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洋务巨擘和戎卖国(1)

　　——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其父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李鸿章受乃父影响，自小发愤攻读，专意科举。1843年，他进京拜曾国藩为师，次年乡试中举。二十四岁时，他参加会试，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他赴安徽协助巡抚办团练，后协助曾国藩训练淮军，受命率军援沪，任江苏巡抚、通商大臣，与曾国藩“双峰对峙”。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率师剿灭捻军，因功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此后三十年，其坐镇北洋，专力洋务，兴办实业，开展“和戎外交”，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求荣的条约，为世人所不齿。毛泽东称：“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

　　【毛泽东评点李鸿章】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Ⅹ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办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己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引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7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

　　【李鸿章小传】

　　出身官僚 金榜题名

　　李鸿章（公元1823年——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李进文，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官居刑部郎中，记名御史等职。家庭出身的影响，使少年时期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进文进行的。公元1828年，六岁的李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后又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李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公元1840年，他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吏拔取第一。公元1842年，年届二十岁的李鸿章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如涌，写下了“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的豪言壮语。

　　公元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李鸿章入都，准备来年参加顺天乡试。李鸿章谨遵父命，择日毅然北上。李鸿章抵京后，先住安徽会馆，后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不久，他访到了他父亲的同年进士曾国藩。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导下，研究科举考试所需要的“制艺”。公元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四十八名举人。而后，曾国藩把他介绍给何仲高，作为家庭教师，这就可以半教半读了。他一边教何家公子读书，一边自己准备参加全国会试。

　　公元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他虽然会试落第，但诗文却博得曾国藩的青睐，知道李鸿章“才可大用”。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这科正考官是潘世恩，副考官是杜受田、朱凤标和福济。一出考场，他就给母亲写信说：“男春闱应经试，此番文墨，较上科稍为遂心。”他自我感觉不错，遂与其他举子到通州一游，返京后，又蒙皇上恩赐一览御园北海风光，到了四月发榜时，真的高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经朝考后，改为庶吉士。对于这一次的成功，李鸿章很兴奋，兴奋的是他的同学考中者最多。他在家书中说，“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曾国藩也很高兴，他在这一科的进士中，最看中的四个人，称之为“丁未四君子”。这四人是李鸿章、郭嵩焘、帅逸斋、陈鼐。

　　三年后，庶吉士散馆，李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材之所，掌管朝廷制诰、文史修撰等事项。“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入阁为大学士，死后乃得谥文。”

　　编练淮军 镇压起义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一场突然的社会震荡使他不得不以儒生投身军旅。

　　自从道光三十年底（公元1851年），太平军起义于南方，三两年内打到南京，北方也发生了捻军大起义。农民们为了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掀起了全国的反抗怒涛。咸丰皇帝看到清王朝的正规军“八旗”、“绿营”都已腐败，不堪一战，先后任命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到各地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农民革命。其中，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正月，诏命工部侍郎吕贤基以及周天爵前往安徽会同巡抚蒋文庆一起办理团练，李鸿章随同帮办。

　　李鸿章于二月回到庐州。这时周天爵署理安徽巡抚，他入了周天爵的幕府，伴随周天爵在颖州、定远一带防堵义军，参与军事谋划，他先后联络亲弟李鹤章、合肥的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和刘铭传等人组织地方团练，活动于颖州、定远一带，防范捻军的蔓延。同年五月，李鸿章率千余练勇在和州裕溪口与太平军接战，打了一个胜仗。这是他与太平军的初次接触，也是他从军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年十一月，太平军合围庐州城。李鸿章奉命在城外招集团练，驻扎于冈子集。12月17日，庐州城陷，安徽新任巡抚江忠源力战而死，李鸿章向北方撤退，他的老家被太平军焚毁。

　　公元1855年11月，清军攻陷庐州，李鸿章从战有功，受到奖赏。清军乘胜兵分两路，西南路直指舒城、三河、庐江等地，东南路则进犯巢县、和州、东关等地。起初，清军除在舒城得手外，其他各地均因太平军顽抗而受挫。李鸿章参与东南战役，到处碰壁，颇不得志。

　　公元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清军趁机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道路。李鸿章参与了侵占巢县、和州和东关等战役，因功赏加按察使衔。公元1857年12月，太平军两位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皖北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连克桐城、舒城等地，大败清军，击溃李鸿章所部团勇，李鸿章奉母仓皇北逃。

　　李鸿章回籍督办团练，历时五年有余，战场受挫，仕途维艰，“昨梦封侯今已非”。公元1859年1月，怀着悲凉的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李鸿章，终于受到命运之神的惠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入幕不及一旬，曾国藩就决定请他主持编练皖北马队，附于湘军。由于局势的动荡，建立马队的计划以流产而告终。6月，早已移驻杭州的曾国藩，鉴于太平军猛攻景德镇，担心湘军张运兰部不支，急派曾国荃率部往援，并命李鸿章同往。9月，李鸿章又跟随曾国藩至黄州东下援皖，驻军安徽宿松，与屯军太湖、潜山的陈玉成部太平军相峙。

　　公元1860年5月，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一举击溃清军江南大营，随即挥军东指，挺进苏杭。咸丰帝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来支撑危局，于6月初给他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8月，实授其两江总督。此间，曾国藩曾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筹办淮扬水师。清廷却只任命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没有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一职。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抑郁寡欢，暗自嗟叹，只得继续留在曾氏幕中。

　　公元1861年，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斗失败以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加强华尔常胜军；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1861年底，曾国藩派李鸿章先行援沪，这一举为李鸿章创立淮军从而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梦寐追逐“驷马高车”的李鸿章自然喜出望外，以为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公元1861年12月，曾国藩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规定淮军“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曾国藩并调拔湘勇，以加强淮军的战斗力。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淮军部队，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淮军既已组成，李鸿章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4月5日，首批准军韩正国、周良才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各乘一船，启航东下。第二天，李鸿章登舟起行，4月8日抵达上海。此后淮军分批陆续乘船东下，至6月上旬十三营淮军全部抵沪。李鸿章率军抵沪的第十七天，即4月25日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仅仅过了7个月，又由署理而实授江苏巡抚，“从此隆隆直上”，几与恩师曾国藩“双峰对峙”。李鸿章所以能够从一个遗缺道而骤升为封疆大吏，主要是由于他手握重兵和曾国藩举荐的缘故。清廷既欲借重李鸿章的淮军绞杀苏南太平军，又要依靠曾国藩集团保全东南大局。仅过两个月，清廷令李鸿章署理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臣要职的江苏实权人物。

　　李鸿章抵沪就任江苏巡抚后，遵循“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师训，积极“练兵练器”，大大加强军事实力。当时李鸿章虽为一省之长官，但政令却不出上海孤城。连成一片的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沿江连营，深沟高垒，将上海四面包围。待机进取上海的太平军，使李鸿章深感强敌环伺，仅凭原有的十三营淮军无法击退太平军，保住上海，更难以歼灭太平军，“规复苏常”。因此，他当机立断，把募勇添兵、扩军备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公元1862年至公元1864年间，李鸿章就增建淮军三十余营。李鸿章主要采取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众等方式扩充营伍。李鸿章在创立和扩充淮军陆营的同时，也注意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一支淮军水师，拥有五只炮船，随淮军陆营东援上海。李鸿章抵沪后，改编了上海旧有水师防军和苏嘉等地部分水师。除了淮军陆营和水师之外，李鸿章还统率淮扬水师和太湖水师。李鸿章在扩军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以图“自强”。在实践中，他“讲求洋器”，从购买洋枪炮开始，渐趋把购买西方枪炮和自己制造、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结合起来。

　　在上海的李鸿章意识到只有顺应买办官绅之“人心”，结好“洋人”，才能摆脱“孤危”处境，成就绞杀造反农民之“大事”。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前程，而且也关乎清廷的命运。公元1862年5月，淮军程学启等部就同英法联军，常胜军会攻奉贤南桥镇。此后不久，李鸿章会晤英国海陆军司令，“商议如何布置对太平军的战争”。李鸿章在亲近洋人、借师助剿的过程中，格外倚重常胜军。常胜军是买办官绅吴煦、杨坊勾结美国流氓华尔建立的。华尔不仅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战功卓著”，而且以其独特身份起着密切英、法列强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作用。这是李鸿章能够得到英、法各国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的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鸿章待淮军羽翼丰满，便采用“用沪平吴”战略开始向太平军发动进攻。6月中旬，李鸿章率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新桥等地坚守苦战，连战皆捷，捕杀太平军3000余人，随后自上海进占泗泾，李秀成部太平军不战而退，并放弃广富林等处，松江解围。由于上游湘军和下游淮军、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相互呼应，分进合击，以致迫使太平军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8月，李秀成决定亲率大军回援天京，并派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劲旅留守苏杭，伺机规复上海。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所谓“袭忠贼之后而遥为金陵分其势”的战略方针，两眼盯着西线，打算在得知李秀成西线胜败确信后，“再水陆进剿以惊扰之”，或“相机进攻以牵制之”。这年10月底，正当李秀成督军与曾国荃的湘军在天京会战进入紧急阶段，李鸿章的淮军勾结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侵占嘉定，威胁昆山、太仓。留守苏杭的谭绍光，陈炳文等部太平军，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以攻为守，分别从昆山、太仓和青浦出发，会攻嘉定、南翔，进围四江口。李鸿章看出谭绍光等人的战略意图，赶到前线调集常胜军和淮军各路兵将，亲自督战，终于挫败谭绍光等的攻势。这次战役使淮军巩固了在上海周围的统治地位，太平军再也无力挺进松沪，并被迫从西线分兵保卫苏昆腹地。

　　1863年6月，李鸿章统筹全局，决定兵分三路，合击苏州。面对李鸿章的阴谋，李秀成自天京匆匆赶到苏州，与谭绍光等研讨应敌方略。李秀成一面调兵屯驻江阴、无锡间进援苏州，一面准备以攻为守，分兵四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江阴，打破敌人的围攻，转入外线作战。李秀成的应敌方略虽然正确，但却因湘军猛攻天京和天国“内乱猜忌”而未能付诸实现，苏常太平军终于陷入消极防御、节节败退的困境。12月4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敌。公元1865年5月，淮军攻陷常州。

　　李鸿章攻陷苏、常诸城之后，清廷为了早日消灭太平军，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会攻天京。李鸿章深知从清朝统治全局出发，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还是以静观变为佳。曾国藩兄弟一心想独享攻陷天京之誉和占据天京财富，反对淮军染指，但在表面上却装出欢迎淮军会攻的姿态。李鸿章深悉个中奥秘。他虽然没有率军会攻天京，但却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清廷“论功行赏”，晋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军。1864年12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