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十五、生活使他选择了写作(2)

　　这样我就认真地写起小说来了。我写了《李冷和他的妹妹》（第六章），我写了《生日的庆祝》（第七章），我写了《杜大心和李静淑》（第九章）。每天早晨我常常一个人到学校后面那个树林里散步。林子外是一片麦田，空气里充满了麦子香，我踏着柔软的土地，听着鸟声，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小说中的世界，一些人物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他们帮助我想到一些细小的情节。散步回校，我就坐在书桌前，一口气把它们全写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功夫我写完了《灭亡》的其余各章。这样我的小说就算完成了。在整理和抄写它的时候，我又增加了一章《八日》（第十六章），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我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抄写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我还在前面写了一篇《自序》和“献给我的哥哥”的一句献词。《自序》上提到的“我的先生”就是樊赛蒂。这样“小说就算完成了”，时间是1928年8月，地点是法国玛伦河畔幽静的小城沙多—吉里。巴金旅法期间在这座小城居住最久，约一年零两个月，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归国后他最初的短篇小说多半都是以这里为背景，而那以后50多年来他不知做过多少有关沙多—吉里的梦。他在回忆中念念不忘：“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到沙多—吉里第二年的暑假，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他和另外两个中国学生做饭，并且照料他们。巴金说，每天晚饭后，“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切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巴金还说过，是古然夫人“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对巴金这样的很早便失去慈母而又远在异乡的青年来说，这确实是一段温馨幸福的时光，对《灭亡》的最后完成是大有益处的。

　　小说抄写完毕，巴金想给自己起个笔名。过去他写诗、作文章、搞翻译常用的署名是自己的字“芾甘”或由此演化而来的“佩竿”、“PK”、“芾”、“甘”等，这次他想另起一个，更容易记的。他首先想到一个叫“巴恩波”的北方同学，是他刚到沙多—吉里时认识的，但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巴金很难过，所以就选了一个“巴”字表示对他的纪念。“金”字是一位学哲学的安徽同学提出来的，那时巴金刚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前半部，这本书的英译本还放在书桌上，这位朋友便半开玩笑地说了个“金”字。这样“巴金”这个名字就诞生了。

　　那么，书稿如何处理呢？巴金犹豫再三，一时还没勇气寄给国内的出版社，便将书稿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想请他帮忙由自己花钱出版，估计印二三百本并不须花多少钱，只要翻译一本书就可以换来全部印费。书稿寄出后，巴金便开始做归国的准备，无暇顾及此事。待到这年12月回到上海，索非告诉他已将书稿送给《小说月报》编者叶绍钧，并已登出预告，将于来年在《小说月报》第一至四期上发表。

　　《灭亡》就此问世了。巴金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也就此铸定。

　　关于《灭亡》，回过头来看，还有必要作一点说明。

　　《灭亡》是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最初也曾被认为是长篇，后来一般都看作是中篇，作者也说是中篇），主要写一群立志献身革命事业的青年为反抗军阀统治而进行的种种斗争和活动。从前面有关本书产生经过的叙述可以知道，小说的原始记录（那些最初写在“练习本”上的内容），都是作者有感于国内军阀残酷屠杀民众和随后震撼世界的“萨樊事件”，为抒发和宣泄满腔的愤懑而写下的，其中渗透着他的痛苦和眼泪、愤怒和呼号、希望和追求，而且处处纠结着难以排解的忧烦和矛盾。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鲜活的，带着生活本身的气味和色彩，但还不是小说，而只是些零乱的互不相关的场面和“没头没尾的片段”。是大哥的来信激活了他的灵感。为了让大哥“更深地了解”自己，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翻出那些“练习本”，决定把练习本上写的那些东西改写成一部小说，献给大哥，想通过小说，通过小说中的各种人物——也就是《灭亡》里的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兄妹，以及张维群等，把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愤懑和痛苦，以及内心的躁动不安，分别赋予不同的人物，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把自己的心灵充分地敞开在大哥面前，以此达到让大哥了解的目的。

　　那么，他是想让大哥了解什么，或者说是想告诉大哥什么呢？

　　简单地说，就是针对大哥希望他将来能“扬名显亲”，并做旧家庭的维护者的想法，他要明确地告诉大哥：这绝不可能。他们兄弟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能调和的，他爱他的大哥，但他要走自己的路。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这就是：旧家庭罪恶、腐朽，旧制度必然灭亡；他要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把一切献给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他还要告诉大哥，这条道路是充满艰险的，荆棘丛生的，刀山剑树的，“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的”，但他心甘情愿，义无反顾。他希望大哥能理解他，为他祝福。

　　而这也便是《灭亡》的主旨，是他通过杜大心、李冷、李静淑等不同人物，从不同侧面所要表达的思想。

　　巴金说过，“《灭亡》这个书名有两重意义。”其一是，在书中，“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是“灭亡”的第一层含义。其二，巴金说，“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首“主题诗”在小说中是杜大心的创作，题为《一个英雄底死》，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愿意做到这样。”巴金强调说，这里所引的关于“灭亡”的诗句，“绝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而是热情歌颂“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歌颂“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所以，《灭亡》是一曲反抗剥削制度和黑暗现实的颂歌，是一曲悲壮的英雄的颂歌。这是《灭亡》在当年文坛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巴金曾一再申明《灭亡》“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是过谦了；但《灭亡》也确实存在着不足。一方面是在写法上，《灭亡》的创作与巴金后来的作品很不相同，后来的作品不论写得顺利与否，都是从头开始依次写下去的，而《灭亡》却是先写出一些“并不连贯的片段”，最后才用一个“杜大心”把它们贯串起来。如巴金所说，“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个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的工作。”这就使得作品在结构上显得不够严谨，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显得粗糙。这是作者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人物和全书都充满了矛盾，贯穿着浓重的阴郁气氛。这矛盾来自作者自身。巴金坦承：“我写小说的时候，我自己的思想上、生活上都充满了矛盾：这就是爱与憎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我的身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又说，“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作者的这种情绪充分地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身上。杜大心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献身精神，但又带着很大盲目性，不知道该怎样行动；他想为被压迫的群众解除苦难，但他的行为又脱离群众，陷于孤独；他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人类的广泛的爱，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憎恨，憎恨别人，也憎恨自己；他崇尚暴烈的行为，愿为革命献身，然而他的牺牲却于革命无补，死得毫无意义。杜大心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如他自己所说：“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那么，这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底就是因为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现实斗争，而“只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或者少数几个朋友的小圈子里海阔天空地幻想一番”，就以为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总是感到孤独、无助，总是单打独斗，意识到必然失败而又要孤注一掷。所以在他们的行动中充满着忧郁和悲情，充满着失败的、绝望的情绪。正是在这里，作品“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表现了他们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的狂躁、困惑和迷茫。杜大心的悲剧，对于一切同类型的小知识分子革命者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巴金说，《灭亡》是他专为大哥而写的。但是，“《灭亡》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增加大哥对我的了解，可是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我们的现代文学应该为此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