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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大全集》 作者:曾国藩

第7章 京宦生涯(6)

  我时刻悔恨,终没有能够洗涤自新。九弟回去以后,我决定单日读经、双日读史。读经常常是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已用朱笔点过八本,虽说都不记得,而比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要深刻些。在一起习功课的人商定从九月十一日起,每次写一篇文章作一首诗,就在当天申时用白折写好。我的文、诗都为大家所赞赏,然而我在八股文方面无真才实学,虽然感谢各位先生的赞扬好意,实则越听越觉得惭愧。等下次信差来,可带几篇课文回家。我待在家里懒得为考核在职官员做准备,就借此机会练练笔头,或许也不至临场发慌吧。

  写到此,接到家中来信。得悉四弟、六弟未得入学,心情不好。科举功名,能否得到,是早是晚,这也是由前世缘分定下的,丝毫不能勉强。我们读书,只是为了两件事:一是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二是修习学业的事情,操练学习记忆诵读词章的方法,以图自强自立。增进道德的事一时难以说清,至于修业以自强自立,我是这样认为的:

  要想自强自立最重要的莫过于求生存了。农民、工人、商人,这都是以劳力而求生存的人;士,则是以“劳心”来求生存的。因此,人或者在朝廷做官,或者在乡间教书,或者是管理民众的小吏,或者是出谋划策的幕僚,不管是劳力还是劳心,都是兢兢业业于他所从事的职业,才能够问心无愧地生活。科举功名,是做官的阶梯,这也需要兢兢业业的精神,将来才不至于空占着职位不干事白吃饭;只有经过努力,获得功名,这才问心无愧。科举能不能中,这全是由老天爷做主,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学业精不精,则完全由自己做主。我还没有见过学业果然高明,可总是不能生存的人。农民如果真是花力气种田,虽是饥荒年月也会有收获;商人如果真有奇货可居,虽是行情不利也会买卖兴隆;士人如果真能精通其学业,谁见过终生不得科举功名的呢?就算终生不能中举做官,又岂能没有别的路可以谋生呢?故而只是担心自己的学业还不那么精通。

  想求精通学业,也没别的办法,也就是要专心致志而已。俗话说,“艺多不养身”,就是说不够专一。我挖了许多井却喝不到水,就是因为有不专心致志的毛病,诸位弟弟总须力图专业。比如九弟有志于书法,自然也不必别的一点儿都不学,但每天练字的工夫,是断不可不提起精神来做的,如此随时随事,都会有所感触省悟。四弟、六弟,我不知你们对什么有兴趣?如果有志学习经书,则必须专守一经;如果志在作制义,就必须专看一家文稿;如果志在作古文,则必须看熟一家文集。作各体诗道理也一样,作试帖也是如此,万不可以兼营并骜,那样则必会一无所能。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以后写信来,诸弟若各有专攻的学业,务须写明告诉我。写得愈详细愈好,哪怕是长篇累牍也没关系。这样我看了信,就能知道诸弟的志向与见识。凡是专攻一门的人,必有心得,也必能提出问题,各位弟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问题,可以问我一起分析。书信写得很详明,则四千里外兄弟不啻共处一室相互交谈,这是何等的乐趣。

  我生平于天地君亲师几伦中,只有兄弟一伦抱愧最深。父亲把他所知道的尽可能教给了我,而我却不能以我所知道的尽可能多地教给诸位弟弟,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一年多,进步不多,每想及此,真是无地自容。以后给诸弟写信,总用此格纸,诸弟最好保留下来,每年装订成册。这样的好处,千万不可忽略。诸弟写信寄我,也最好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谢果堂先生离京后,来过信并附诗二首。先生年已六十有余,名望很高,与我见面,却能彼此倾心交谈,分别后又拳拳不忘,可见老一辈爱才之心。现将他的诗并我和的诗附阅,在乡里中传播,使大家都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位大君子。

  我有大铜尺一方,几次都没找到,是不是九弟带回去了?往年寄回家的黄芽白菜子,家里种了还好吗?在省城里已买下漆了吗?漆匠用的是谁?来信时还请转告。

  兄国藩手草

  道光廿二年九月十八日(1842年10月21日)

  【精华点评】

  信中,曾国藩规劝弟弟们“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后又提到“艺多不养身”。有句话说,“门门通,不如一门精”,劝告为学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术业有专攻”。 人们也常说“事在于专,业在于精”,“专”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精”要体现在观念上,落实在管理上,注重在效果上。“专”要得到认可;“精”要成为标杆。信中,曾国藩要求弟弟们确立志向后便要专攻,“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

  【经典格言】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读书须有耐性

  (1843年2月14日与诸弟书)

  【家书】

  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家信。四弟之信三页,语语平实,责我待人不恕,甚为切当。常谓“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

  来信言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现读朱子《纲目》,日十余页云云;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

  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①,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一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六弟谨记之。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赋,头绪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资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耳。观来信言读《礼记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②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③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④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下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

  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原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来信又驳我前书,谓“必须博雅有才,而后可明理有用”,所见极是。兄前书之意,盖以躬行为重,即子夏“贤贤易色”章之意。以为博雅者不足贵,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论过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为不博雅多闻,安能明理有用?立论极精,但弟须力行之,不可徒与兄辩驳见长耳。

  来信又言四弟与季弟从游觉庵师,六弟、九弟仍来京中,或肄业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归,兄百计挽留,九弟当能言之。及至去秋决计南归,兄实无可如何,只得听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复来,则一岁之内忽去忽来,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且两弟同来,途费须得八十金,此时实难措办。弟云能自为计,则兄窃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云仙明年始启程,目下亦无好伴。惟城南肄业之说,则甚为得计。兄于二月间准付银廿两至金竺虔家,以为六弟、九弟省城读书之用。竺虔于二月起身南旋,其银四月初可到。

  弟接到此信,立即下省肄业。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皆在别处坐书院。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闻有丁君者(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兄虽未曾见面,而稔知其可师。凡与我相好者,皆极力称道丁君。两弟到省,先到城南住斋,立即去拜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

  来信以进京为上策,以肄业城南为决策。兄非不欲从上策,因九弟去来太速,不好写信禀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即我禀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实难办途费。六弟言能自为计,亦未历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则两弟今冬与朱啸山同来甚好。目前且从次策,如六弟不以为然,则再写信来商议可也。

  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

  九弟之信,写有事详细,惜话说太短,兄则每每太长,以后截长补短为妙!尧阶若有大事,诸弟随去一人帮他几天。牧云接我长信,何以全无回信?毋乃嫌我话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总须立志读书,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须听诸兄话。

  此次折弁走甚急,不暇抄日记本。余容后告。

  冯树堂闻弟将到省城,写一荐条,荐两朋友。弟留心访之可也。

  道光廿三年正月十六日

  【注释】

  ①义理之学:即宋明理学。是讲求儒学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考据:考注据实古书古义的确凿出处与含义。词章:这是研究词赋的学问。

  ②厥后:自那以后。

  ③窍被茅塞:不开窍,被蒙蔽。

  ④范、韩:即范仲淹、韩琦等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

  【译文】

  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的家信。四弟的信三页,句句话平实。责备我待人不讲宽容非常对。说每月写信,徒然用空洞的言语责备弟弟,却又不能有实在的好消息,叫堂上大人听到兄长的话,怀疑弟弟们的粗俗庸碌,使弟弟们无地自容。这几句话,为兄的看了,不觉汗颜。

  来信说看了《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荡荡,茫无头绪,费尽辛苦,没有收获,现在已全部放弃,不想再读,现读朱子《纲目》,每天十多页。说到这里,兄长不胜悔恨,恨早年不曾用功,如今虽想教弟弟,好比盲人想引路,不走错路才怪呢!

  但兄长最喜欢苦思,又得几位益友相互质问证实,对于读书的道理,一定有共同不易的几个方面:研究经书必专心一经,不可广泛骛多。读经以研究寻找义理为本,考据各物为末。读经有一个“耐”字诀窍: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天不通,明天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这就叫耐心。读史的方法,最妙的办法是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好比我就是当时的人,应酬宴请在其中。不必要人人都能记得,只记一人,好像在接近这个人一样;不必要事事能记得,只记一事,好像亲临其事。经,主要是追究其理;史,主要是考实其事。离开这两方面,别无可学。

  从西汉以至于今,识字的读书人,大约有三种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二是考据之学,三是词章之学。往往各执一门学问,而去攻击其他两门学问。我自己以为义理之学的学问最大。义理明白了,那实行起来更可抓主要害,有了根本;词章之学,也是发挥义理的;考据之学,我觉得没有从中得到什么。这三种途径,都从事经史,各有各的门径。我觉得想读经史,便应研究义理,那样更专一而不分散。所以经要专守一经,史要专熟一史,读经史专主义理,这都是守约的道理,的确是不可改变的。

  假如说到经史以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者想读它,但应当读一人的专集,不应当东翻西翻。如读《昌黎集》,那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无非昌黎而已,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外,再没有其他书了。这一集没有读完,决不换他集,也是“专”字诀窍。六弟谨记住,读经读史读专业,讲义理之学,这是有志的人万不可改易的。圣人复起,也一定听从我的话。然而,也仅仅为有大志的人而言。假若说到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律赋,头绪很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资较低,必须做科名的学问。六弟既然有大志,不图科名可以,但要守一“耐”字诀。看来信说读《礼记疏》,似乎不能耐,勉之勉之!

  兄长少时天分不低,后来天天与庸碌鄙俗的人相处,完全没有见闻,窍要的地方被闭塞很久。以乙未年到京城后,开始有志学诗、古文和书法,只可惜没有良友。近年寻一两个良友,才知道有所谓经学、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可以学到手,司马迁、韩愈也可以学到手,程颢、程颐、朱熹也可以学到手。感慨之余,便想尽洗过去的污秽,以做新人,以做父母的孝子,以做弟弟们的先导。没想到体气太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感劳累。每天思念,天老爷既限制我不能苦思,那是天不要我成就我的学问。所以,近日来心灰意冷。计划今年如可得一官职,能还清一切旧债,就回老家侍奉父母,不再想做官了。粗识几个字,懂些道理,也只是不敢为非作歹犯下大错而已,不再有志于走前贤的路了。

  我这人以保重身体为第一。我所以无大志,是怕用心太多,足以劳神。各位兄弟也要时时以保重身体为主,千万不要忽视。

  来信又驳斥我上封信,说“必须博学多才,以后才能明理致用”,你的看法是对的。我上封信的意思,是强调身体力行、实践的重要性,即子夏“贤贤易色”章的意思。认为博雅不足贵,只有明理才有用,只是观点有些过激。六弟信中的意思,是说不博雅多闻,怎么能明理有用?立论极精,但弟须身体力行,不能只是与我辩驳对错,争个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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