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力推新法悲赴黄泉(1)

　　——秦国大良造商鞅 商鞅，是我国著名的战国时期政治家。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在秦国实行变法，历史上称为“商鞅变法”。公元前338年，他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结束了其惊涛骇浪的一生。青年毛泽东称他是“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毛泽东评点商鞅】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甚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摘自《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2页。

　　【商鞅小传】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魏国破落贵族的后裔，原名公孙鞅，也名卫鞅。后因事秦有功被封于商，史称商鞅。

　　商鞅自小就对刑名之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饱览法家书籍，对李悝非常尊崇。及稍长，以中庶子之职侍奉魏国宰相公叔痤。在公叔痤众多的门人幕客中，商鞅可谓才华出众，鹤立鸡群，因此公叔痤十分器重他。但还未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公叔痤就已病倒了。魏惠王亲自前往探视，见自己的股肱大臣奄奄一息，悲忧交加，问：“万一君之病有个三长两短，国家大事，寡人该与谁磋商？”公叔痤答曰：“老臣属下有一中庶子，姓公孙，名鞅，年纪虽轻，却胸怀奇才大略，大王可将国政托付于他。”魏王听后，不以为然，支吾几句，便起身告辞。公叔痤忙屏退旁人，说道：“臣还有一句话：大王若不肯用他，则必须除掉他，不得使其出境，否则魏国后患无穷！”见公叔痤已病入膏肓，魏惠王不忍拒绝，敷衍道：“寡人知道了。您就安心养病吧，不要为此事忧心。”既出，魏惠王对左右说：“恐怕宰相已病糊涂了，竟叫寡人举国听从公孙鞅，岂不谬哉！”

　　见魏王已去，公叔痤急忙召见公孙鞅，说：“今日大王问谁可为相，我举荐了你。只是观大王脸色，似乎不会听从。我理应先君后臣，便告诉大王若不用你，则必须杀掉你。你此刻赶快逃离魏国，否则将被擒杀。”公孙鞅听后，摇头一笑，说：“大王既能不听君之言用我，又怎会听君之言杀我？”固不出逃。不久，公叔痤病逝。

　　这时邻国秦国公布了一道《招贤令》。秦国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位于渭水流域，其国民长期与戎、狄民族杂居，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经秦缪公招贤改制，稍有起色，但比起其他强国，力量仍嫌单薄。在位的秦孝公觉得“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所以他决心仿效秦缪公，公开招聘天下贤才，并许诺：“凡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者，将任其为高官，分封食邑。”商鞅闻知，便西行投奔，经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推荐，得以进见孝公。

　　既见孝公，商鞅慷慨陈词，讲了一大套治国平天下的策略。哪知秦孝公对其所言毫无兴趣，不时打瞌睡。事后，孝公怒斥景监曰：“你所引见的人不过为无知狂妄之徒罢了，哪配任用！”景监因此责怪商鞅。商鞅说：“我以五帝之道说孝公，只怪他不加理会。”五日之后，秦孝公再次召见商鞅，商鞅又是一番高谈阔论，结果与前次一样，又未中旨。第三次见秦孝公时，商鞅不用三皇五帝之道，而改以霸道劝说孝公，阐述了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孝公喜出望外，听得津津有味，与商鞅“语数日不厌”。

　　景监觉得奇怪，问：“我们国君如此高兴，不知你用了何种妙计？”商鞅说：“我以帝王之道可达三代盛世来劝说孝公，而孝公嫌太久远，不愿等待。故我以强国之术劝孝公，他大为高兴。只是此后孝公之德难以与殷周之君相比拟了。”

　　秦孝公决定起用商鞅，大刀阔斧，革除旧制，推行新法。但此举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大臣是秦世袭贵族，一旦变法，他们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世袭特权都将不保。秦孝公左右为难：一方面想继先父献公之业，奋发图强，争雄天下，另一方面这些旧贵族执掌着朝柄，不能得罪，而且他又担心天下之人非议自己。为此，特召集群臣在栎阳宫共商变法大事。

　　商鞅首先陈言：“行动迟疑不决则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则不会成功。凡有超常之举的人，无不被世俗所非难，凡有独到见识的人，必定被百姓所讥讽。愚者待事物成形后还困惑不解，智者则见事于其未萌之时。百姓不可与之谋划事业的创始，但可与之共庆事业的成功。古今往来，凡有至德之人均不合于旧俗，能成大事之人绝不谋于大众。故圣人若可以强国，必不袭用旧法，可以利民，必不因循旧礼。”秦孝公说：“好！言之有理。”大臣甘龙却表示异议：“恐怕不然。圣人不易俗而施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国。因民而教，不须劳累就可使其顺化；缘法而治，官吏守法而百姓安宁。”商鞅辩曰：“甘大人所言不过为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习陋俗，学者囿于所见所闻。此两类人懂得居官守法，按章办事，却不可与之探讨成法之外的事情。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王业，王霸不同法度而建立霸业。智者制定法令，愚者遵循。贤者更易礼俗，不肖者拘泥其中。”另一反对派杜挚说：“臣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今我国旧法没有缺失，遵循之又有何妨？”商鞅对曰：“治理天下不用同一道术，治理国家不效法于古。故汤武不循古制而缔造王业，夏殷不易旧俗而痛失天下。违反古道的人不可厚非，因循守旧的人不值得赞誉。”此番唇枪舌战，商鞅占居上风。秦孝公的些许担心顿时烟消云散，变法之志更加坚定，遂任商鞅为左庶长，负责拟定变法条令。

　　商鞅谙熟刑名之学，又擅长于审时度势，很快制定出新法，号称“初令”。其主要内容为：“百姓五家为一保，十保相连，互相监视，实行连坐；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与斩获敌人首级同等赏赐，藏匿奸恶者与战场降敌同等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者，加倍征其赋役；奖励耕战，有军功者，受上赏；不诉诸官府而私下斗殴者，据情节轻重量刑；勤于农桑，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徭役；专事工商末利以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全部没为官家奴婢；皇亲国戚，若无军功，一律不得列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爵位俸禄等级，田宅、姬妾、车辇等均按等级班次，不得僭侈逾等；有军功者显赫荣耀，无军功者虽富有却无处炫耀显示。”

　　尽管法令已制定完备，但商鞅并不急于将它颁行天下，因为百姓是否信服遵从尚未为可知。为此，商鞅特地派人在秦都栎阳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张贴告示曰：“能将此木移至北门者，赏予十金。”百姓们不知其所以然，皆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商鞅又告示：“能将此木移至北门者，赏予五十金。”众人更加莫名其妙，其中有一胆大的人抱着试探的心理，扛起木杆送至北门。商鞅立刻赏他五十金。此事迅速在秦国流传开来，百姓们都知道了商鞅是个执法如山、言而有信的人。

　　于是，商鞅下令变法。一年过去了，新法仍未深入民心。秦国民众纷纷到国都控诉新法的弊端。对此情形，商鞅甚为恼怒，但又无计可施。正在此时，秦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举国哗然。商鞅想：“此乃变法成败之关键。何不趁此机会，杀一儆百！”便态度坚决地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但太子乃国君的后嗣，不能施以刑罚。不过太子师、太子傅疏于教导，理当受罚。”于是，逮捕了太子师公孙贾和太子傅秦公子嬴虔，分别处以黥刑和劓刑（割去鼻子）。这番举措令全国震慑，从此以后，秦国百姓都趋附于新法。

　　物换星移。新法推行十年后，秦国民风大变：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民众皆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当初攻击变法的一些人见风使舵，调转头来大肆吹捧新法之利。商鞅得知，厌恶地说：“这些人正是乱法小民！”遂下令将他们全部流放至荒远边陲。自此，秦国百姓再也不敢对新法指手划脚，妄加评议了。

　　随着民风的日渐淳朴，秦国国力也日益强盛：百姓富有，府库充实，兵强马壮。而这一切得归功于商鞅及其新法。所以秦孝公封赏他为大良造（秦第十六爵名）。

　　受封后，商鞅变革的步伐更大了。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他在咸阳大兴土木，修筑城墙宫殿，并将秦国国都从栎阳迁至此。接着，他二度变法。下令禁止民间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共育后代；将许多小乡邑合并为县，并设置县令。商鞅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乃国家之本，所以这次变法还包括开阡陌，封疆界，平赋税，并且对斗、桶、尺等度量衡作了统一规定。这些法令颁行四年，公子嬴虔再次触犯，商鞅不顾众人说情，又处罚了他。旧恨未除，又添新怨，嬴虔对商鞅恨之入骨。然而此时他无力与之抗衡，只好忍气吞声，伺机报复。

　　第二次变法彻底清除了秦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五年后，秦国更加富强，就连周天子也致胙（祭祀用的肉）于秦孝公，各诸侯亦备重礼，前来祝贺。秦之国威大增，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亦随之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