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诗文大家史学巨子(1)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摘自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朋党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苻坚）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

　　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看什么新进。起（白起）、翦（王翦）、颇（廉颇）、牧（李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摘自毛泽东读欧阳修的《为君难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4—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摘自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新唐书》的评价，引自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7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欧阳修小传】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氏家族历为“庐陵大族”，然传至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时，家道开始中衰。欧阳偃尽管才高德望，但未能考中进士。其父欧阳观官运亦不亨通，虽然其为人敦厚，居职清廉，平生不治产业，一生也只不过做过两任推官和判官。欧阳修可谓出身寒微、贫贱。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母亲郑氏时年仅二十九岁。她为江南大族之女，平素知书达理。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只好投靠欧阳修在随州（今湖北随州）任推官的亲戚欧阳晔。

　　欧阳修自幼聪颖过人，求知似渴，但因家贫，不能入学受教。欧阳修的母亲便用河边的荻草为笔，以沙滩为纸，教欧阳修练字。因他博闻强记，读书则成诵，名播乡里。当时随州城内有李氏大族，藏书甚厚。欧阳修经常去李家借书抄读。有一次，他在李家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韩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当时尽管欧阳修还不能尽解文中要义，但阅后颇觉韩文气势雄伟，立意深远。欧阳修对此书爱不释手，逢人便称赞“学者当至此而止耳”。

　　欧阳修文宗韩愈，但当时宋代文坛流行的是雕饰典丽、内容空泛的西昆体。那时为韩愈、柳宗元所击败的骈文也重新抬头，并蔓延到表、章、奏、疏、书信中，被称为“时文”。欧阳修因此在应试中屡遭失败，他不得不重新思索，认识到当时非学“时文”、“西昆”不可。于是欧阳修乃回家埋头读书，“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皆穿蠹经传，移此丽彼，以为厚薄，惟恐不悦于时文。”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终于进士及第，从此步入宦途。

　　天圣八年五月，欧阳修被授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和西京留守推官。第二年三月，欧阳修到洛阳上任。他以文会友，斗酒成诗，悠游于骚人墨客之列，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他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时朝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誉满天下。

　　景淘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任职期满，被召入京，充任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来，他的结发之妻胥氏，续弦夫人杨氏及妹夫张龟政相继病逝。但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家庭不幸而沉沦，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新政中。

　　当时，北宋朝廷积贫积弱，对外战争软弱无力，国内财政匮乏。范仲淹被调到京师主持政务，便力图革新朝政。他上书仁宗，指陈时弊，得罪了一批守旧官僚，而被谪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尹洙、余靖等人上书救范仲淹而被逐出馆阁。谏官高若讷仰承宰相吕夷简的鼻息，非但不主持正义替范仲淹论辩，反而竭力谗诋范仲淹。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写信给高若讷，饥讽他“身惜高官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忤宰相以近刑祸”，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高若讷看后气急败坏，把欧阳修的这封信送呈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

　　欧阳修携老母寡妹，乘船沿汴入淮，再涉大江，历时五月至夷陵。在夷陵，欧阳修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翻阅，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欧阳修于是乃一一纠枉反直，惩奸创恶。尔后，欧阳修又先后移任光化学乾德县令，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

　　康定元年（公元1040），宋夏战争正酣，宋军一败涂地。宋仁宗大为恐慌，于是决定广开言路，内修政绩。被贬饶州的范仲淹被擢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想起欧阳修因上书救自己而贬逐在外，于是奏请朝廷辟欧阳修掌书记。但欧阳修坚辞不受。他推辞说：“从前我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还是同其退而不同其进较好吧。”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欧阳修的校勘职务，他被任命为集贤院校理。

　　到庆历年初，北宋内患外忧丛生，危机四伏。对此，宰相吕夷简束手无策。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下，宋仁宗欲更天下弊端，起用改革派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新政。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充任谏官，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那时，北宋仕途大开，每年通过科举考试，成百上千的文人士大夫涌入官场。尤其是恩荫，滥施旁支、直系、异姓甚至门客，使大批的地主阶级子弟涌入官场，连骑着竹马的小儿也为监宦。欧阳修对这种荫补制坚决反对。他主张精选官吏，杜塞滥源，因此提出了按察法。由朝廷派遣才高正直的官吏赴各地对州县官吏进行考察，评定其政绩，然后一一注明奏报朝廷，以供朝廷对官吏赏罚开黜时参考。庆历三年，为人奸诈阴险的李淑竟从开封知府晋升为大学士，欧阳修立即上奏反对，结果李淑降知寿州（今安徽寿县）。对贪官污吏，欧阳修更是严惩不贷。边将葛宗古、王克庸、滕宗京贪污军费，中饱私囊，案发后，有些人认为边将身负重任，当从宽发落，而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他们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反而逾违不法，其罪在不赦，不严惩无以戒后。

　　范仲淹的新政，触动了官僚地主利益，因而谤诬声四起。他们攻击范仲淹、欧仲修、余靖、蔡衰结为朋党，恶意中伤范仲淹“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被迫出为河东宣抚使。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罢政事状》，极力援救范仲淹，但无济于事。欧阳修又作《朋党论》进献仁宗，劝仁宗鉴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但终因守旧官僚反对，没有能挽救范仲淹。范仲淹出贬，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出使河东，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对边疆军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在代州、忻州等地让老百姓开垦禁地废田，使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粮食。出使回来，欧阳修又奉命赴任河东都转运使，负责平定保州的（今河北保定）屯兵之乱。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党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十分愤慨。他向朝廷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人小相互庆贺于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外，我替朝廷可惜呀！”由于欧阳修在朝中刚劲正直，弹劾奸，为反对派所忌恨。他们借欧阳修妹妹的孤女张氏犯法下狱之机，罗织欧阳修的罪名。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今安徽涂县）知州，二年后移知扬州。皇淘年（公元1049年），欧阳修又自扬州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是年颍州大旱，欧阳修立即奏免了颍州奉诏征调的万余民夫。又筑白龙沟，注西湖水以利灌溉，大为农业之利。又集资修桥，便利交通，还开书院，发展教育。欧阳修的这些举措，深得老百姓的称颂。

　　不久，欧阳修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期满，欧阳修回到朝廷，至此，欧阳修结束了十一年的谪居在外的生活。宋仁宗看到他头发都已发白，对欧阳修关怀备至。那些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仁宗清洗内侍中挟持恩宠而为非作歹的奸徒。这样就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深切怨怒，纷纷诬陷他，要求把他外放同州（今陕西大荔），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中止。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受命修《新唐书》。当时，宋祁已先修成《新唐书》的部分文稿，但都属列传。宋仁宗恐《新唐书》体例不一，因欧阳修的文章名扬天下，乃令欧阳修诠定其体例。欧阳修认为宋祁是自己的前辈，且各人意见不同，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之上呢？于是对宋祁所修部分一字不改。书修成后，按旧制，《新唐书》立撰著者，唯列官位最高者一人，非欧阳修莫属。但欧阳修认为宋祁的撰述，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于是《新唐书》纪、志、表三者书欧阳修名，而列传书宋祁名。当时宰相宋庠听说此事后，感慨万分，赞不绝口地说：“自古文人，好相凌相掩，像欧阳修这样胸怀坦荡，谦虚的美德，前古未有。”

　　嘉涛迥（公元1060年），欧阳修升任枢密院副使。他和曾公亮一道，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人数，详细准确地测定驻军的远近，重新编制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调派军队前往驻守。嘉塘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调任参知政事，他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件大事协商出一个意见。欧阳修还成功地解决了英宗母子间的矛盾。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一日，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太后侍奉仁宗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天下。以前皇上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一些。欧阳修又劝说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的德政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天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太后不作声。此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

　　英宗曾诏欧阳修荐举可为相者三人。于是欧阳修立即在同一札子中荐举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三人。可以说，这三人与欧阳修都有嫌隙。早在庆历新政时，吕公著之父吕夷简打击排斥欧阳修甚力。英宗即位，召朝臣议其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应奉典礼，兴起濮议。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坚决反对欧阳修称皇考之说，而极力主张称皇伯。王安石在对经义的诠释方面，亦不苟同于欧阳修而坚持己见。但欧阳修不计吕公著的前嫌后隙，对司马光尽忘其政见不同，对王安石则允许学术观点歧异。欧阳修以才德知人，毫不挟以私仇己怨，为后人所称颂。

　　欧阳修执法严明，大义灭亲。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其妻薛氏从弟薛宗孺坐罪被劾，企图通过姻亲，以欧阳修的地位而得到赦免。但欧阳修不但不为其开脱罪责，而严加治罪。薛宗孺终被免官。因此薛宗孺怀恨在心，伺机对欧阳修加以陷害。不久，薛宗孺诬陷欧阳修与长媳吴女有不正常的关系。那些对欧阳修有所怨恨的小人群起而动，传播谣言，扩大事态。虽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欧阳修决心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出任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欧阳修奉诏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第二年又迁蔡州（今河南汝南）。这些在欧阳修的心目中已不重要。他的魂牵梦绕之处，还是那想象中归退后的颖州。熙宁二年，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开始推行著名的变法。由于欧阳修远离朝廷，又整日为剪不断的归颖之思所苦恼，他根本没有在意这场急骤的变革。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曾连续献上《言青苗钱第一札子》和《第二札子》，就自己在青州所见推行青苗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请求处理。这反映了他对新法持比较漠视、怀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