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个多小时的争论，蒋介石发言说：“国民党之所以痛失大陆，就在于不敢痛下决心，不敢冒险。今日党国已无路可退，惟有拼死一搏，方可收复河山。诸公勿需再议。中正决心已下，定得参战。”蒋介石一表态，一帮反对的将官顿时噤若寒蝉，纷纷表示：“一旦校长立下决心，学生万死不辞，甘为党国舍身成仁。”于是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6月27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对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军人员进行调整充实。6月28日，台湾派顾维钧、胡适到白宫会见杜鲁门。他们面交了蒋介石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杜鲁门表情愉悦，胡适将此情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大为振奋，以为参战在望了。
但美国政府内部在接受还是拒绝蒋介石援助南朝鲜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杜鲁门认为可以接受。但美国军事将领向来看不起蒋介石的军队，事实也确实如此。三军参谋长们认为，蒋介石所提供的3万人“尽管他们说是他的最精锐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根本不可能打仗，即使出兵也只是象征性”。杜鲁门总统从倾向同意变得一下子犹豫起来。
美国政府不敢贸然接受蒋介石的出兵要求，也由于英国的反对。1950年1月6日，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销其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英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因为一旦这样，刚建立的中英关系势必受到损害。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要求和朝鲜局势，决定出兵援朝。8日，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蒋介石见中国共产党派军队进入朝鲜，即于11月份再次向美国提出出兵助韩，美国再一次拒绝了蒋介石。
当朝鲜战场在激战正酣之际，蒋介石于1952年2月第三次向美国提出出兵朝鲜。但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蒋介石的惟一希望在于挑起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大战，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和中国都想把战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因此不能让台湾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他的企图。
艾奇逊曾清晰地道出了蒋介石的用心：蒋介石知道，单凭自己实力，绝不可能打回大陆，而我国政府一旦答应其请求，朝鲜战争就有可能演变成美中战争，到那时，美国除了死心塌地帮蒋介石打垮共产党中国外，别无选择。可这场战争，一切成果归国民党政府，但一切负担只能由我国负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对我国利益会带来极大的损害。
可见，蒋介石的小算盘精明，但有人比他算得更精明，也许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真正明白曾国藩所说的一句话：关键时候，只有靠自己才能站得住。
扶助接班人
封建宗法观念是蒋介石思想的核心，对于权力不仅要终身拥有，还要传诸子孙，他着力栽培儿子蒋经国为接班人，逼走了吴国桢，软禁了孙立人，查封了《自由中国》，想法设法为蒋经国清除接班绊脚石。
蒋介石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一样，视权如命，至死都不肯放弃，1950年，已是64岁高龄的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行“中华民国总统”职权，此后便一再地连“选”连任，直到死在第五届“总统”任上。在此期间，他排除一切法律上、程序上的障碍，从而达到了使自己成为“终身总统”的目的。然而这还不能令他心满意足。封建宗法观念是他思想的核心，对于权力，不仅要终身拥有、而且还要世袭万代，这才符合他的心愿。儿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将权力传至儿子手中，权力便和生命一样具有了再生的意义；即使自己撒手人寰，而蒋家王朝还会依然留在世上。他这种传子接班的安排在40年代就已初露端倪，退据台湾之后，则更加紧了对儿子的培养和扶持。
雄心勃勃的蒋经国有着旺盛的精力和热情，还有一套扎实勤勉的工作作风，在父亲的着意提携下，他在党政军各界都插手，一步步向最高权力迈进。蒋介石在1950年复职“总统”后，即安排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直接主管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情报特务工作，以控制空军和特务系统，同时还兼任“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同年7月，蒋介石下令组成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经国也名列16名成员之中。
在掌握干部的同时，蒋介石还让蒋经国进入特务情报系统。特务专门从事秘密活动，其中不乏暗杀绑架等不法事情，在我国社会中长期是贬义词，当时有政治抱负的人是不愿意轻易踏入特务门槛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曾经劝过蒋介石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吴国桢是吃过洋墨水的博士，对西方自由民主了解甚多，但他忘记了这些洋墨水在中国不但毫无用处，反而是有害的。蒋介石不是不知道特务名声不好，但就是要让蒋经国控制台湾所有的情报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最充分地控制政治，才能更好地稳妥接班。
历朝历代，特务系统都具有位卑而权重的特点。蒋经国资历很浅，在国民党当中没有什么地位，如果立刻让他担任重要职务，会使众人不服气，白白增加工作阻碍。而且如果过早地透露出“家天下”的图谋，不但使岛内反对势力增加，而且也使标榜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概念的美国主子不悦。为了既让蒋经国迅速掌握大权，而又能够掩饰耳目，让其先从事特务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台湾布置特务网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郑介民、蒋经国、唐纵、毛人凤、叶秀峰、张镇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做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初步稳定下来之后，很担心组织结构混乱的特务系统会出现纰漏，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组织，以统领特务。根据这个意见，成立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由彭孟辑担任领导。该机构负责协调党、政、军、群各特务机构。后来又成立了直接属于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料室”，该资料室由蒋经国负责。至此，原来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两大特务系统中统和军统，宣告结束历史使命。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个情报系统的工作范围予以明确。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要求其他政府部门必须配合情报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务系统工作人员已经达到5万多人，蒋经国遵照蒋介石旨意，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掌握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国民党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他怀疑到谁的头上，谁就倒霉。当时有很多人早晨还在家，晚上就可能失踪，可能被监禁。
蒋经国领导特务系统神通广大，也引起台湾很多人的反感，当时的省主席吴国祯就是反对最激烈的。当时，蒋经国抓的人，很多是吴国祯直接领导下的，小蒋抓人根本不与吴商量，与吴矛盾冲突很大，但蒋介石始终偏袒蒋经国，使堂堂台湾省主席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吴后来与蒋经国闹翻，出走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务权势很大，但他们所干的杀人放火的事情毕竟名声不好，背后有很多人议论，对以后蒋经国上台执政势必造成障碍。蒋介石自己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当时台湾全省特务系统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彭孟辑，他承担了特务的骂名，主动为蒋经国承担错误。当时实际上的控制者蒋经国，只是“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一般人不知道他是最大的特务头子，这一秘密保持得如此之好，就连省主席吴国桢也不知道其中奥妙，遇到事情大骂彭孟辑，而彭也乐于为蒋经国担罪，只好一脸苦笑听骂。当台湾局势好转之后，蒋介石有意识地让蒋经国从特务系统抽身。1954年，台湾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蒋经国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国家安全局”代替所有特务系统机构，蒋介石立即答应，蒋家父子通过设置新的特务机构，加强了对台湾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控制，同时也使蒋经国脱身，而免遭众人诟病。
控制了特务系统之后，就剩下了军队，蒋介石戎马生涯几十年，深知道军队才是命根子，只有军队支持，才能够让蒋经国安全接班，但蒋经国对军队工作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蒋经国在苏联的时候，虽然也参加过军事训练，但对于如何带兵打仗实在是外行，他在军队中也没有干部系统可以依靠，虽然在赣州训练了很多干部，但这些干部大都是笔杆子，拿不起枪杆子。为了让蒋经国控制军队，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决定从军队的政治工作系统着手，使蒋经国插入军队系统。
国民党军队仿照苏联红军模式，在军队设置政治工作系统，专门负责灌输反动政治理论，进行政治动员的组织。对政治工作，蒋经国是陌生的，他在台湾政坛的第一个明确公开的职务是“国防部政治部”（后改为“总政治部”）主任，为二级上将。从军衔来看，蒋经国可以说是火箭般上升的速度，当时他还没有打过一次仗，就成为二级上将，而像戴笠这样的人，到死的时候也只是少将，最后才追认为中将。当时国民党军中很多人不服气。当时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晋升为一级上将的时候，众人都来祝贺，谁知道周满腹牢骚地说：“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欢的！”不言而喻，这是说给蒋经国听的。
蒋经国知道军队派系复杂，非常讲究论资排辈，自己辈分低，进入军队不能操之过急。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逐渐在军队站稳脚跟。
首先，蒋经国虽然为二级上将，但他从来不穿军服上班，也不在公众场合突出自己的上将军衔，这种谦隐的态度，逐渐赢得了军队中“老一辈”好感。
其次，蒋经国知道自己对军事是外行，他索性也不充当内行，凡是涉及军事上的问题，他总是依靠军队专业人员，自己不越轨，不擅权，尽量不触犯军队人员的利益。他管军事但却不管军队，这看起来矛盾，但蒋经国将其处理得很好，他只抓军队中人的工作，主要是抓干部。1952年，蒋经国开始筹划建立政治工作干部学校，任命自己在赣州训练的干部胡伟克、王升担任校长。训练的学生全部充实到部队之中，这些学生没有军事才干，只是蒋经国派到军队中的监视者。当时的很多国民党军官对此不以为然，孙立人特别反对，他以美国军队没有这个体制为理由，强烈反对，但蒋经国以蒋介石为后台，坚持向军队委派干部，这场冲突以孙立人被监禁结束。
再次，为了化解与国民党军队将来的隔阂，也为了赢得将士爱戴，蒋经国确实下了很多工夫。他十分关注普通士兵的利益，经常下连队等基层单位，和广大士兵同吃、同住，时常到海防第一线访问。当江山岛被我军队攻击的时候，蒋经国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撤离，这种临危不惧的拼命精神赢得了国民党士兵的佩服，也使很多老将看在眼里。最后，为了弥补蒋经国在军事上的外行，蒋介石刻意在军事上培植蒋纬国，这个蒋介石的小儿子早年在德国学习军事，主攻装甲车辆，二战之后，装甲战成为战争主流，装甲部队也成为设备质量最高的军种，蒋纬国在部队中担任实职，有力补充了大哥的不足。
就这样，通过蒋介石精心安排，也通过蒋经国自身的努力，这个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二级上将，终于在军队中站稳脚跟。
干部、特务和军队是蒋介石赖以发家的三大法宝，他手把手地将这三件法宝——交给儿子，终于使蒋家王朝的基业有了再续的根基。但蒋经国毕竟资历很浅，难以让众人服气，蒋经国从边缘到成为权力中心，还需要一番布置。
蒋介石选择CC系为第一个开刀对象。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他特别提出，“外交”、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组织涣散，没有核心领导力量，到台湾之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派系斗争十分激烈。
其实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本人还鼓励派系斗争，以从中控制，他长期的政治谋略就是不允许一派坐大，使各个派系相互斗争，自己居中调停。在军事上陈诚和何应钦，财政上宋子文和孔祥熙斗个不停；党务方面的斗争最为激烈，二陈与朱家骅之间，CC系与复兴社之间；特务系统中中统和军统之间相互倾轧，在共产党的打击之下，最后土崩瓦解。蒋介石深感派系斗争的严重性，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消除异己力量，将国民党牢牢控制在蒋家手中。
因为CC系长期控制国民党，整顿国民党自然要从CC系看手。
CC系控制国民党凡20年，与蒋介石关系也非同寻常。陈氏兄弟是蒋介石大恩人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跟蒋经国的关系也很好，当时蒋经国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蒋介石要求陈立夫照顾蒋经国，没有钱随时找陈立夫要，两家应该说是世交。但在CC系控制国民党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巨大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是从蒋介石培植蒋经国势力开始的。
蒋介石为了让儿子接自己的班，准备让蒋经国从控制党务着手，而党务是二陈的地盘，如果蒋经国进入党务系统，势必会使二陈的政治作用下降，二陈虽然感到难以与蒋介石对抗，但事关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得不进行抗争。1946年3月，蒋介石要陈果夫担任浙江省主席，以把位置腾挪出来，跟陈果夫说：“你做中央的事情做不好，你到地方一定能够做好。”谁知道陈果夫根本不买账，说：“你说谁在中央能把事情做好？”蒋介石被陈顶撞，心中气愤不已。
之后，蒋介石为了让蒋经国抓干部，特地派蒋经国到中央政治大学担任教育长，中央政治大学是二陈地盘，二陈就唆使学生闹事，有人在中央政治大学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
“反对儿子教育长！”
蒋介石知道后大怒，让蒋经国退出中央政治大学，但将这笔账记录在二陈头上，随时准备报复。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CC系还不得美国人喜欢，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最讨厌二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透露美国讨厌二陈的意思。到台湾后，台湾安危与美国关系很大，为了照顾美国意思，蒋介石也决定对CC系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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