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维也纳。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左派市民自卫团等组织为8月23日被枪杀的工人举行葬礼，参加者除工人外，还有大学生、妇女、城市居民等。队伍穿过大街，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向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组织呼吁，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并要求国会武装工人，大力宣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
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威廉·沃尔费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保护人民用鲜血争得的成果。接着又召开了多次类似的民众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离科伦不远的菲林根荒野举行的大会。一万多人步行、骑马、坐敞篷车和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宣布要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伦戒严，所有民主协会组织被撤销，集会权被废止。《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勒令停刊。
《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严重威胁，几位编辑被通缉，资金日益短缺。戒严8天过后，马克思重振队伍，继续把自己剩余的一点钱财大部分投入办报。尽管考虑到自己家庭生计而心情沉重，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因为“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10月11日，马克思同维尔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难，《新莱茵报》复刊了。
维尔特这位戴着袖珍眼镜的幽默小品专家，又亲眼目睹了马克思刺伤了敌人的那种乐趣，在复刊中“小品栏”里醒目地写道：
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令人高兴，
比向那种笨蛋快活地大开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闹剧已经开场，
神圣的科伦城宣布戒严。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猪一样，
普鲁士的大天使们包围了新市场，从那里蜂拥到鸡栏，
又进而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带着如临战阵的队伍，
在隆隆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尽管这时，威廉·沃尔费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迅速返回科伦，协助马克思处理编辑工作。但马克思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得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和工人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同种种糊涂思想与怯懦行为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得向军事机关搞抗议活动，处理如雪片飞来的各地通讯。此外，由于他还受法院起诉的威胁，因此每天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认真对付。
10月18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并设重兵保护。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鼓动大家去反抗。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时，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这时，他正风尘仆仆赶回来了。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坚决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呼吁书：
“……”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226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28天每天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普鲁士政府又起诉马克思，法院传讯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是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
尽管风雪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要供述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查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马克思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了头，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
“国王实行了一场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律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马克思发现好像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证据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是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 abeas Corpus Akte，市民自卫团法。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检察官聚精会神地做记录，他多次停笔去考虑被告的为人。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他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惟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约一分钟，一种少有的、压抑的沉默，直到最后主审法官继续传讯沙佩尔。
沙佩尔和施奈德乐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承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无可奈何。马克思天衣无缝的逻辑思维和毋容置疑的事实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颗颗炽热的子弹……法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氛围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倾向了马克思。
全体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似乎听到了陪审官们在室内发生了无休止的争论。不出意料，送给他的法庭裁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这个月，政府向马克思提起两次起诉，都如此以马克思的胜诉而告终。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大家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忆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容易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其他几位编辑都走进来了。
“朋友，你们不要难过掉泪！”马克思激励地说，“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5月19日的最后一号《新莱茵报》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数千份。人们想方设法用高价从他人手里竞相转买终刊号。
《新莱茵报》就像一团正燃烧的火焰，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
《新莱茵报》“红色终刊号”印发的第一个星期，恩格斯、威廉和斐迪南受到通缉，马克思和德朗克、维尔特要被驱逐出境。5月11日给马克思的驱逐令写道：“《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还命令：“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总编辑用他激动得颤抖的笔编审最后一期稿子。
退还债权人的股金。
发放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资。
支付纸商的货款和通讯员的稿酬。
为通缉的战友筹划好盘缠和生活费用。
……
马克思和燕妮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出来了。
全家剩下的一点东西就是燕妮身上最后一件银器，出走前也不得不立刻送去当铺用于旅费。
马克思最大的痛苦是离别祖国。可现实摆在马克思面前的又是只有流亡的这惟一出路。
马克思这位政治流亡者、通缉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他化名M·拉姆博次。
他在巴黎的战友，战斗生活中那结成深情厚谊的战友呢？
海涅病得很重，连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从靠背椅到床上去，都不得不扶着墙壁走……
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斗争已经结束，军事法庭分设在曼海姆·弗莱堡和施塔特等地。
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时担任费赖沙尔·维利希的副官，他的命运还不知怎样？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还一直没有听到恩格斯的消息，终于在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兴奋地带着喜讯冲进房间里，她说：“弗里德里希还活着，他在瑞士的韦维。你自己看信吧，他在信里写了什么？”
马克思从她的手里夺过信，迅速地浏览一遍，然后又仔细地、反复地读了几遍，他忽然纵声大笑地说：“他还在担心我，我有可能逮捕……我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他笑出了眼泪，“我亲爱的，你自己也这样子，怎么还老为我感到不安呢？！”
这时，燕妮也流泪了。马克思蓦地抱着她，就像是抱住了恩格斯……
这一夜，马克思没有怎么入睡，噩梦一直折磨着他，他好思念他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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