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五重间谍”铁血书写惊险人生1

　　第七章 “五重间谍”铁血书写惊险人生

　　1939年夏，汪伪76号特务紧急出动，抓获了企图挖地道炸死特务头子李士群的特工袁殊。袁殊被捕后，另一特务头子丁默村主张杀掉他，生死关头日本特务机关的岩井英一机关长保了袁殊一命。此后，外界才知道袁殊“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然而，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知道这一情况后不但没有责怪袁殊，还让他向军统戴笠汇报。没想到戴笠对此也毫无责怪之意，让袁殊卧底日本特务机关继续为军统效力。在此之前，袁殊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青洪帮有密切关系，现在又多了一层与日伪的关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五重间谍”。那么，他到底是哪方的特工？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他又是如何左右逢源的呢？

　　佐尔格是前苏联的情报英雄，袁殊则是中共情报战线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东方佐尔格”，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激进少年 新闻勇士

　　袁殊，又名袁学易，曾用名曾达斋，1911年4月出生于湖北蕲春一户没落的官宦人家。袁家的远祖自洪武年间由江西迁入湖北蕲春，袁氏世代为书香门第。但到袁学易的父袁晓岚之时，家境渐见没落。袁晓岚与四兄弟分家，分得数亩花红果园。秀才出身的袁晓岚精于算学，刚开始把家里经营得还不错。

　　袁学易出生那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年。此前他父亲袁晓岚就热衷于“排满”运动，先加入保路同志会，后成为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活动几乎倾尽家资。辛亥革命时，袁晓岚加入湖北日知会，曾携枪返乡，想夺取政权，旋即离去。之后，袁晓岚用妻子的嫁妆，在汉口开设人力车行，仍然参与革命活动。人力车行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袁晓岚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因在船上发生意外，右臂骨折，上岸就医。此后被迫折返上海，在广慈医院休养。

　　袁殊的母亲贾氏出身于前清盐官巨贾之家，夫家没落之后，她曾带着学易、学礼兄弟两人依靠娘家资助及典当家什生活。袁学易由五岁开始，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三年当中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袁学易的外祖父、外祖母于1919年去世，他母亲贾氏只得带着兄弟两人前往上海投奔袁晓岚。谁知，此时已任国民党驻沪机关要职的袁晓岚却因与学生姘居而冷落贾氏母子。贾氏母子三人于是在上海浦东以教棚户区工人认字为生，兄弟俩曾当街卖过大饼油条，擦鞋擦老虎灶，还曾在启智印刷所任排字工学徒。母子三人相依为命，袁学易的童年生活非常贫苦，饱尝了人世的艰辛。

　　袁晓岚没有在经济上资助贾氏母子，却仍然关心着儿子的成长。他托友人将学易介绍进了上海立达学院，免费入学就读。袁学易崇拜立达学园老师袁绍先、夏丏尊、丰子恺等。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学易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并改名袁殊。此后，广州军政府准备北伐。在环龙路44号国民党驻沪机关任职的袁晓岚，招募当地青年，入读黄埔军校。因袁殊年纪尚幼，未被推荐。与此同时，袁晓岚之友胡抱一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因与袁殊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及其世交关系，胡氏任命袁殊为其秘书。此后，胡、袁同往南京，在南京偶遇“五卅”运动时的大学生代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的邵华。胡抱一把袁殊推荐给邵华，邵氏遂任袁为该部宣传股少尉股员，稍后袁殊担任了第六军十八师政治部连指导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分裂，北伐受挫。袁殊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于是离开国民党军队，从南京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的袁殊，1928年以文艺青年身份加入高长虹主持的崇尚无政府状态的“狂飚社”。但因不满当时报刊是“买办阶级统治者的御用代言者”，他决定投身新闻事业，独创一片“清净的天空”。办报刊对他来说毕竟是外行，于是1929年他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大学东亚预备学校新闻系专攻新闻学，次年学成回国。

　　1931年3月16日，在陈望道等人的关怀下，袁殊创办了一份以新闻为主的报纸——《文艺新闻》。由于《文艺新闻》采取“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办报宗旨，从它创刊那一天起便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一些左联成员包括著名左翼人士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成了《文艺新闻》的作者。其中夏衍除了提供“左联”消息外，在论及中国文坛上的思想倾向时，他的文章常常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在袁殊的努力下，《文艺新闻》成为左派刊物中发行量最大、出版期数最多，视角最为丰富和组织、沟通读者最为成功的刊物。《文艺新闻》不但坚持报道的公正性，还十分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当年“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最早就是由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披露出去的。

　　《文艺新闻》首先独家披露“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使这份报纸影响大增。此前的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找了多家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刚刚创办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

　　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在简单地介绍了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后，他焦急地问袁殊：“现在各个报刊均不登载这一消息，《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管制非常严格，袁殊知道登载这样的新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对国民党残害进步作家的愤恨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他沉思片刻，对冯雪峰说：“可以登，但你要以读者的名义来信查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我应付国民党当局查问消息来源，还应找来五烈士的照片，作为读者来信问答的继续。”

　　“好，好，这个主意好！”听了袁殊的话，冯雪峰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回去后马上给袁殊寄来了一封署名为“蓝布”的打听四位作家下落的读者来信，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显然，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冯雪峰在信中故意将五人写成了四人。袁殊收到来信后，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将其刊登于3月30日《文艺新闻》第三期一版头条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来电来函询问。

　　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艺新闻》第五号第一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辞人世》的两封读者来信，在这两封化名为“曙霞”、“海辰”的读者来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为此刊发了按语：“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仅以本报10期奉酬。”随后，袁殊又在《文艺新闻》第六号二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了由冯雪峰提供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还发表了一篇冯雪峰转来的鲁迅给李秉中的信，这也是袁殊按冯雪峰的意思发表的。因为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后，由于当时鲁迅有一段时间未在社会上露面，致使不少人也为鲁迅的下落而担忧，甚至还有消息称鲁迅也被国民党杀害，冯雪峰于是决定以发表鲁迅信函的方式从侧面报道鲁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后的数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笔记”短讯中刊出了各类人物，包括他自己采写的、对五作家遇难的态度以及进步作家对五作家遇难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白莽印象记》、第13期署名“肖石”的《我怀念着也频》等。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令国民党惊恐万分，要查封《文艺新闻》。此时袁殊父亲袁晓岚的老友、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惠出面干涉说：“袁殊那孩子干不出什么大的名堂，让他去吧！”由于方觉惠从中说情，再加上《文艺新闻》巧妙地采用读者来信方式报道左联五烈士被害之事，国民党当局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文艺新闻》最终挺过了这一关。鲁迅对此大为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

　　《文艺新闻》在袁殊主持下从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坚持了一年四个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寿命长，影响大，这显然与袁殊这种公正灵活的办报策略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的这种斗争方式对左联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始重视合法斗争的作用。对此，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称：“袁殊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创办《文艺新闻》，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和重要，并开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转变。”

　　秘密入党 初涉特科

　　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这个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他的人生和潘汉年挂上了钩，注定了要充满惊险与坎坷。

　　潘汉年，中共特工巨擘，1906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大上海，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与此同时，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同年秋天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潘汉年从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是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队伍由于反动势力的“围剿”及内部分歧，处于涣散状态。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

　　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之一，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经常打扮成大老板的公子模样，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

　　同在1931年，袁殊以《文艺新闻》代表人资格参加了由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与左联的茅盾、丁玲，剧联的田汉，社联的朱镜我等一起当选为常委。这是袁殊正式参加党的外围工作的开始。在“文总”，袁殊和中共党员潘梓年（潘汉年的堂兄）、朱镜我共同负责“文总”的日常事务以及“文总”所属机构的联络工作，《文艺新闻》也因此成为“文总”的联络交通中心。潘梓年、朱镜我对袁殊这位只有20岁的爱国进步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非常欣赏，便有意对他进行栽培。在他们的引导下，袁殊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便向朱镜我提出了人党要求。

　　1931年10月的一天，是袁殊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个日子。这天，他应“文总”潘梓年之约来到上海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晤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汉年、王子春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迅速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同时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

　　王子春，原名芝田，号钟秀，化名王独清，1900年出生于固始县城关镇。17岁那年，王子春升入固始中学，与进步作家、《少年漂泊者》的作者蒋光慈同班。1923年，王子春进入开封的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读书。中国共产党的“四大”以后，中共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王若飞、萧楚女、李求实等著名的共产党员陆续到达开封。他们带来了很多进步书刊，王子春如饥似渴地学习，进一步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影响，不久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王子春在豫北、安徽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对此行一无所知，王子春手把手地教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也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通过梳理，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里任要职。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未与他有过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因为是亲戚，加上贾伯涛是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贾伯涛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吴醒亚，湖北省黄梅人，1892年生。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广东大本营秘书处科员、广东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总政治部训练部顾问、国民革命军第31军政治训练部主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安徽省政府代理主席、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1932年6月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社会局局长、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

　　为了便于吴醒亚帮袁殊推荐工作，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份个人简历。袁殊的简历中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一个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为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吴醒亚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结果得了势，受恩于袁家，想借此报答。这些社会关系，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遮风挡雨。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成为中统干将之一（CC系，即“中央俱乐部”，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CC.系是由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CC系的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在这个组织中，担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士群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后来成为汪伪政权的大汉奸、76号特务头子。王子春指示袁殊：一定要严密监视叛徒李士群的行动！

　　袁殊最初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搞到一个重大情报，为吴醒亚立了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

　　“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之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这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日本资深高级特务头子。

　　“怪西人案” 脱险遭疑

　　袁殊以记者职业作掩护，一步步深入到敌人的中上层社会。与此同时，袁殊还利用自身优势，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中共的事业而工作。他运用吴醒亚的关系，陆续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记者，并主办外文编译社、中国联合新闻社、上海编译社及《杂志》半月刊等，还担任了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等。他同恽逸群等举办的“记者座谈会”与范长江等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当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自袁殊加入中共特科始，与王子春合作无间，工作颇为顺利。起初，二人每周会面一次，随着袁殊的情报日益增多，改成每周会面两次。到1934年底，到了接头之日，袁殊于规定地点依时守候良久，仍未见王子春的踪影。接头失败即为断线，对特务工作而言，非同小可。袁殊极为焦急，最后决定联系极少数知道他参与中共特科的人之一夏衍。

　　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中提及：“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工作，这我是知道的，他还一再要求我给他保守秘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之间没有来往。大概在1935年春，他忽然与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有两次在约定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

　　由于特科为特殊、独立的组织，为安全、保密起见，一般中共党员，不得与特科人员往来。当时蔡叔厚由中共特科转至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夏衍就把袁殊的信交与蔡叔厚。出乎夏衍预料的是，蔡叔厚未把袁的信转交中共，而是把他直接纳入第三国际的情报部门。这一点，蔡叔厚未向夏衍交代，袁殊本人亦未得知。事实上，王子春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了。直到袁殊首次被捕入狱，方才得悉与王子春断线后，自己的工作机关由中共改为共产国际。就在袁殊不知就里地为第三国际收集情报不久，爆发了轰动中外的“怪西人案”。

　　1935年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代局长威特曼（英文名Joseph Walton，另有译为“华尔敦”的），派手下翻译去看望住在上海东亚饭店的国民党驻武汉行营二处专员地下党员刘思慕之妻儿，被埋伏在那里的军统特务所捕。这个翻译经不起特工严刑拷打，将威特曼供了出来。由于这个叛徒的出卖，5月，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威特曼和与袁殊接头的交通员小李被捕。威特曼斗争经验丰富，被捕后一言不发，在审讯中什么也不承认，甚至连国籍姓名职务都不讲，当局称他为“怪西人”（即“怪异的西方人”）。但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用中文写着：“袁殊，外论编译社”上面还写有电话号码。

　　这些情况袁殊还全然不知。一天，夏衍通知袁殊：不要再和小李见面了，“怪西人案”可能要牵连他……同时嘱咐袁殊尽可能打听案子进展情况。

　　此时的袁殊已顾不上个人的安危，以中统身份到处打听“案情”。一天，军统局的王新衡以朋友身份特来告诉袁殊：“侦缉队翁大队长掌握案情，可去找他。”袁殊不知是计，赶到侦缉队就被扣留了。翁问：“你是否认识这个西洋人？”袁殊答“不认识”。接着，一个刚用过刑的年轻人被带上来，指着袁殊说：“就是他。”这个人正是交通员小李。于是，袁殊被捕了。

　　由于从威特曼和袁殊两人口中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国民党便通过法院判了威特曼20年有期徒刑，袁殊也被判了两年零六个月。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袁殊先在南京模范监狱服刑，后又被转人湖北反省院。

　　得知袁殊被捕后，夏衍等同志立即着手商量营救，他们知道国民党最怕日本人，于是夏衍亲自用日文写了封未署名的信，将袁殊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透露给日方。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同时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蓝衣社绑架”的消息，并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对策”，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袁晓岚得知儿子被捕，病重之时仍出去四处活动。碍于陈立夫的面子，戴笠对袁殊未予深究。袁殊判刑后发还原籍湖北省反省院服刑，同时，其父袁晓岚也聘请律师，积极营救，并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给陈立夫写信。陈立夫回信：“令郎的事知道了。”袁殊在狱中的日子竟比狱外还要逍遥舒适。其间，袁晓岚病逝，作为长子的袁殊还特意回家扶灵，过后再回到狱中服刑。

　　被关押的袁殊根据中央特科有关“在被叛徒指认无法隐瞒真实身份时，以不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为原则，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保存力量”的精神，作了避重就轻的内情自白。敌人已掌握的他如实说，敌人不知道的他绝不讲。国民党从袁殊身上一无所获，便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对他起诉。

　　据国民党特务沈醉回忆，案件线索由军统湖北站发现，逮捕中共党员关兆南，并命令他写信到上海，引诱相关人员来武汉接头。中共派出陆独步抵达武汉，旋即被捕。戴笠把陆独步押解上海，引出了陆独步的哥哥陆海防。陆海防供出其上司所在，带着军统人员于法租界法国公园埋伏。陆海防上司为欧洲白人，陆氏只知他为第三国际人员华尔敦。法租界巡捕房见被捕者为白人，身上未有物证，甚至连身份证明都没有，不允立即引渡，羁押看管。次日，陆海防再供出一些与他有工作联系之人。

　　据沈醉回忆：“经我去逮捕能记到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能自由了’……另一个被捕的袁×，又名袁××，是个左翼作家，他写的书和文章都一起被抄，当时也一同受到优待。”沈醉提及的女明星为袁殊在剧社时合作的王莹，袁、王于1929年已然认识，后成挚友。王莹被关押一周后获释，袁殊因为确曾透过陆海防联络“怪西人”，被严密盘查。陆海防投降后，向袁殊展示其字迹，袁氏方才明白，一直与他秘密联系，交代工作的上级，正是陆氏。

　　王莹事件告一段落后，戴笠命武汉行营中校法官徐业道，考察袁殊。当时袁殊思想动摇，徐恩曾向他招手，表示允许其加入蒋氏阵容，为抗日大业效劳。

　　袁殊考虑过后，写下数十言：“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事隔多年，袁殊就此解释道，陆氏已供出一切，再行隐瞒已无意义。此外，抗日为国人之心愿，表明拥蒋抗日，亦无不可。事实上，由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特工实行严密的纵向联系，在其上级悉数被捕的情况下，袁殊自首，亦未对共产党的情报系统造成明显破坏。

　　被关押一个多月以后，宣判袁殊刑罚。袁殊意想不到的是，承审该案的非并武汉行营军事法庭，而为地方法院。检察官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起诉他，判决时却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思想”的“思想文化罪”论处，判监两年九个月，按律减刑一半，只需执行刑期一年三个月。刑罚甚轻，主要是因为袁父向陈立夫求情，夏衍、蔡叔厚等人亦托人解救，甚至日本驻沪领事馆亦起了作用。

　　袁殊先在第一监狱病号室获“优待”两天，随即转送湖北省反省院。该院院长为黄宝石，是中统、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特务头子吴醒亚湖北帮“参谋长”。袁殊曾受王子春之命，以袁晓岚子、湖北同乡的身份，打入中统吴醒亚派。此次由军统转交中统，陈立夫的作用尤大，袁殊在狱中待遇自然较优。

　　董纯才回忆到武汉反省院探望袁殊：“他身穿长袍，养得胖胖的一点也不像囚犯。”袁父病故后，袁殊更出狱处理后事，把袁晓岚棂柩送返湖北蕲春，方才回到反省院。被关押期间，袁殊以读书、写字、打球，时而写新闻学短稿度日。袁殊更受黄宝石之命，重操故业，在反省院办《诚化》半月刊，刊行两期，即不了了之。

　　1936年5月，袁殊刑满出狱，黄宝石赠他200元钱，以及一张直通南京的船票，要求他晋见陈立夫。袁殊以路费已足，并未接受赠款。但袁殊知道，如果一被释放就去见陈立夫，就意味着首先投奔CC系，也就意味着完全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共产党。他知道，戴笠和王新衡也不会放弃要他去加人军统的希望。然而袁殊不想改变当初参加革命参加党的初衷。因此，他被释放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尽快找到党，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袁殊回到上海，党内同志自然会对他保持警惕。他只好去找虽不是党员但同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孙师毅。不料孙师毅见到袁殊后劈头一句便问：“你回到上海是帮助特务抓人的呢？还是来看望老朋友的呢？”这使袁殊十分尴尬。他赶忙诚恳解释：“我回上海就是要向老朋友请示今后行止的。”孙师毅是个大好人，第二天就将袁殊的情况告诉了刚从陕北来上海不久的冯雪峰。冯雪峰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使命，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虽然已经从孙师毅的介绍中知道了袁殊被捕后的一些不好表现，但出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考虑，他还是答应了和袁殊见面。

　　见面时，袁殊向冯雪峰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但冯雪峰并未明确表示什么或做任何承诺，只是建议袁殊先找一个教书的职业避一避风头再说。在没有对袁殊进一步审查并得出相应结论之前，冯雪峰也只能这么做。袁殊却深感失望，他立即向冯雪峰表示：既然如此，他想再去日本学习一回。袁殊还自我解嘲说，革命不成，先弄个文学博士回来。冯雪峰表示“这样也好”，随后还给袁殊送去50元路费。

　　袁殊动身之前，又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联系。鉴于袁殊曾是日方的情报人员，释放后又主动找上门来，日本领事馆表示热烈欢迎，立即为袁殊办妥了一切赴日手续，并送给200元路费，同时让袁到东京后再去找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联系。

　　袁殊到日本后即去找岩井。岩井果然对袁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不仅为袁殊介绍学校，介绍一批学界与政界朋友，而且每月向袁提供150元的生活用费。岩井所以如此特别关照袁殊，当然不是所谓的朋友之谊，而完全是一种政治投资。袁殊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乐于利用这样的“特别关照”。袁殊于是在妻子马景星陪同下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做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时也向避难在那里的郭沫若学甲骨文。

　　1937年4月，袁殊第二次在日本“留学”还不足一年时间便又返回到上海。这时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岩井对袁殊说过：“日中关系破裂的大局已定。”言下之意是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向冯汇报了这近一年时间在日本的情况，希望党对他今后的行止有所指示。鉴于袁殊的情况是如此的特殊而又复杂，冯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地下党的同志一般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夏衍对此尤其心存芥蒂。冯雪峰只得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再说。

　　其时，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袁殊不知道中共对其抱怎样的态度，心里也很惘然。一个月后，袁殊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和信任。袁殊带着试探性的口气，问潘汉年：“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