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原是成都的一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世纪20年代以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闻名的杨森，虽然是广安人，并且跟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广安有一个法国传教士，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传教士有什么来往。至于邓家父子之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般亲近。因此，对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位做父亲的政治野心、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对国家政治很关注，也很感兴趣，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
他让他的儿子和远房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体现。对他来说，要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20世纪初，中国的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当时还有很多种地方报纸和杂志普遍发行。据村中的父老相传，邓小平经常到茶馆喝茶，有时还会在茶馆里待一整天，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各种消息、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里很少谈论政治，邓小平在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些政治情势。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一些中学生还把领导和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当作时尚。根据邓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
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不久前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这一事实，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陈旧的帝制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
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清王朝在几代皇帝的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即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这些政策都失败了，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后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改革。
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
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
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
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它有时在港口城市活动，有时又在开放的农村开展活动，但都没能成功。这个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比较粗劣，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订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的行动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爆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
这次爆炸使得中国的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当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的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鼓动武昌驻军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的驻军又突然爆发了暴动。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16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6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她的儿子将在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逸仙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太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联络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出现了。孙性格软弱，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他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在此后的八年里，全国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各省军阀割据、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政治和社会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他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并谋杀了当时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不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大军阀袁世凯。
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所参加的运动名称叫“勤工俭学”运动，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李石曾。
李是中国知名的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设法使中国工人与学生都能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家境富裕，早年曾在法国的中学学习，后来又在巴黎的巴斯德学院深造。
李石曾从1908年起就开始筹划“勤工俭学”的实验。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在工厂向来自他家乡的工人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并制定了最严格的道德规范。
他禁止学生喝酒、吸烟和赌博，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他的这个尝试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倒闭，他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国。
但李石曾并没有灰心，紧接着他又策划了一项更新、更大胆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他共安排了130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是向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提供基础教育，同时向他们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学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一些中国工人在筹划“勤工俭学”
实验的李石曾。
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这所学校学习。
1916年，当时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不正确思想，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3万名中国工人。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
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很糟，同时也由于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将近1600名学生，其中约30名是女生，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样还不到20岁的学生不多，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小地主、小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负担不起从中国到法国的船票。有时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还能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
他们确信虽然到法国后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
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1920年6月，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在赴法前的五个月，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在法国方面，同样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担心英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太过迅速，尤其是通过基督教教会所创办的中学和大学，对中国的影响力更是惊人。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和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术。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在60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邓小平曾经表示，他到法国后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得到了法国学校的入学许可，并且通过了成都法国领事馆所举行的法文考试。
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邓小平回广安住了一段时间，一方面为旅法准备行装，一方面向家人道别。
离别是痛苦的。但如果他和他的父母当时就知道，此次一别，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以及其他近100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0年9月11日《申报》登载的邓小平（邓希贤）等赴法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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