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1）
邓小平回国时，正值国内战乱纷纭，内战打得激烈之时。从这以后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时在西安的那4个月，当时，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
百色起义烈士纪念碑，上有邓小平的题词：“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邓小平回国时，正值国内战乱纷纭，内战打得激烈之时。从这以后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时在西安的那4个月，当时，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其中有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是刘伯坚在西安创建的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处长，同时也是该校的政治教官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书记。他的两个公开职务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着重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发现和结交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所从事的秘密工作，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小平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学生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成为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红军主力部队的落脚点。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分裂成两派。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军队中的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他们坚决反对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采取不利于外国势力及其利益的行动，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影响或妨碍国际社会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
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l926年年初一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这次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从1927年3月起，蒋介石就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自己所控制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左翼组织都受到整肃，范围波及他的军队所占领的除湖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长江以南的所有省份。这年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蒋介石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据说，有的铁路工人被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烧死。这也许并不属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其中有工会的领袖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吃完饭出来时被捕的，还有邓小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引路人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的运气很好，他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小工业城镇展开了大规模镇压和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行动。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区，掀起了针对蒋介石制造的一连串的大屠杀和恐怖行动的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的工头被公开处决；在长沙，很多跟外国人有关系的商人被杀害。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即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武汉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则在南中共早期革命家赵世炎。
京另立政府。到4月底，左右两派终于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国民党左翼合作，以便将来伺机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认为，湖南（毛泽东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包括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在内都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并不乐观，也不愿轻举妄动。而当时的苏联，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茨基，由于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不无一致，因此他指示国民党左派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着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
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左翼直接合作。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此后，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愈来愈不利。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汪精卫和国民党中一些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7月，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记者，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对国民党左翼表示友好的拥有实权的将领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退出武汉政府，但仍要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从基层”
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这样做已为时太晚。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做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都要从对方的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政府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整个夏天陈独秀始终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害怕进行社会革命。这时，他辞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他辞职后仍然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在6月离开西安到了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在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也正是出于工作之便，使得邓小平在中央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上，得以有机会看到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合作的最后一幕。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黯然离开汉口。他和他的苏联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此外，他们乘坐的火车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他们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依照斯大林的个性，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理应受到谴责和惩罚。
然而鲍罗廷在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调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苏联30年代的肃反。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苏联的反犹太运动。1949年鲍罗廷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
1951年他在一所监狱里去世，年近70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希贤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份。
有很多着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例如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从事地下工作安全的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则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从事秘密工作、没有安全顾虑时，他仍然一直使用这个化名。
这在中共的所有领导人中，也算是比较特殊的。
8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4个文件，但没有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领导的“机会主义”；其他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实施全新战略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行动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惨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的支持，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瞿秋白是作家，而其他10名委员中没有一个军人。说起来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但那也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中当兵，他也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之前的8月1日，已经举行过中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15000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途跋涉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以致到了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或上海。发动和领导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坚持，最后率领着仅存的600人于1928年4月与南昌起义后，中共随后于9月发动的“秋收起义”
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秋收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等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接二连三的几次败仗，其间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手下的这支队伍根本无法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行军，毛泽东和他的部队终于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但整个队伍只剩下几百人。井冈山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当时有两伙土匪盘踞在山上，毛泽东说服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在山上驻扎下来。
于是，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第三次起义，也是最后一次起义，于12月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也以惨败告终。
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或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所有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着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惨遭杀害，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个损失，那就是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苏联人并袭击了苏联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座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画上了一个沾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负责人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因此，仍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同到达上海的是李维汉。李维汉与邓小平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维汉刚被提拔到政治局工作。
邓小平在7年前从上海前往法国，如今在绕了一大圈之后，他又回到了阔别7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平时，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烦琐，在当时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共产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共产党嫌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对他们严刑逼供，如果有一个人叛变，就会牵连到许多人。在中共最想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的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33弄）曾是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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