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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全传》 作者:池昕鸿

第35章 密谋反共,五次“反剿”(16)

  13日晨8时后,张学良又来见蒋。蒋言无精神说话。张退出。宋文梅不久送早餐至,说是私人给蒋买的早餐,蒋表示谢意后,仍拒不用,说是尚不饿,如需用时,再向你要。同日,蒋给宋美龄写了一个电报,说是“余决心殉国”。张、杨看后,未发。11时,邵力子来见蒋,转达张学良之意,请蒋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是因为12日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声言要营救蒋介石。张为了防备万一,决定将蒋迁移金家巷高公馆。而且孙蔚如曾因张学良的军队不在西安,劝杨虎城将张学良等扣押,释放蒋介石。杨为不背叛张学良,婉拒孙的主张,与张学良合作到底。但蒋又拒绝移居。并说:“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行政院在陕西机关,余为行政院院长,唯居此,乃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宁,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

  张、杨见蒋不迁,乃于13日夜10时,令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持枪请蒋迁居。蒋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据应德田的记载,吓得蒋浑身发抖,并说:“我是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孙、宋一再向他解释,请他迁居,蒋干脆吓得抖抖索索地把被蒙上头,赖在床上不动。孙、宋只得回去复命。

  但蒋自己则说是孙铭九、宋文梅服从他的命令,立即离开的。并且还大谈他的视死如归和代表四亿人民的人格的大无畏精神。14日晨张学良再劝蒋移居,蒋仍拒绝。张即持端纳电文请蒋看。蒋答应见端纳后再说。下午4时杨虎城见蒋。蒋问何以收拾此局,并叫杨等向中央请罪,并送他回南京。杨答以自己不能作主。即辞去。下午5时,端纳见蒋,向蒋交上宋美龄的信,并表示和蒋同住,蒋当然同意,这时蒋始定下心来。宋美龄给蒋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兄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心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维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数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上帝赐福。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

  妻美龄卅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信系暗示蒋介石应同意抗日主张,不要一意孤行。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先是张学良将军的顾问,张出国后,任蒋的顾问。此次端纳受宋美龄委托,也受张学良之请,来西安担任调解和劝说蒋介石的特殊任务。端纳在了解张、杨意图后,对蒋进行了劝说。他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见,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更成为世界之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听了这些话后,蒋介石同意转出新城大楼,脱离了西北军的直接控制。此后蒋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想法已经了解,既不狐疑也态度温和多了。

  苏联政府听到西安事变后,也反对张学良,骂张为叛逆。其《真理报》则说张学良投机,假借反日为号召,“事实将促成中国国家之分裂”。《消息报》则说张学良此举“足以破坏反日力量之团结”。这是因为斯大林深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为日本所乘,削弱中国抗日力量。日本政府和天皇则怕国共合作,加强抗日力量,反对国民政府对中共和谈,惟恐中国不打内战。正是各为自谋,态度鲜明。

  而蒋介石终于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既是对裕仁天皇的强硬反击,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这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决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之兵谏对团结抗日,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是深远莫测。

  14日,张电请宋美龄来西安。15日,端纳又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并特别对宋强调说明张学良的只是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的光明前景。

  此次兵谏后,张学良曾专门给孔祥熙打了一个电报,告知兵谏本意。电文云:

  “……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执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张学良叩。震印。”

  这封电报,可以当作张学良兵谏目的的全面深刻的说明,也是张氏在自言其志。张氏此心,可以光照日月,尤感人肺腑!为人赞佩难已!

  16日,南京何应钦已兴兵讨伐张、杨,向西安进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宋美龄怕蒋介石被炸死,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对张学良说明宋的意思。要蒋向何应钦下手令停止军事行动。同日晚,由张学良请被扣押的蒋方震说服蒋介石向何应钦写手令,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令何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三天,逼张学良于三天内送他回京。信文如下:

  “敬之吾兄:昨闻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此信于17日下午由蒋鼎文乘飞机专程送往南京。第二天此信刊于京沪各报。18日晨,南京方面停止轰炸西安。

  12日捉蒋后,国人要求杀蒋者很多,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也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更加急需中共方面参加解决。即日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中共中央时在陕北瓦窑堡。当毛泽东于12日深夜接到张、杨电报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和张、杨组成“三位一体”军事委员会。14日,张学良派飞机接中共代表团。据日文资料《秘录》(十)所引斯诺的《中共杂记》书中说:同日,斯大林电复中共中央,指示十天内放蒋,“采取联蒋抗日政策”。斯大林是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迅速为日军占领,对苏不利。苏《消息报》曾发表评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引起内战有利于日本,希望中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英国《字林西报》则主张南京联共抗日。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团长,由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童小鹏为团员,于15日自瓦窑堡出发。16日到肤施。17日下午乘飞机启程。6时余,抵达西安。驻张学良金家巷公馆东楼三层。东面两间房内,一间为卧室,一间为客厅。当日晚举行欢宴。饭后即在周恩来住室内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仍是拥蒋抗日。等蒋答应抗日后,就放他回京,并拥为抗日领袖。周仍同意张的这个主张,并指出杀蒋后,就会引起更大规模内战,于抗日极为不利。因此周、张会谈后,就决定了只要蒋同意抗战,就放他回京的原则。同时周、张商谈了对南京进攻的防御问题。(后组织了临时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为了对付蒋军的进攻,将东北军主力调渭南地区,阻击由潼关进入之敌军;另调一部主力在固原、平凉地区监视胡宗南部。同时,东北军自肤施、甘泉撤防,由红军接防,驻肤施至三原一线,目的是可以南下渭北,配合渭南东北军侧击蒋军。东北军防守西安和蓝田、三原一带。

  18日,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杨虎城对蒋能否答应抗战,深感疑虑,更担心蒋介石事后会报复。后经周一再解说,杨虽同意放蒋原则,内心疑虑则始终没有打消。但只好同意周、张意见。

  蒋移居后,对张学良态度虽然稍有缓和,但总是拒不谈任何正题,并以背脊骨被摔伤,终日赖在床上,常常发火。张学良无奈!只好请宋子文于二十日偕同端纳到西安。陪同宋到西安者有陈康齐等。宋子文到西安后,先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见面。张学良向宋明确表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已经决定,只要蒋介石答应八大主张,就放蒋回南京。然后宋子文见蒋,交宋美龄致蒋信函,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后,据王德胜年表说,“不禁潸然泪下。”此时宋示意端纳和张学良出去,开始和蒋单独会谈。蒋于谈话之前先交遗嘱与宋,请转交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然后宋子文告知蒋氏,邵元冲已于12日晨被击成重伤不治而死,以及张、杨、周的决定。蒋表示悲痛后,就对宋讲明,欲救他脱难,必须迅速进兵。同日晚,宋又见蒋,说明蒋必须答应一、二事,方可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变。蒋仍拒绝,谓不回南京后,什么也不谈。21日,宋向蒋辞行回京,蒋示宋五日内进攻西安,则他的生命可保安全。临别蒋又告宋曰:“尔切勿再来!且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

  22日,宋美龄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一同到西安。宋美龄一见蒋,蒋介石就哭了,并说了一大堆讨好其妻的基督教圣经中话,语云“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宋美龄态度若常,并告以外间情况,要他先设法离开西安,以求脱身为要。脱身而后再言其他不迟。蒋则故作什么以身殉国,决不谈判之态,以示其人格不凡。据蒋自己记载,几经宋美龄劝说答应抗日条件,蒋终于口头答应。遂于25日下午4时离开西安,26日中午12时回到南京。

  此次宋、蒋谈话中,宋美龄要蒋为她讲孙中山蒙难广州的事。讲后,宋美龄悲叹孙中山蒙难时尚有蒋去赴难,而今蒋氏蒙难,却无一人到西安赴难。蒋自我解嘲说,情况不同,这不是有你来赴难吗?

  由宋氏兄妹代表蒋氏,和张、杨、周谈判,并由周恩来最后归纳八条为六条主张。这六项主张是: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双方谈判自23日开始,至24日结束,这次谈判的记录者,为应德田。据他的记载,谈判内容如下:

  “一、关于停止内战,中央军撤出西北一项,宋子文答应与宋美龄负责办理。

  “二、关于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一项,原则通过。具体办法,张学良将军提宋子文长行政院;宋子文之意以为孔祥熙长行政院更合适,他本人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学良将军提张伯苓长教育,一致通过,此外还有颜惠卿长外交,卢作孚长实业;任邹韬奋、章乃器、杜重远等抗日救国运动领袖为中央各部副部长等。

  “三、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一项,原则通过。宋答应回去后即陆续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四、关于‘剿共’联合抗日一项,宋子文提出现在不能马上爆发抗日战争,只能作抗日的准备工作。‘剿共’政策可以立即改变,内战可以即时停止;抗战爆发时,共产党活动公开,国共合作公开。红军更改番号,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周副主席指出,进行准备的一切抗日工作,必须是积极而非消极的,日寇如再进犯,应当坚决抵抗。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五、关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一项,宋子文说,回去后须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开放政权问题,然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通过。

  “六、关于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一项,一致同意。

  “七、关于对红军接济一项,宋子文答应由周副主席、张学良将军商定,他保证拨发。

  “八、关于西北善后一项,今后西北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负责主持。一致通过。”

  关于其中第一项,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中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个方面担任正、副主任。关于第七项,高文有更具体的说明:原来的东北军饷每月二百万元,仍由中央担负;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每月拨给五十万元,总共四百万元,由西北绥靖公署发放;中央军从西北撤出;被扣之南京文武大员应予释放。最后归纳为一个五条和一个六条两文件。《解放日报》等于12月17日刊载五条件和六条件。五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六条件为:“一,日本入侵华北,必须抗日。二,划陕甘十八县、宁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军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需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周恩来于24日上午和张、杨于张学良公馆西楼和宋子文对面谈成以上八项。当日晚周恩来见蒋介石,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显得十分尴尬,说不出什么话来。日方材料《秘录》则说周仍称蒋为校长。并郑重说明,希望和平解决,拥护蒋为抗日领袖。周恩来并问蒋:“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蒋答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周又问他“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蒋于是无话可说。周恩来说:“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蒋还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宋美龄于同日晚劝张学良立即送蒋回南京,并说这是“赠给国家以最贵重的圣诞礼物”。

  谈判完成后,蒋介石为维护其领袖尊严,坚不肯签字,只“以领袖人格担保”。但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则根本不承认有谈判和他的人格担保之事,则实是作伪不实之词,用以吹嘘个人的什么人格。事实上,西安事变后就实行了以上谈判内容,进入了国共合作的道路。而且蒋于城下立盟,为脱身计,这些条件于回京前必然答应。但认为蒋的改变全系出于其诺言,就非常不准确了。蒋介石从完全妥协转向坚决抗战,是由如下原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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