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孙武执意不肯出山，伍子胥跪于孙武膝下，大放悲声，只哭得天悲地泣，孙武于心不忍，躬身将伍子胥搀扶起来，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孙武出山是有条件的，只助吴王称霸于一时，不成全其吞并列国而有天下。在孙武看来，阖闾虽胜王僚十倍，但非尧、舜之主，随着国势的增强，声威的提高和扩大。必将骄奢专横，霸道肆虐。正所谓伴君如伴虎，智者不为。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孙武预见得千真万确。其实，何止阖闾这样，封建君王无不如此，只是程度稍有不同罢了。被誉为“金口玉牙”，“真龙天子”的美称，便是专横霸道的代名词。当打天下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可以视民如水火，群臣为手足，不仅讲仁讲义，讲礼贤下士，而且躬身实行之。然而一旦登上了龙墩宝座，掌握了生杀大权，有几个能不视民若草芥，臣僚为群氓的呢？也有的君王，堪称十足的天才，他们说了许多富有哲理性的好话，甚至自成体系，遂成理论。应该说，这些话是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然而全是拿来教育人，让百姓去实行的，他自己却并不受这些理论的束缚，照这些闪光的好话去做，而是恣意妄行，为所欲为，常常与之背道而驰。又其实，何止君王这样。凡有些权势者多半如此，他们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自己的辖区视为己有，这里的百姓是他们的奴仆，这里的土地、资财是他们的产业，他可随意宰割、驱使、挥霍。对上，他们奴颜婢膝，巴结奉承，以博欢心；对下，他们独裁专制，横征暴敛；对纵横左右，凡对我有用者，尊之，敬之，乃至跪在足下，称老子，喊爸爸，皆无所不可；凡对我无用者，或有求于我者，则骄之，横之，无奶不是娘，生身父母，也翻眼不认亲。孙武的今番出山，虽然是为吴国效劳，也是为伍子胥出力，他念伍子胥一门忠良，惨遭冤害，有家难归，有国难投，不忍心坐视不管，而且日前曾有过许诺，不能食言，同时也在解救楚国的忠良臣民于倒悬，让其将来得一明君。当然，孙武出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这便是实践《兵法》十三篇，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修改，完善。这一目的只有孙武自己心里明白，不能言与他人。
伍子胥无话可讲，只能唯唯听命。因为有言在先，后来孙武统帅吴师，西破强楚，威震中原，在阖闾变得越来越骄横的时候，毅然辞官归山，任凭阖闾封以高官显爵，无济于事，伍子胥也不好开口挽留。
双方将话谈妥，当即收拾行囊，乘小舟回穹窿，留家奴在岛上退典草堂。回到家中，孙武吩咐摆酒，款待挚友伍子胥。伍子胥则从身边取出礼单，叫当差的将礼物呈上。孙武并不谦让，照单全收，一部分留作妻小度日糊口，一部分令妻子给他新结识的诸多新友。酒饭过后，孙武安排伍子胥早些安歇，自己与妻子话别，对家务略作料理。
夜是宁静的，孙武与妻子田淑贤的心却颇不平静，仿佛跋涉于崇山峻岭之中，颠簸于惊涛骇浪之中。每人都是一个矛盾体，孙武夫妇自然也不例外。田淑贤非慕将门权势和富豪，而是敬其数代有功于国，施惠于民；非喜孙武的英俊潇洒，而是爱他的聪明才智，少有大志，气度不凡。她支持情人为写《兵法》而遍游九州，考察古战场，一次再次地推迟婚期，自然是为了将来成就一番大业。然而公爹遇险，一家人惶恐不安；数月颠沛流离之苦，使她对丈夫的业绩和功名失去了追求，安于过眼下这种清贫无为的生活。可是人生在世，尤其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像躲在洞中的老鼠一样苟且偷安吗？人人苟且偷生，才智尚有何用？平庸与伟大岂不是相等了吗？这纷乱的世道又会发展到哪里去呢……她心中泛着波澜。
孙武何尝不是如此，看上去，他的心像三月的太湖一样，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他每天哼着小曲出门，垦殖，饲养，打柴，采药，垂钓，归来与妻小围桌共餐，约友人来草堂饮酒，聊天，谈笑风生。实际上，这不过是以此来掩饰胸中的痛苦、烦恼与不安，他的心中犹如台风袭来的太湖，正阴风怒吼。波浪滔天，起伏迭宕，一刹也不曾平静和安生过。他为什么常常冒雨出湖，逆风泛舟，悬崖垂钓，难道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吗？不，断然不是，而是这种不平静心境的具体写照。坐在硬梆梆的礁石上，任狂风撕扯，暴雨浇灌，巨雷轰顶，眯起双眼，望着茫茫湖面，澎湃的浪涛，遨游的苍鹰，戏浪的鸥鹜，远去的帆影，他都想到了些什么呢？想到了太湖的胸怀，浪涛的气魄，鸟类的胆识，渔人的勇敢，想到了自己的狭隘、怯懦、卑微与因噎废食，这两者在挑战，在争斗，在拼搏，在撞击……
白天，孙武跟伍子胥谈的无志于功名利禄，无意再过问世间的战事，并非全是虚情假意。寻找不肯出山的理由与借口，而是心灵深处泛起的沉渣，这沉渣又常常为汹涌的波涛吞噬，掩埋。这不，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孙武的房间里，依然亮着昏黄的油灯，深山密林之中，这油灯显得特别诱人，特别明亮。灯光下，田淑贤正在一边为丈夫打点衣物，以便明晨及早上路，一边唠叨这些夫妻说过千遍万遍的陈词滥调，似乎是想以此来阻止他出门远行。孙武听了，掀起轩然大波，将这些几个时辰前自己还曾泛起过的沉渣吞没。他说，自己曾嘲讽儒家的理想主义，把美好的愿望当现实对待；曾鄙薄道家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反对斗争，倘人人都隐遁深山，修炼成仙，衣食何来，正义谁申，邪恶谁除，社会还怎么向前发展？因而他要从现实出发。总结历来的战斗经验，足迹遍及七江八河，三山五岳，考察古战场，著《兵法》十三篇，以指导天下的有识之士，用战争来驱除邪恶，消灭战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以实现工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主张。即是说，兵家和儒家都是积极入世的，其最终目标一致，都是奔向“仁政德治”、“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但实施的手段、方法、步骤，所由之路却大相径庭，儒家靠的是“仁、义”的政治说教。兵家靠的是战争的威力。其实，儒家也从未离开过战争的实力，即以孔丘而论，驱除阳虎，夹谷会盟，堕三都，等等，有哪一点离开过军事实力呢？要兴师用兵，就必有血腥，就一定要付出代价和牺牲，怎么能因为父亲政治上的一点不幸遭遇，自己前进途中的一点坎坷而就畏首却步，滑进自己所鄙薄的避世泥坑呢？几经奔波、周折的辛劳，《兵法》十三章是写成了，而且来吴后，根据南国水乡的特点，作了充实、调整和修改。可是这《兵法》究竟怎样？它能行之有效，指导战争取得胜利吗？孙武对妻子说，骏马需驰骋于疆场，倘总系之于厩栏，与毛驴何异？宝剑需试之以坚韧，倘总匿之于鞘，哪怕它锋利得削铁如泥，又有谁知？跟废铜烂铁有何不同？《兵法》不是陈于橱拒，摆于几案的古董，赏于股掌的玩物，而是用来指导战争的，总这样隐居深山，不过问世间战事，如何能试其真伪呢？至于说到无求于牵，无求于利，不贪图荣华富贵，因而，便不肯出山，那也太自私自利了。一个尧舜一样的圣贤，本来就不该以个人的私欲为念，而应该想到整个天下的安危，百姓的疾苦，社会的未来，为之而奋斗，而奉献。说到这里，孙武又引导妻子田淑贤一起回顾了几位上古时代的为人崇敬的英雄，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今日之大千世界，人们才永远不忘他们，怀念他们，以他们为光辉榜样，甚至修庙宇，塑金身，四时奉祀，传至万古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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