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处理天津教案(1)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置天主教堂，传播教义。骄傲自大的洋人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袒护教民，干扰地方，因此百姓与教堂间的仇视极深。

　　天津望海楼教堂建于咸丰十年(1860)，因强占了许多农民的土地，且传教士仗势欺人，百姓们都非常痛恨他们。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国天主教堂设立的仁慈堂里收养的三四十个孩子一下全死了，百姓们闻知后非常震惊。传说这些孩子是受教堂的迷拐后，被挖眼、掏心而死的。于是，愤怒的百姓张有富等人逮住了用药迷拐孩童的无赖武兰珍，送到天津县衙。

　　天津知县刘杰看了张有富等人的状纸，见告的是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说教堂的仁慈堂害死了四十多个孩童；又说传教士专门雇用中国人用迷药诱拐儿童，禁闭在地窖里，然后挖出眼珠用来制药，剖了心肝供教士们食用；还说地窖里有个大坛子，里面装满了眼珠子。

　　此前，刘杰也听过此类传闻，现在见状纸写得如此翔实、逼真，便深信不疑，况且他知道洋人器械先进，几百年前就捣弄什么切尸体、挖内脏的“解剖学”，解剖中国儿童肯定做得出来。但他深感棘手的是，《天津条约》规定，望海楼一带的15亩地已租给了法国，自己这个小小的七品官儿管得了吗？

　　想到这里，他看了一眼贼眉鼠眼、脸上被百姓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武兰珍，心中有了底，便大声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武兰珍。”

　　“家住在哪里？”

　　武兰珍原本住在一个桥洞子里，但他想，朝廷的官儿都害怕洋人，便信口说：“小人住在洋人的教堂里，那里扎有席棚，专供难民过夜。”

　　“哪个教堂？”

　　“望海楼教堂。”

　　“你平时靠什么吃饭？”

　　“小人平日贩点儿烟土，还打点儿短工。”

　　“大胆刁民！大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你枯鸡一般的大烟鬼相，能做短工吗？来呀，大刑伺候！”

　　“大人饶命，小人愿招！”武兰珍一听要动大刑吓得魂飞魄散，他知道自己这副身架，一棍子下去，就得散架，便嘶喊起来。

　　“说！除了贩卖烟土，还干什么？”

　　“卖……卖……卖孩子！”

　　刘杰见他已招认，便厉声追问道：“如实招来！”

　　“小人今天早晨在村口碰到一个割草的孩子，就向他嘴里塞了一颗糖豆儿，不一会儿，那孩子就打起盹儿来，小人背起孩子就走，这时叫人发现了……”

　　“你那含有迷药的糖豆儿是从哪里弄来的？”

　　“是教堂里一个叫王三的给小人的。”

　　“孩子被你迷拐后，你都卖到哪里？”

　　“卖给教堂。”

　　“你受何人指使？”

　　“是王三指使小人干的。”

　　刘杰命武兰珍如实画供。案情如此严重，他不敢独自处理，便在审问后的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上报天津知府张光藻。

　　人命关天，接报的当天，张光藻就带着刘杰押着武兰珍前往望海楼教堂与法国传教士对质。当他们来到教堂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百姓们义愤填膺，大有为雪国恨不惜慷慨赴难的气势，有人还扯起了写有“惩治洋凶”、“救同胞于水火”、“国格不可侮”等语的横幅。

　　张光藻一行人进入教堂后，向法国传教士谢福音说明了来意。谢福音听后瞠目结舌，表示允许他们进行调查。结果大出意外，武兰珍竟不认识教堂里的人，教堂里的人也不认识他，而且教堂里也没有席棚和叫王三的，“地窖”里装满煤炭、木柴、水泥以及锨镐斧锯之类的工具，没有装满眼珠的坛子。

　　张光藻十分尴尬，从没遇到过供词与事实相悖如此之大的案子，只好向谢福音解释说这是例行公事，不得不查问一下。谢福音并没计较，张光藻一行便退了出来，准备回府。

　　这时，百姓已把教堂围得水泄不通。刘杰的随从高升在前边开路，刚走不远，人群便把刘杰围了起来，而张光藻则被挤在教堂门口，无法走动。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人群出现了一个大豁口，从豁口中来到刘杰身边的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

　　原来丰大业听说张光藻和刘杰去了教堂，又见上万人围住了教堂，大发雷霆，跑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那里，拔枪威胁他派兵弹压，并一枪打碎了吊灯。崇厚吓得回身溜走了。丰大业怒气未息，带秘书西蒙赶到望海楼教堂。

　　一见刘杰，丰大业便破口大骂：“狗官，你竟敢挑动刁民无赖到我国教堂圣地闹事？”

　　刘杰本想向洋人道歉，平息此事，没想到却遭到如此无理的谩骂，心想，不能丢了国格，便正色反问道：“本官执行公务，怎叫闹事？”

　　“这么多刁民无赖围在这里，也是执行公务？”

　　高升被惹恼了，大声怒斥道：“这里是我国领土，百姓们往来自由，不用你管！”

　　“谁要你这个奴才插嘴！”丰大业吼叫着向高升开了一枪，高升应声倒在血泊中。

　　“洋鬼子杀人啦！”围观的百姓们怒吼道。紧接着，又响起“为中国人报仇！”“华夏圣地，岂容妖人胡作非为！”“叫洋鬼子偿命！”

　　伴随着呼喊声，人们愤怒地扑向丰大业，有的抓头发，有的扭胳膊，有的掐脖子，有的抠眼睛，有的砸脑袋……顷刻间，丰大业就被撕碎了。接着，人们又七手八脚打死了丰大业的秘书西蒙。

　　余怒未消的百姓们，群情激昂，“驱逐洋人！”“杀尽洋人！”“为成百上千的无辜儿童报仇，捣毁洋教堂！”“报仇雪恨，在此一举！”的呼声如雷，人群汇成强大的怒潮，涌向望海楼教堂。

　　张光藻、刘杰等官员被人群挤到了一边不敢吱声，他们清楚，在这种情势下，要是说出一句与群情相悖的制止话来，愤怒的百姓会像碾死蚂蚁那样，立即将他们碾死。

　　很快，人们冲进教堂，砸碎门窗，捣毁器物，不多时，便放火烧了教堂。随后，人们又烧了法国领事署、英国讲书堂、美国讲书堂，除丰大业、西蒙外，法国教士谢福音、俄国商人普罗波波夫和仁慈堂里的一些修女等20个洋人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俄国、美国、英国、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的外交官，联名向清廷提出严重抗议，并派军舰集结到天津、烟台一带，扬言如果不按法国的要求处理好这件事，要把天津化为焦土。

　　消息传到北京，顿时在朝廷里引起轩然大波，文武百官分成了“论理派”和“论势派”，两大派各执一端，舌战不休。清廷感到事态严重，矛盾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避免此局势演化为战争，便于五月二十五日下谕，责成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和崇厚一起处理此案。

　　五月二十六日谕旨下到保定，接任直隶总督才15个月的曾国藩此时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大大下降，整日晕眩不止。接谕后，他发出几声轻微而无力的叹息，心情既紧张，又不知所措，只得于五月二十九日上奏，把他的初步看法提了出来。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确定武兰珍是否受王三指使，王三是否被教堂供养，教堂收养的孩童以及挖眼剖心的说法是否正确，并向朝廷表示，虽然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但仍会不辞辛苦地前往天津处理此事。

　　曾国藩深知与洋人交涉的困难，一不小心就会身败名裂。上谕中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既使外邦止戈，又使民心允服，以求中外相安。”要做到两全其美，谈何容易？百姓与洋人势同水火，满足了洋人，势必民怨沸腾，自己便成了“卖国贼”；要使民心允服，就要得罪洋人，这样弄不好又会引起战争，到那时，自己就会被朝廷当做替罪羊，成为“误国元凶”。更大的可能是两头都不讨好，轻则招一身骂名，重则老命难保。要想用理智去平息因仇恨而变得不理智的行动，真是难啊！况且自己年迈多病，怕是凶多吉少。处于这等矛盾的境地，他有一种自己会丢掉性命的感觉。因此，奏折发出后，他觉得要把这件事妥善处理好很难，心中不禁无限苍凉。于是，六月初四他用不住颤抖着的手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封类似遗嘱的信：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陆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曾国藩当时是抱着大义凛然的心态去处理“天津教案”的，也显示了他对此事的诚惶诚恐。

　　写完遗书两天后，老病缠身的曾国藩满怀悲怆地拖着病体前往天津。

　　六月初十曾国藩到达天津，见人心浮动，洋人与百姓的矛盾异常紧张，百姓们都翘首以盼等着看朝廷如何处理此事。

　　这些都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他在六月十一日给儿子的信中说：“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必须先安定人心，于是六月十一日他便向天津百姓发出了《谕天津市民》的告示，并着手调查案情。调查结果与刘杰、张光藻所得的结论完全一致。

　　六月十九日，曾国藩在崇厚府邸与法国公使罗淑亚会晤。罗淑亚代表法国政府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第二，安葬丰大业等死难者；第三，惩治地方官；第四，查办杀人凶手。

　　曾国藩表示三日内答复，当晚他就与崇厚磋商此事。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旨同曾国藩一起负责处理此事，他与洋人打交道多年，因惧怕洋人已养成了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秉性。曾国藩虽在官场多年，但很少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多听从他的建议。

　　“丰大业先开枪打死高升，这是洋人理屈。可百姓们一下子打死二十个洋人，大都是无辜的传教士，还有许多妇女，这就使我们陷入了比洋人更加理屈的境地。百姓们只知泄一时之愤，不顾国体，闹出事来，还得我们替他们擦屁股！”崇厚激愤地说。

　　“百姓缺乏教养，愚昧无知，一个个都是慷慨激昂的样子，但当我问起是否亲眼见过挖眼剖心之事时，就无言以对了。天津城近一年来并无丢失幼孩而报案的。教堂地窖的坛子里装满眼珠子的谣言居然有人相信，相信后就生出仇恨，这种无知的、盲目的仇恨比什么都可怕。”曾国藩感慨不已。

　　“不过，”曾国藩又说，“洋教士为了发展信徒，良莠不分一概吸纳，甚至袒护教徒的不法行为，也难怪百姓恨之入骨。”

　　“洋人建教堂是有条约依据的，所以罗淑亚提出的第一项赔修教堂，我们必须答应。”崇厚十分肯定地说。

　　“对。”曾国藩也点了点头。

　　“第二项安葬死难者，第四项查办杀人凶手，属于同一类要求。”崇厚接着说。

　　“也得答应，”曾国藩说，“漫说打死了洋人，就是打死了国人，也得查办杀人凶手。”

　　“这三项可能会引起百姓的怨声，但朝廷能接受的，最棘手的是第三项惩治地方官，这一条朝廷恐怕也会犯难。”崇厚说。

　　曾国藩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也答应他们吧。”

　　“也答应他们？”崇厚吃惊道。

　　“对！其实惩治地方官的要求伸缩性很大，撤职、降职、调离不都是惩治吗？”

　　“大人所言极是，如此看来，此案可以了结啦！”崇厚恍然大悟地说道。

　　“绝非那么简单。这四项要求，答应每一项好像都有道理，但都答应，在情势上就会落入卑屈的境地。百姓会骂我们‘卖国贼’，朝廷的‘清流派’也饶不了咱们。”

　　崇厚脸色马上沉了下来。

　　“清流派只知慷慨陈辞，却不考虑国家实力。我们能防御一个海口，却不能防御所有海口；能幸得一时，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御一国，却无法应付众国。道光庚子年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规，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当今皇上登极以来，夷强如故，惟赖守定议和，故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倘若以此事而动刀兵，今年能幸胜，明年洋人必定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国家难以承受兵患，惟有委曲求全一法。”曾国藩说完觉得头涨，胸闷，舌嘴发麻，手不住地打颤。

　　崇厚咀嚼着曾国藩的话，深有感触地说：“中堂见解入木三分哪！”

　　“弱国无外交！所以你和我将成为‘卖国贼’。”说完，曾国藩长叹一口气。

　　与崇厚商议后的次日，曾国藩伏案起草奏折：

　　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反受残酷之谤，致使洋人忿忿不平也。

　　接着，他交代了天津百姓为何对洋教士存有那么多怀疑和误解，他罗列了五条：一、教堂之门终年关闭，使外人感到神秘莫测；二、国人患病者到此，往往被留下来治疗，不再出去；三、有些濒死之人进了教堂，教士为之洗礼，使升天堂，外人不明其故；四、教堂里院落多，被收容的人常常母在此院，子在他院，久不相见；五、本年五月间，天津连出拐卖之事，恰教堂死去病人较多，于是浮言大起。

　　最后，曾国藩提出了他的处理意见：其止随声附和者，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趁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以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即行革职，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而维持大局；对洋人，要赔偿其损失，修复教堂、抚恤死难洋人。

　　对于自己这样处理，曾国藩觉得民怨沸腾是少不了的，洋人也不一定肯罢休，但愿太后和皇上能体察自己的苦衷，明白自己想要平息事端的这种处理做法是最佳的、也是唯一可行的。

　　但令曾国藩没想到的是，太后和皇上在把他的奏折发抄官员阅读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关于这次事件爆发起因的天津百姓对洋人的五个误解，只留下赔修教堂、抚恤死难洋人、捉拿肇事民众和将天津府县命官交刑部议处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