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还要求将领们显贵而不骄傲，委以重任而不独断专行，危而不惧，每一个行动都像璧玉那样不可污。孙子指出，为将帅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可能被敌诱杀；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急躁易怒，一触即发，就可能因被敌凌辱而妄动；洁身好名，过于自尊，就可能因被敌侮辱而失去理智；只知“爱民”，就可能被敌烦扰而陷于被动。这几点是将帅易犯的过失，是用兵的灾害。军队的覆灭，将帅的被杀，都是由于这五种致命弱点造成的，这是为将帅者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为将帅者，必须正确处理与国君的关系。孙子指出，将帅指挥作战，受命于君，将帅征战的目的，在于安国辅君，因此，对君主负责，是将帅的职责。
将帅受命之后，不能时时拘谨地机械固守君命，应该根据战争实际进程有所权变。要通晓九变的好处，有的道路不要通过，有的敌人不要攻击，有的城邑不要占领，有的地方不要争夺，有的君命可以不执行。
在给将领讲课的同时，孙子还直言不讳地告诫阖闾，国君可能贻害军队的有三种情况：不知军队之不可前进而命其前进，不知军队之不可后退而命其后退，是谓束缚军队；不知军队内部之事务而干涉其行政者，则军士迷惑；不知用兵之权谋而干涉及指挥，将士必生疑虑。三军既惑且疑，诸侯必乘隙攻击，灾难至矣，是谓扰乱我军而导致敌军胜利。
如何对待部下，如何对待士兵，是为将者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孙子强调了两点，一是“爱兵”，二是“愚兵”。
孙子说，将帅对待士卒能像母亲对待婴儿一样亲爱，士卒就能跟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待士卒能像父亲对待爱子一样关怀体贴，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死，共患难。即使对愚鲁和桀骜不驯的士卒，也要给予温情，以爱心待之，决不能嫌弃和鄙视，也不可以刚御实，正如兵法所言：“柔以克刚，弱以制强。柔乃德也。”爱兵包括着严格要求和正当使用，如果对士卒过分厚养和一味溺爱，而不能令使，违犯纪律也不能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就会变成“骄子”，难以冲锋陷阵。
“愚兵”是使士卒绝对服从，盲目服从。孙子说，统率军队要沉着冷静，幽深莫测，严肃认真而有条不紊。蒙蔽士卒之耳目，使其对军事计划毫无所知；改变任务，变更计谋，令人不能识破；常变驻地，行军迂回环绕，令人无法推测我行军意图。将帅赋予军队的任务，如登高而去其梯，令其有进无回。率部深入诸侯之地，要像击发弩机，使箭一往无前；破釜沉舟，以示必死之决心；若驱群羊，驱之往，驱之来，令其莫知所之。
经过理论学习和再次军事实习，吴军中的各级指挥员，业已用《孙子兵法》武装了头脑，提高了军事素质，增长了指挥才干，孙子见了，暗自欣喜。有道是耕耕耧耧下地看，好马需到疆场上遛遛，孙子决定立即兴师，铲除掩余、烛庸二余孽，消灭钟吾（今江苏省宿迁县北）与徐国（今安徽省苻离集），以试士卒的战斗力和将领们的指挥水平。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提起铲除二余孽，讨伐钟吾与徐国，不消说吴之举国上下，全军内外，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但在兵力部署上却产生了分歧。孙子提议，封伍子胥为大将，伯嚭辅之，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北上伐徐与钟吾。伍子胥说：“徐与钟吾，不堪一击，杀鸡焉用牛刀!”
伯嚭说：“除掩余与烛庸，若瓮中捉鳖，元帅何须如此兴师动众!”
夫概说：“徐与钟吾皆小国，遣使往索逋（bū）臣，彼不敢不从，何须劳师袭远!”
徐与钟吾乃楚之属国，在今江苏、安徽交界处，洪泽湖北面一带，与吴接壤，它们均为小国，民穷兵少，与别国交战，十有九败，对此孙子了如指掌。此番兴师，看来矛头指向徐与钟吾，旨在讨伐逋臣，铲除余孽，断楚之翅翼，实则与楚交战。孙子料到，吴师的声势如此浩大，掩余与烛庸决不敢迎敌，必逃亡楚国。楚将怎样对待吴之叛臣，是收留还是驱逐呢？会不会派精兵强将助掩余、烛庸迎击吴师，以报鸡父之仇呢？再说，楚见吴灭其二属国，能坐视不问，袖手旁观吗？须知楚国地方数千里，周围附庸十余国，人民富庶，国力雄厚，战备充足，子西、囊瓦、沈尹戌、武城黑、子必等皆有万夫不挡之勇，且智将若天上繁星，岂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孙子正想借此机会，探水之深浅，以便将来伐楚不致被淹。孙子将自己的这些想法与用意言于吴王及众文武，自然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于是择吉日挥师北上。
果不出孙子所料，掩余、烛庸获悉吴以兵法大家孙武为元帅，伍子胥、伯嚭正统帅水陆大军向徐与钟吾进发，吓得魂飞魄散，匆匆相约降楚。他们恐楚不受，重金贿赂楚之右尹囊瓦。楚昭王读了掩余与烛庸的降书，似手捧刺猬，十分为难，忙与囊瓦商议如何对待吴之降将。囊瓦故作慎重考虑，说道：“公子光杀王僚，篡权夺位，除庆忌，巩固政权，为除后患，今又来讨伐掩余与烛庸。吴之逋臣为求生路而降，我无拒绝之理，且彼带数万兵丁，于我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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