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十九、“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1)

　　——关于长篇小说《家》

　　从1930年夏秋之间开始，巴金的创作开始逐渐进入一个高潮，或者说是他创作中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之后，开始写《灭亡》的续篇《新生》。转过年，1931年春天，在继续写作《新生》的同时，又应上海《时报》之约为该报写连载长篇《激流》（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家》），这前后又穿插写了《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雾》和《雨》以及中篇小说《海的梦》和《砂丁》等等。到1932年秋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写了十来本小说（翻译和散文除外）。真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写作成了巴金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可以说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回顾那段时间的生活状况，巴金用的最多的说法就是“日也写，夜也写”，他生活的地方成了写作车间，他本人成了写作机器，只见机轮飞转，一篇篇作品相继出世。这里我想引用巴金的一段自述，借以为他当时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存照。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他曾写道：

　　翻过来就是1931年。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时间几乎完全花在写作上面。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我的心，寂寞咬着我的脑子，眼前是无数的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的自己的痛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停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的生命就是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的：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面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按：

　　“坐”字原本为“蜷伏”，似更形象）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的第一部），十万字的《新生》（《灭亡》的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短篇小说。巴金后来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回顾自己50年的文学生活，引用了上面这段话，并在末了加了一句，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多么生动的图画，多么感人的景像！热烈，昂扬，奋发，专注，一往无前的精神，横扫千军的气概：这就是年轻的巴金在写作，是他在第一个创作高潮中的典型画面。

　　长篇小说《家》，就是这次创作高潮中的杰作。

　　1931年，巴金27岁，正当青春年华。

　　他用热血浇灌自己的青春，用创作挥洒自己的激情。《家》是青春和激情的绚丽花朵。

　　《家》的创作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

　　1929年7月，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到上海来看望巴金，兄弟俩久别重逢，互诉衷肠，有说不完的话。大哥常对巴金说起过去的事情，巴金也因此而想起少年时期在大家庭中生活的许多往事。其间，巴金对大哥说到想写一部《春梦》，并准备拿他做主人公。起初大哥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并不当真。但巴金却认真起来，特别是“拿大哥做主人公”这个想法使他非常兴奋，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说：“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在这里，确定以大哥做主人公，明确写大哥那种性格的人，使人物有了依托；而“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则使构想中的整个作品有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和真实的生活基地。在从《春梦》到《家》的酝酿过程中，这是一次深化，也是在艺术上跨向现实主义的一个转折。

　　但是，当时巴金的创作还处于归国后的低潮期，勃勃雄心屡遭挫折，上面的想法仍只能暂且搁在心里。

　　过了几个月，1930年春天，巴金给大哥写信，又谈起《春梦》，以及拟以李家作背景和以大哥作主人公的想法。这一次大哥认真了，他在回信中感慨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大哥的赞同和支持给了巴金很大鼓励。抓住“李家”这座“材料库”，他一步步向里开掘，一层层挖开自己的“记忆的坟墓”，眼前又闪过往日那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生活画面：他又看到了那个自己曾在其中生活19年的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看到了它在礼教掩盖下的凶残和罪恶，多少人在那里作威作福、淫逸、堕落，又有多少人在那里受苦、呻吟、挣扎、死亡。巴金说，“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他说他要通过这部小说倾诉他的爱和恨，要拨开像他大哥那样一些人的眼睛，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不仅如此，他还明确地认识到，“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挖成的坟墓。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巴金心中，由《春梦》开始孕育并终于脱胎而出的一部小说已经成型，已经呼之欲出：《家》的主题确定了，人物有了，而创作的激情也开始在作家胸中激荡。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时报》通过朋友向巴金约稿，请他给该报写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尽管当时巴金正在写中篇小说《新生》，还有另外几个短篇要写，但他预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便立即答应下来，并迅速写出了《总序》和小说的前两章交给报社。1931年4月18日起小说开始在《时报》连载，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就收到成都老家来的电报，说大哥在头一天去世，死因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服毒自杀。对巴金来说，这是个晴天霹雳！罪恶的封建制度又活活吞噬了他一个最亲的亲人！巴金感到心中的悲愤更大了，他把满腔的愤怒和憎恨全部凝聚在笔下，矛头直指罪恶的封建制度。在随后写出的篇章中，主题更加鲜明，情感也更加峻急，他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长篇小说《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成的。

　　《家》的故事是以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公馆”为舞台展开的。巴金以李氏家族为底本塑造了高氏一家。当然，这里巴金所写的并不是自己一个家族的“特殊的历史”，而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是一个典型。巴金说，“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家》中的高公馆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家庭，其中的三代人正好与上述那种官僚地主家庭的三代人相对应。所以它是当时“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代表，是已趋没落和衰亡的封建制度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巴金使他的作品在创作上获得了高度的典型意义。

　　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代表和封建制度的缩影，《家》中的高公馆俨然像一个小小的封建王国。这里有大大小小20几个主子，几十个供他们驱使、奴役的仆人、轿夫，尊卑分明，等级森严。最高一层的统治者是高老太爷，他是高家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也是封建制度和权力的主要象征。他年轻时是“前清的官员”，在官场上混迹多年，广置田产，一手造就了这个大家庭和这份大家业，因而在家庭中也具有无上的权力，从来“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任何人都得服从他的意旨和安排。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这个人物的突出特点就是专横、衰朽和冥顽。作品中直接写高老太爷的篇幅虽然不多，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他像一具幽灵，无处不在，《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从觉新的辍学和断送青春，到鸣凤的投湖，最后到瑞珏的惨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位老太爷有关。鸣凤被逼投湖死后，一向随和的觉民曾感慨地说：“想不到爷爷那么心狠！”的确，在这个道貌岸然的老主子身上确实有一股血腥气，这是腐败和没落的封建制度赋予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