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著名的就是一代文学大家纪晓岚，曾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总体编纂事务，成就了乾隆帝的“文治之盛”，是乾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顾问。就是这样一个众人景仰、皇帝倚重的人，在数十年的仕途发展上，却始终不尽如人意。在乾隆帝眼中，纪晓岚虽满腹经纶，但毕竟只是一个学者型人才，这类人缺乏经世之才，往往纠缠于事务的具体细节而没有大局观，不可委以大任。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纪晓岚循例迁贵州都匀知府时，乾隆帝以“用非所长”为由将其留在京师，并授予四品衔留为左庶子。当时他的理由还是非常光明正大的：“剧任恐掩佳才”。乾隆五十年四月，员外郎海升殴死妻子吴雅氏。当时纪晓岚任左都御史，他因失察案情而遭到乾隆帝呵斥，话说得非常难听而刻薄：“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态度非常的不屑。正因如此，纪晓岚此后一直混迹于礼部、兵部、都察院，未曾进入到事务性较强、地位较高的吏部、户部、刑部、工部等衙门任职，更别提大学士等职务了。
和珅则不同，他做事圆通灵活，虽属于读书人却行事不受约束，做事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以达到目的为宗旨，政务能力很强。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更表现在对李侍尧等地方大员贪污案件的处理上。乾隆中期的一系列大案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俸禄太少，而应酬却大幅增加，所以往往不够用。清朝制度中，官居一品的大学士的年薪也只有一百八十两白银左右，比苛刻的明王朝还要少，难保他们不贪污。所以这项制度实施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禄薄则廉者不能自润，而贪者以削小民； 秩卑则高才无用表见，而污者苟且流竟以矜侥幸，安望其养廉耻、建功名乎？”虽然有官员建议增加俸禄，以刹住贪墨之风，可惜，康熙还是强行推行开来。
康熙时期，官员们既要来往应酬，俸禄又少，所以贪污之风一直都非常盛行。正是鉴于此种情况，雍正对固有薪给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给地方官员增加了养廉银。所谓的养廉银就是从各省布政司库的耗羡银中抽出绝大部分，按官级和政务的繁简程度等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和衙门公务的开支。实行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止住当时上级衙门对下属的苛取勒索以及州县官对民间的私征加派，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而其实质则是将“灰色收入”透明化。
虽然朝廷不再追究，但是官员得到的银两实际上是减少了。就拿河南巡抚衙门来说，原有各项规例银不下20万两，养廉银制度推行后的雍正三年，只剩下2.89万余两，雍正十年更是减少到2万两。到了乾隆朝，乾隆帝对养廉银额加以调剂，削减督抚养廉，此时，河南巡抚的相关款项只剩下1.2万两。这样一来，养廉银就徒有虚名，官员的开销用度只好靠向下级摊派或横征暴敛维持，以致“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
这还不算，地方上的各级官员还要负担每年向朝廷的进贡以及地方上的临时之需，官员当然不能自己创造财富，所以这些负担都最终落在了百姓的头上，或者挪用公款。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员还不忘捞取好处。这样一来，难免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地方财政其实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李侍尧贪污行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乾隆帝对李侍尧案的出现原因当然是一清二楚，所以，在处理李侍尧贪污问题上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既要严肃处置李侍尧的贪污行为，以达警示其余官员，惩治日益严重贪污问题，又要对这个年年向自己进贡的人网开一面，以免堵了自己的财路。和珅向来善于揣测皇上的心思，可以说对乾隆帝的心思掌握得十分明了。乾隆命他去办理此案，估计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和珅十分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虽然乾隆有心放过李侍尧，但和珅也要把场面做足，免得让人抓住把柄。所以他在努力将李侍尧案件搞清楚的同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大清律的规定，将李侍尧即行斩决，而是提出了处以斩监候的处罚建议。虽然很多大臣对此表示不满，但他仍坚持斩监候的处理意见，给乾隆帝留下灵活掌握的空间，最终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
和珅为了不让乾隆帝过于难看，从而影响到全国的官场大变动，很好地控制了局面，正是和珅这件事办的令乾隆非常舒服，所以和珅此后才日益获得乾隆的专宠。
让主子离不开我
能够让皇帝离不开自己，除了主动表现的卑躬屈膝，获得皇帝的注意外，还要有高明的手段能够抓住皇帝的心，让他离不开自己。这就要求和珅不仅仅要会逢迎拍马、做事厚颜无耻，还要有真实才干，使主子指使你，对于交代给你的事物一万个放心，从而对你产生依赖心理。这样才能把皇帝“牢牢控制在手中”。
很多“正直”的人都认为，像和珅那样只会溜须拍马之流之所以获得皇帝的信任，一定是皇帝被蒙蔽了眼睛。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如果和珅真的能力平平，在有“一代名君”之称的乾隆面前，在人才济济的朝廷上，他根本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也不会平步青云、恣意弄权。仅仅靠拍马屁，也只是让主子认为你有忠心，但不能体现你的能力；只有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种种能力，才能被乾隆青睐。和珅为了不让乾隆认为自己是个“碌碌无为”的钻营之人，他“巧于迎合，且工于显勤”，终于获得了乾隆的宠信。
乾隆特别宠信和珅的原因很多，这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年轻而毫无政绩、功绩的和珅是怎样让乾隆这般看重，以致连年升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有一套敛财的非凡本领，能够设法满足好虚荣、爱面子、好场面的乾隆。
历史上的乾隆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后期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但仍然想给世人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这是一个矛盾，但是和珅总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为乾隆献上许多敛财的办法。乾隆明处下令不要铺张，和珅却怂恿各级官员、各地富商加紧捐贡，既保留了乾隆帝的“廉洁持政”高大形象，同时也为他聚敛了大量财富供他挥霍，乾隆越发自鸣得意。有一段时间，内务府财务紧张，在和珅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国库中的存银也多了起来。于是乾隆更加离不开和珅，逐渐把权力下放给他。这样，和珅在朝中更加有恃无恐。
和珅敛财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和珅独创的“议罪银”制度：官员犯了错误，可以按照程度深浅纳多少不一的银赎罪免去处罚。“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的银两，有八九成是不入国库的，这就为乾隆提供了挥霍的资金。和珅等于是为乾隆建造了一个金库，乾隆难怪这般信赖和珅了。
乾隆统治前期，国力强盛，加上康熙、雍正留下的庞大家底，国库也较为充裕，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的无限制挥霍和恣意用兵。眼看着国库日见难支，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他急需一位能为他广开财路的能臣，和珅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
当时，上自清政府各部官员，下至封疆大吏、知府、知县，以及盐商、行商、票商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和稀世珍宝献给皇上，借此获得更大的功名，这种现象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尤其在皇太后、皇后、皇子公主的生日时，朝廷更是趁机向各级官员和商人们搜刮，而官员和富商也是乐此不疲——反正自己不出一分钱。好面子的乾隆还也曾几次下谕旨，表示反对贡献，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暗地里乾隆的金库照收不误，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不仅如此，就连周边国家如朝鲜、安南、琉球、吕宋、缅甸及英国等许多国家的使臣也进贡了大量珍宝。
和珅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就满足了乾隆奢华享用的需要，乾隆当然十分高兴。就越发觉得和珅聪明、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一刻也离不开了。当然，和珅在这一过程中也趁机给自己聚敛了巨额财产。其实这些钱财既不是这些官吏自己的努力所得，更不是把自己的家私拿来贡献给皇上。他们只有挪用大量国库金银，反过来再向人民巧取豪夺，所以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实际上却下降了。
除此之外，和珅还掌管着内务府和崇文门税关，他对此也进行十分严格的控制。他为了能多收入、少开支，确实动了不少脑筋。我们知道，他是个“吝啬的富翁”，他对于钱财可谓精打细算。为了增加收入，他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他所掌握的重要进财口——崇文门税关设在今崇外上三条至四条胡同之间。明朝时，北京内城九门均设有关卡，向过往客商、官员以及进京举子收取课税。到了清朝，把九门征税，改为崇文门统一征税，另设有几个巡查税口。崇文门税关的税务监督一职应该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但到乾隆时期，皇上为了表示对某位大臣的看重，往往把这一进财肥缺委任给他的亲信大臣，和珅作为乾隆的宠臣自然任了这一职务。
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按税务规定，凡小商贩携带的箕筐、笤帚、鞋袜、米面、布匹、菜蔬、瓜果、食物等物可免税入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在具体操作时并非如此，而是照纳不误。当时京畿一带的商民、百姓入城时，均在帽沿边上准备好两文钱，经过城门时税吏自行拿取，双方并无言语沟通，几乎成了一种“潜规则”。《燕都杂咏》中就有一首诗，讽刺了当时这种现象：“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
崇文门税关不仅负责收税，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如代替宫廷变卖被抄没的王公大臣等人的家奴和财产等。这些都是有油水的衙门，是直属于朝廷控制的肥缺。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所以视财如命的和珅才牢牢把持，一直不愿松手。他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后，又让其子丰绅殷德接任，可谓换汤不换药。
和珅聪敏练达，善于理财，能够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大量金银财宝，供其消费挥霍，又加上他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每每所作所为迎合上意。所以乾隆对他非常满意，对他也很放心，尤其晚年更是达到了“依毗益笃”的程度。当时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由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等多年。曾一度因兼职太多，乾隆忍痛割爱，他辞去户部事务。但不久发生的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紧接着的白莲教起义，军费骤然紧张。“嗣因军需销算伊是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和珅的独断专行由此可见一斑。
和珅在全国疯狂敛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满足乾隆无休止的需要。乾隆五十五年，乾隆80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庆典的主要负责人，他也想乘机打捞一笔。于是让各级官员纳贡，以此讨乾隆欢心。乾隆当然知道和珅的贪墨行为，但在他眼里，只有和珅才是自己最信赖的人，是值得依靠的。
乾隆与和珅在这一点上是相互依靠：乾隆把和珅看成是招财进宝有方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珅则打着乾隆的旗号，发号施令，趁机大捞特捞。乾隆离不开和珅给自己撑面子，和珅也离不开乾隆给自己撑腰，双方对此乐此不疲。
做到侍君如待父
人都是有感情的，和珅与乾隆接触较多，他是真心地爱戴、关怀、尊敬乾隆帝的。他把乾隆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每天都悉心照顾，恭亲服侍，所以乾隆终生视其为最可信任之人，和珅是真的把乾隆当做自己的父亲一样小心伺候了，后来，从乾隆对他的态度也能看出，二人的关系真的已经超越了君臣，情同父子了。
封建君主为了将儒家的仁、义、忠、孝等美德推广天下，总是以身作则，为世人做出榜样。乾隆又是个爱面子的人，更是不甘人后。
每当太后大寿之时，乾隆更总是不惜财力把寿庆办得隆重喜庆，博得太后高兴。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
“十余里中各在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视市廛，绵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满卷屋，九华三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俊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右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箔为波涛纹，甚至一寿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极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镇，则为广杨，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分则小镜数万，鳞彻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奇观也。”
这篇文章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乾隆庆祝皇太后六十大寿时的情景，从街市到亭台楼阁尽皆一一提及，以此表现出当年祝寿的盛境，也可以看出乾隆对母亲极尽人间孝心。
一生爱写诗的乾隆留存下来有万余首诗，其中很多就描绘了母子之间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无限尊敬和爱戴。其中《新正重华宫侍皇太后》中写道：
凤辇临龙阁，新年第一祥。
彤庭增喜气，绿野遍春光。
欣答初韶令，钦称万寿觞。
芬芳兰百合，胜帖燕双翔。
浮服孙曾绕，遐龄日月长，
宫中行乐养，欲以在群方。
这首诗描述了新春佳节之际，乾隆与太后欢聚一堂的热闹情景，同时也有祝福太后健康长寿的真情流露，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皇宫之中难得的其乐融融的场面。另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快霁天中景丽鲜，宜人都为利农田。
轻阴乍晴招惊牖，永昼如迟竞渡船。
斜叶焦云亭畔卷，低枝榴火沼中燃。
五丝彩缕随风俗，愿比慈宁寿不绵。
这首诗描述了五月石榴花开，端阳佳节到来时，乾隆兴致勃勃地与太后到圆明园观赏龙舟的热闹场面，同时也表达了祝福太后万寿无疆的殷殷之情。
于是，为了接近乾隆，拉拢与乾隆的关系，和珅还尽心尽力服侍乾隆的母亲——皇太后。和珅在太后面前总是百倍地尽心，他心里明白，只要能够把太后伺候得舒舒服服，常能在皇上面前夸赞自己，乾隆就一定会很高兴。太后的一个赞许，比那些冷冰冰的金银财宝更管用。
其实，想要亲近什么人，如果能够由他身边的人入手，对他尊敬的人表现出十二分的尊敬，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和珅就是掌握了这种方法，他不仅对太后、皇后恭敬有加，对那些皇帝身边的人，甚至地位远远低于自己的侍从也是低声下气。总而言之，只要那些人能够和皇上说得上话，他都一律小心对待，也好让他们有机会向皇帝说自己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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