大买卖和展示自己的健硕而出名。
但他负责的证券部却效益不佳。巴菲特对他的魅力丝毫不感兴趣，命令他将一些赔钱的股票抛出并放弃投机行为。于是夏普康就辞职了。
夏普康的离职成为证券部反抗的导火索。当巴菲特宣布了为数极少的奖金额后，接替夏普康的布鲁斯·哈克特暴跳如雷地向下属吼道：“我简直快疯了，你们猜猜是为什么吧！”巴菲特对公司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在所罗门的阁楼上开了个小门，作祟数十年的妖魔鬼怪们都纷纷掉了下去。
1991 年第四季度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负责承销的股票总额从丑闻前占业界的8% 锐减到2% 。那是个可怕的冰冻期。当时华尔街一片欣欣向荣，各家公司的奖金都在不断增多，所罗门的很多销售商和分析师纷纷选择离去。
“沃伦意识不到这些能人说走就走有多容易，他太自以为是了。”一位离任的银行家斜倚在一家男子俱乐部的皮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公司就像打理股票一样，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
他越说越来劲儿：“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都能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圣贤还差不多。”
1992 年1 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银行分析师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自己的工资不翻倍增加到200 万美元，他就要转投第一波士顿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在1991 年就加了40%）。虽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师，在为银行争取业务时很有分量。考虑再三，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另外还有4 位分析师相继离去了。这引起了大恐慌：大牌走了，现在竞争对手打算把整个部门都挖空。在莫恩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 位年轻分析师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恩试图建立一种将各个部门的奖金和盈利能力挂钩的体制。这绝非易事，所罗门从未计算过下属的众多部门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 亿美元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调用资金。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约翰·伯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的帕特里克·伯恩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特鼓励小伯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巴菲特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全是经济动物，他们是可以用忠诚来激励的。
但是坦白地说，在华尔街人们并不能看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为的就是捞钱，如果你给的钱他们不满意，那他们就会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雷迪认为巴菲特对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我想他还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这种观点，还有人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强加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专业投资人士的报酬之高和表现不佳深感不安。华尔街一家非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冷嘲热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高先生，一个来自奥马哈、睁着双大眼睛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他是一个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的想法未免太天真。（接着他略有些僵硬地笑了一下）他有些话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的，我也认为目前的报酬并不合理，但如果说我的工资得由大家投票决定，这我可不喜欢。（又是一阵讪笑）不过有一点他说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们是应该把它当作生意来好好经营。
就像霍华德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了出来。1992 年年初，《商业周刊》批评了富国银行以及所罗门的投资失败（就是绝口不提可口可乐），断言巴菲特已失去投资者的成功本色。3 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在所罗门的努力会功亏一篑。虽然《商业周刊》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却猛烈抨击他犯下了
“一连串错误”，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减少了薪酬，消磨了公司敢闯敢干的锐气，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疑的大度”。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对巴菲特有情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的传奇形象完全是欺世盗名。从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峻的问题”，他用自己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中，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比平常人大而已。
习惯于得到媒体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回忆说：
“我和他在一起时发现，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点提出反驳，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受到了伤害，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说谎者的扑克牌》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他在
《新共和》杂志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还在《圣人沃伦—华尔街上折戟的鹰》一文中攻击巴菲特，认为巴菲特在投资以及道德伦理上都有很多缺陷，这会给无知的读者造成一种假象，误以为巴菲特是一个世纪大骗子。迈克尔·刘易斯借用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
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不仅如此，刘易斯还认为这只“折戟的鹰”其实也是错误连连。
这篇文章让巴菲特震怒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墨菲》一书的作者莫里·伯恩斯坦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巴菲特。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易斯出语不慎，完全是一种亵渎。一向言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对迈克尔·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对他的评价百分之百正确。”
有意思的是，刘易斯为什么对巴菲特恨之入骨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中找到线索，该书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 600 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公司债券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自己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他卖出的债券正是刘易斯“千方百计要躲开的”，他的这种“荣耀”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实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的文章的结尾刘易斯写道：
在短时期内你可以把人们哄得服服帖帖的，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巴菲特困境”：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真正需要做此选择的是刘易斯本人，因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努力实现“鱼与熊掌兼得”。他反复申明的“高利润与好行为并不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愤世嫉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1992 年2 月中旬，所罗门已经恢复了些许生机，股价回升到每股30 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这样的老客户也回来了。管理层完成了大洗牌，在大多数时间巴菲特也都待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部门仍在流血。莫恩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营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砍掉。仅仅在当年2 月就有100 名雇员另谋高就去了，有1\/3 的证券分析师和1\/4 的投资银行家已经转投他家。就连丹尼斯·博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登公司，他在20 世纪70 年代早期是巴菲特的崇拜者，也曾是巴菲特第一次与所罗门做交易时的银行家之一。
尽管有这么多人变节，但巴菲特依然毫不示弱地表示所罗门还要按既定轨道行驶。巴菲特说，当迷雾散尽之后，公司在各方面都会变得更加强大。没有哪位下属见他动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我。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唐纳德·霍华德说：“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但巴菲特其实也是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最大的压力就是不习惯和对他不忠的人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一场血腥的谋杀一样。也许我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又失去了几位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结，想结束这种备受折磨的日子就毫无希望。
至爱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拖着所罗门的案子其实就是对它的惩罚。他请求财政部早日了结此案，尽管他一向很少对人施加压力。“快点儿下定论吧，”巴菲特说，“我们不想在你们打定主意之前就因为失血过多而身亡。”
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罗门接受重罪的罪名和4 亿美元的罚款。所罗门负责刑事案件的律师加利·纳夫塔利斯认为这个判决过于严厉，在20 世纪80 年代他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时，该公司只被罚款2 500 万美元，而且没有罪名，虽然当时它的主要交易人马丁·西耶格承认了大量的内幕交易。而政府对所罗门唯一的起诉只有违规投
标。（更重的罪名—抬高市场价格由于缺乏证据已经被取消。） 孩子气的纳夫塔利斯甚至就本案的不足为奇向政府律师团开玩笑说：“哪个小孩被坏人杀了吗？”一位助理联邦检察官回答说：“你对政府撒了谎，这比内幕交易更严重。”
最后的决定须由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奥托·G·奥伯迈尔做出。他与喜欢给投资银行家戴手铐的前任鲁道夫·朱利安尼不同，奥伯迈尔是个一向被视为温和派的法学家。可惜执法人都有震慑别人的天性，他判定所罗门有罪。
当纳夫塔利斯与联邦检察署谈判时，他发现巴菲特已给了他一件玄妙的武器。8 月，巴菲特已答应与政府合作，而且政府认为他没有食言。因此纳夫塔利斯辩解说，如果奥伯迈尔现在制裁所罗门，那么人们会以为巴菲特的坦率诚实就显得太天真了。因此制裁给别人的暗示不是以后不要犯罪，而是以后千万别与政府合作了。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巴菲特积极配合，不是莫舍也不是古特弗罗因德，而是巴菲特自己给自己帮了忙。
4 月，本案到了高潮。纳夫塔利斯打出了王牌，他、德纳姆和律师奥尔森把巴菲特带到了联邦检察署。他们在联邦法院旁边一座棕色矮楼里与奥伯迈尔见了面。这次是巴菲特唱主角，几位律师都闭上了嘴。
巴菲特开始和颜悦色地谈起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本来就没有打算为本案辩解，倒像为被控谋杀者辩护的乡村律师那样大谈自己的家风正派。同样，巴菲特没从正面开始，而是简单介绍了他与所罗门之间关系发展的几个里程碑，包括它是如何开始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融资，如何继续成为他的经纪商，古特弗罗因德如何拯救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等。从巴菲特的经历看，所罗门是一家可圈可点的公司，他自己与这家公司25 年来的良好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巴菲特没有掩饰古特弗罗因德向他求救时公司的道德和财务危机，但他说现在公司在这两方面都已恢复正常。巴菲特强调“公司与之前的情形已判若两样”。
奥伯迈尔只问了一个问题：巴菲特准备为它工作多久？
巴菲特则侃侃而谈，说起了他的长期投资哲学—对待公司就像对待合伙人一样，就像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和风云变幻的80 年代的做法一样。他从不从公司中榨取利润，而是与它们风雨同舟。现在和将来他都会留在所罗门的董事会中，为它投资并保驾护航。与周日和整个事件过程中不一样，现在他不是在求情，而是在轻松地发表个人观点。
奥伯迈尔坚持认为事实不容否认，足够给所罗门定罪，但他在5 月宣布不予起诉。同时，各家联邦机构也宣布与所罗门达成民事调解，众多高官都对巴菲特法外开恩了。财政部助理部长鲍威尔说：“我想，所罗门的所有股东都会在床头柜上摆上巴菲特的照片，对他感恩戴德的。”
调解费用花去所罗门2.9 亿美元（包括1 亿美元的撤诉费），这是历史上对美国证券公司第二高额的罚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后详细公布了所罗门10 次“极其严重”的违法投标事件。布里登义正词严地说他总共发出了400 张传票，得到了3 万页的证据材料，而且已经把案子挖了个水落石出。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历尽千辛万苦更多不是证明了所罗门的罪过，而是还了它的清白之身。它的详尽调查除了揭露莫舍的违规做法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丝违法的证据，这像是对所罗门的一次公开表彰。
6 月，巴菲特在担任了9 个月的董事长之后离职了。公司的股价已经回到每股33.625 美元，比1991 年8 月高出了25% 。而且，又一次让华尔街大跌眼镜的是，巴菲特这次挑选了寡言少语的德纳姆来继位。
这位和颜悦色、柔声轻语的得克萨斯人是华尔街的门外汉，但他对巴菲特忠心耿耿。他的使命是坚持巴菲特的改革。德里克·莫恩继续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但公司的权力重心依然在巴菲特手中。
巴菲特进入所罗门时是大张旗鼓的，离开时却是静悄悄的。送别的只有比尔·麦金托什的一张小纸条：
“我与所罗门同在”是句令人骄傲的誓词，多年以后我们仍将感激您。
之后，巴菲特买进了所罗门的更多股票，使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股率达到了20% 。在巴菲特购买之后，股价曾经一度上升到每股50 美元的高位，后来出现一次下挫，但仍高于他当董事长时的最高水平。
国债市场上也有了一些起色，美联储恢复了所罗门作为主要交易商之一的地位，但丑闻后的国债市场改革已降低了此地位的重要性。不过，美联储的木盒子仍以老方式工作着。
莫舍承认他对财政部撒了谎。他在低戒备级别监狱里被关了4 个月，交了110 万美元各种罚款，并被永远禁止从事证券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古特弗罗因德没能监督莫舍也予以惩处，他被处以10 万美元的罚款且不许再经营证券公司。在这番打击过后，古特弗罗因德对自以为不公正的罪名和失去社会地位倍感心酸。他终止了与巴菲特的友谊，随后又制造了丑陋的一幕：他向所罗门兄弟公司索要现金和股票，并称那是公司欠他的离职费、期权和奖金—由于股价上涨，这笔钱的总额也达到了5 500 万美元。他急于拿到这笔钱，因此在加州与巴菲特和芒格见了面并发了脾气。调解委员会最终做出了对古特弗罗因德不利的裁决：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大家普遍认为古特弗罗因德是个事业上的巨人，但在道德上有污点。事实上，这些看法都不对。他是个正直的人，但却是事业上的弱者，他没给股东带来什么长期价值。他对莫舍的错误行径的包庇与纵容更是管理上的一大失误。
所罗门在股票承销方面扩大了份额，并重新招兵买马。它开始在自己长期徘徊在外的美国股票和投资银行业务中赢利。它仍然是债券市场的大鳄，并开始在全球市场确立自己的旗舰地位。
丑闻后的两年内，所罗门的利润创下了纪录，但在1994 年债券市场动荡时遭受了重大损失。显然部分损失是与丑闻直接相关的。曾是约翰·梅里韦瑟手下最优秀的交易商天才埃里克·罗森菲尔德也开了小差，跑到他新开的套利公司去了。所罗门的套利团队迅速减员。在工资涨幅稳定了几年之后，奖金又疯涨到失去控制，巴菲特被迫再次对公司的薪酬制度进行大清洗。总之，巴菲特宁可让莫恩这样毫无新意的人来管理公司，也不愿把公司交到强有力的债券交易商手中。但他还得回答蒂什的问题—还有谁可以代替古特弗罗因德让所罗门成为“风险承担者”？
巴菲特卸下担子之后，一方面为拯救了公司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为无官一身轻而感到高兴。在他卸任后，彼得与他谈过话，觉得父亲像获得了新生一样。不久，巴菲特和妻子飞往布法罗，去参加《布法罗新闻报》举办的野餐会，巴菲特还组织了一个扔甜饼比赛。发行人斯坦福·利普西带着这对夫妇出游，碰巧那天下雨了。巴菲特与苏珊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跳过泥坑。他们走过墓地，巴菲特久久凝视着一块块墓碑，然后他们来到奥尔布赖特－诺克斯艺术馆，那里有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过了一会儿，利普西与苏珊去看展品，巴菲特则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听爵士乐。最后他们和利普西的女朋友，还有编辑马利·莱特夫妇去吃牛排，牛排是利普西特地从奥马哈预订送过来的。
巴菲特因为又回到了过去而兴奋不已。他写到，所罗门闹剧“真有意思，也值得为之一搏，但一点儿也不好玩”。现在凯威特广场的圣殿又发出了召唤。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向股东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是我永不改变的至爱。”
Buf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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