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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松版-曾国藩传》 作者:何国松

第6章 开始军旅生涯(1)

  在京城任职期间,曾国藩以过人的胆识,参政议政,痛陈时弊,希望新主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这是他感到失望的,而一般士大夫故步自封、麻木不仁、不思振作,反而讥笑他出风头,“谤议横生”,更令国藩绝望。“补天傥无术,不如且荷锄”(《秋怀诗》,《全集·诗文》)壮志难酬,还不如归隐田园。他在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后的第五天,便写信告诉诸弟,说“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为可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全集·家书》),颇有些心灰意懒。

  1852年(咸丰二年)7月28日,国藩得江西乡试正考官差,正好借机出京。8月9日离京赴南昌,准备便道回湘乡老家。临行前,同人邵位西、孙芝房、吴南屏、黎庶昌等为他设宴饯行,黎庶昌赋诗相赠,云:

  星轺四出后先望,

  忽听除君喜欲狂。

  臣节独伸时所倚,

  天心向用道将昌。

  当秋自可盘雕鹗,

  到处争来看凤凰。

  动为苍生锡之福,

  谁云报称只文章?

  愁云风鹤近吾乡,

  大帅深居气不扬。

  此去衔恩瞻岵屺,

  可能画策扫搀枪。

  事同救火关心切,

  语待还朝造膝详。

  割舍私情催上道,

  未须携手上河梁。

  其中“谁云报称只文章”,“可能画策扫搀枪”等语,与国藩后半生之事颇有暗合,“直是诗谶耳”。(王澧华:《曾国藩诗文系年》第96页。)

  曾国藩离开京城,一路风尘仆仆。8月27日,抵安徽宿州,与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会晤。9月8日,当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小池驿,惊闻母亲去世,乃改假离职回家奔丧(这叫“丁忧”),由安徽经湖北而湖南,10月6日回到了白杨坪。

  国藩在白杨坪缞衣麻裳,原打算守制三年,以尽孝道,然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最终还是把国藩“逼”了出来。

  洪秀全,原名仁坤,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一户普通农家,兄弟三人,长兄仁发,次兄仁达。父亲洪镜扬守有几亩土地、两头牛,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

  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与曾国藩别无两途,他也希望通过科举入仕为官,光耀门第。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秀全入本村私塾读书,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甚得业师及家族的称许,对其寄予很大的希望。1827年(道光七年),13岁的洪秀全到县里参加县试,顺利通过,从而取得参加府试的资格。1837年(道光十七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三次去广州府应秀才考试,但其考运绝不如国藩,三试三败。有人说,秀全屡试不中,倒不在于他的考试成绩拙劣,而是在于当时科场弊窦太深,不能选拔真才,这也是事实。不过,洪秀全的才智学识。与同时代的曾国藩能否比肩列坐,未必尽然了。

  秀全屡试败北,扬名声、显父母、光以前、垂以后功名利禄欲望的破灭,使他对现实社会乃至“明君圣主”大为不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狭隘的民族意识,刺激他偏离满清王朝的科举之路,羞耻与愤恨交煎的心理,终于驱使他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龙潜海角恐惊天,

  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

  飞腾六合定乾坤。

  秀全一边教书糊口,一边做着反满抗清的准备,一旦风云聚会,时机成熟,便发动抗清起义,定六合乾坤,建立新政权。广西的“溃烂”,为洪秀全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

  当时的广西,是社会矛盾尖锐突出的地区,特别是“人满之患”,远较其他地区严重。据历史记载,从1749年到1850年,广西人口由368万增至782万,百年时间人口增加一倍还多,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由24亩下降到11亩。广西是地瘠民贫的省份,人均耕地面积还达不到17亩的全国平均值,这种人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一是盗贼如毛,山堂林立。大量剩余人口,在谋生无门的情况下,往往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广西就是这样一个盗匪的世界。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论太平天国史事时说,广西多盗的原因是“地不能增而人加众……故相率为盗以谋食”。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广西终于成为一个“盗匪如毛,会党纷起”(《光绪贵县志》第4卷)的社会。其二是生存竞争激烈,主要表现在广西土著与外省客民之间的械斗上。从外省移入广西的人口,来自于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他们到了广西,被称为“客民”。客民的到来更加剧了生存竞争的剧烈性,土客之间为争夺土地相互仇杀。械斗之案层见迭出,社会动乱不安。这些情况表明,广西已到了“溃烂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为洪秀全组织发动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

  要发动农民革命,必须有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1837年,洪秀全赴广州应试时,曾购得基督教徒梁发编著的传道书《劝世良言》,束之高阁。1843年最后一次科场失利后,苦闷至极,拿出潜心细读,竟然“大觉大悟”(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决定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劝世良言》宣扬“独一真神皇上帝”,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对洪秀全是有启发的。1843年6月,他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有没有创立“拜上帝会”,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表兄李敬芳第一个入会,7月族弟洪仁玕、同窗冯云山相继参加。拜上帝会最初是一个宗教组织,后来逐渐演变成反满抗清的政治团体。拜上帝会的教义是《十款天条》(源出自《圣经》):第一崇拜皇上帝,第二不好拜邪神,第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第五孝顺父母,第六不好杀人害人,第七不好奸邪淫乱,第八不好偷窃劫抢,第九不好讲谎话,第十不好起贪心。这《十款天条》后来成为太平天国最初的军事纪律。

  拜上帝会创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走出花县,游历广州、顺德、南海以及广西贵(桂)县等10余县,进行艰苦的传教活动,但收效甚微,只吸收了百余名会员,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拜上帝教教义与一般民众心理不符。因此,1844年底,冯云山仍留广西传教,而秀全则回到原籍,进行理论上的创造。从1844年底到1846年,先后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献,把原始基督教与中国实际联系了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上帝这个宗教的形式,阐发了旧式农民革命的平等(等贵贱)平均(均贫富)思想。他说:“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就是说,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不是封建君主专有的天下。“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太平天国》资料第1册)。这是对封建等级制的否定,主张人与人在政治上应该平等。洪秀全揭露当时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相凌相夺相斗相杀”、“暗极”、“乱极”的社会,而其根源是“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私有制,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世界”。在这个新社会里,“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同上),灌输了经济和男女平等的思想。

  平等平均是旧式农民战争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晚清封建政权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农民贫困破产的情况下,洪秀全高举“太平”旗帜,要打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天下大同的全新世界,对广大贫苦民众不啻一个福音,也起了组织动员群众的重大作用。1847年8月,秀全二进广西,与冯云山会合,选择紫荆山为根据地,继续发动革命的准备工作:继续在紫荆山烧炭工人及下层民众中发展会员,吸收天地会众共拜上帝,捣毁庙宇偶像,扩大影响。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10月26日秀全、云山捣毁象州甘王爷庙,“传闻甚远,信从愈众”,秀全名声大振;建立领导核心,异姓结拜,共奉上帝为天父,耶稣为长兄,秀全为次兄,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聚众起事,共推洪秀全为首”(《石达开自述》);训练队伍,铸造武器。经过几年的努力,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850年7月(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命各地拜上帝会员于11月4日(十月一日)到金田集中团营,预备秀全生日那天宣布起义。

  近世烟氛大不同,

  知有天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

  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

  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

  黑雾收残一鉴中。

  这是秀全在起义前夕所作的一首《近世诗》,自喻明主汉皇。朱元璋胜利前夕敲诗咏菊,“要与西风战一场”的豪迈,汉皇刘邦《大风歌》“威加海内”的磅礴以及秀全收残黑雾重现光明的信念浑然一体。洪秀全这种气吞山河之势,与国藩“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像是应答,像是唱和,似乎“天意”预示着洪曾之间一场无可避免的角逐。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这一天是洪秀全37岁诞辰,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诸人,率太平军将士来到金田村韦氏祠堂为秀全祝寿,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太平军挥戈东进,攻占大湟江口,2月18日、3月5日在牛排岭、屈甲州大败广西提督向荣所部清军,进发武宣。1851年(咸丰元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这一天就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的“登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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