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2）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全面内战的第一年。这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整整一年的时间，刘邓的部队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军，尽管他们本身的伤亡并不重，但还是做了不少退却，让出不少土地。直到1948年春天，邓小平及其部队的处境才开始有了转机。其余的共产党部队的防线进入了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向豫北进军。5月，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1948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做整党和新式整军工作的动员报告。
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后，国共两党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再度展开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而且这次权力争夺激烈程度要远远胜过抗战之前。那么，这场斗争一定会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从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来看，双方都准备做出较大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至少是在形式上建立起一个机构，从而使双方能够在这个机构内展开政治上的较量。社会各界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呼声很高，也很强烈。因为经过八年抗战，有数百万人丧生，尤其是此前还经历了近三十年连绵不断的内战，全国的各个阶层对战争都已是深恶痛绝了。这时，美国也非常希望和平，他们竭力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并为实现和平进行斡旋。此时的国民党同抗战时期一样，迫切需要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当时，俄国的军队已经在1945年8月间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很希望和平，以免自己处于在国共之间必须做出政治抉择的尴尬局面，同时还希望因此能促使美国尽快从中国撤军。此外，就国共双方而言，各自也都有不希望发生内战的充分理由。共产党没有把握能在这样一场内战中生存下来，更没有把握取胜。
国民党则有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做，其中最迫切的既有恢复日军占领区内的行政权力，又包括恢复和重建战时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国共双方都不信任对方。更严重的是，双方都坚持各自主张，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因此，一旦双方之间的均势因发生变化而出现严重倾斜，双方间的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会立即破裂。而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要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他们一直无意放弃武力），内战就不可避免。因此，各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内战不可避免，但应尽力推迟内战的爆发。
实际上，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共曾有两个严肃认真的谈判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进行了为期六个星期的谈判。双方就存在争议的所有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谈判。然而，在谈判桌的背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早已在满洲地区展开，捷足先登者将得到苏联的帮助，这就是国共谈判的背景。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共产党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让出他们19个根据地中的9个。但有一个问题难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共产党的其他10个根据地将来如何管理。
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将这10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
在这一阶段，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一方面竭力协调国共停战，一方面积极催促双方达成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一开始，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先是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战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平衡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未能延续下去。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一个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停战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派出执行小组分赴各地执行任务。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派兵要赶走共产党军队。也正因为如此，满洲地区在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战协议的事件便屡屡发生。
马歇尔曾在6月初设法调停东北停火两周，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并未达成任何协议。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全面进攻共产党的准备后，终于下令发动了战争。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的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后来更普遍的称呼叫作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场战役是打阎锡山。阎锡山从1940年起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想恢复他曾经担任过的山西省省主席的身份，为此，他开始出兵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两个根据马歇尔来华调停。
地—太行和太岳。刘伯承和邓小平早有准备，他们根据毛泽东的传统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有多名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不但有实力同国民党的大兵团作战，而且还能够战胜他们。同时，这场战役也教训了蒋介石，使蒋认识到，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他们不愿在谈判桌上放弃的任何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紧接着就爆发了。国民党军出动4万人，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刘、邓立即出兵迎击。第一次战斗在平汉铁路上的一座大城市邯郸打响，结果，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在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共产党的军队包围，并被迫投降。这次战斗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解放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在这次战斗结束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共产党的这一意图，他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次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
在接下来的9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解放区”开始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泽东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他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
关于这场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示中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产。指示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
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战役中俘获的大批国民党官兵。
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做法。
许多地方的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达到，因为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他们还会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并会因此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战场，而在当时，恰恰从军才是共产党及其军队最迫切需要的农民对他们的支持方式。
邓小平本人就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他的二弟邓蜀平在父亲邓文明去世后，接管了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时，邓小平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但没迹象表明他对党的这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他所在的解放区，党的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总之，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邓小平都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改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全面内战的第一年。这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
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率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的时间，刘邓的部队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军，尽管他们本身的伤亡并不重，但还是做了不少退却，让出不少土地。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35个县中的24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
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泽东及其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在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1946年夏，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河北马头镇动员部队保卫解放区。
共产党的情况是相当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这一情况背后全部的故事，首先它无法显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的比例为10：3；再者它也无法告诉人们当时国民党部队的纪律是多么涣散、道德有多么沦丧，而且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进攻作战。在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
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要发起战略性的反攻。他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对这项决定做了说明，他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的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事实上风险也很大。
因为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但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还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共产党军队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做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军5万人，有4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20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同样十分艰苦，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这几个月艰难的日子做了生动的描述：
1947年8月31日，邓小平在大别山光山县北向店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激励部队从全局出发，勇挑重担。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
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
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小平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做了修饰，所以这段文字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由毛泽东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彻底失败。对于刘邓的部队来说，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的那段时间，当时，曾率部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1947年，邓小平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一周年题词。
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20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开始了在大别山艰苦奋斗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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